傍晚,大民拖着疲惫的身子一回到家,妻子就告诉他大姐又来电话了,又在催他们快点儿回去,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就这几天的事儿,赶早不赶晚。
大民早就厌倦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他和妻子都没有一技之长,也就一直没能找到可心的固定工作,不是老板过于苛刻,就是工薪太低,再不就是同行多抢不上活儿。所以,这些年他们总是不停地搬家,至于搬了多少次了?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楚。现在,女儿都快六岁了,眼瞅着该上学了,依目前的状况,根本就没有让女儿上学的条件。所以,为了女儿,他们也必须回去。
那天,一听说要搬家,女儿首先高兴起来,还一个劲地催问爸爸要往哪儿搬。也不知为什么,每次搬家女儿都显得特别高兴。也许,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也埋藏着一个美丽的梦吧!而她的那个梦,她又幻想着会在某一次的搬家之后得到实现。
“咱们这回可不是搬家,是——回——家!”大民爱抚地点着女儿的鼻尖儿,一字一顿地说。
“回家?哪儿才是咱们的家呀?”女儿疑惑了。在她的概念中,只要是父母生活的地方,就是她的家。可是······
“你忘了吗?咱家在向阳农场呀!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才能到呢!”也难怪,他们离开农场时,女儿只有两岁,还没开始记事儿呢。
夜里,大民和妻子辗转难眠。
“大民,你说咱们回去真能种上地吗?”尽管妻子已经同意了大民的决定,心里却还是空落落的。大民清楚,她心里还没消除那个阴影。2003年,农场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他们家就是因为种不起地,才携家带口出来“闯江湖”的。
“大姐在电话里不是说了吗?这一轮土地承包是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按户口分地,一包六年,没钱的农场帮助贷款,确保每个人都能种得起地。说不定农场就是想帮助咱们这样的弱势群体呢!你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咱们还犹豫个啥呀?再说,女儿也该上学了,为了女儿,咱们也必须把生活安顿下来,不能再跟没娘的孩子似地到处流浪了。”
于是,在历经三年的异乡漂泊之后,怀着梦想和希望,大民带着她的妻子和女儿终于又回到了向阳农场。
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却是当头一棒。
农场在随后下发的文件中,推翻了原来的政策,明确规定“长期在外人员,不参加基本田分配”。这个文件,大姐也是昨天才看到的,知道后就马上给大民打电话,可是这时候大民一家已经登上了返乡的列车。
“要不咱们找队长商量商量,既然人都来了,看能不能破例照顾一下?”大姐也是一脸的焦灼。
于是,大民就和大姐一起去找队长。队长五十来岁,叫尹德福,五大三粗,样子挺凶的,一天到晚总阴沉着脸,好像谁都欠他好多钱似的。尹德福大帮哄那年月就已经是队长了,有一年他跟石头打架,把石头惹恼了,石头就举报他滥用职权用公家的建筑材料盖私房,倒卖公粮等龌龊事,农场查证后停了他一年的职。可是,尹德福不知走了哪门子关系,一年后又走马上任了。石头自然受到报复,挨训受罚是家常便饭,只得远走他乡打工去了。大民是石头的好伙伴,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牵连,偶尔会成为尹德福发火消气的整治对象,尽管大民的外出打工是另有原因,但是亦不乏年轻气盛不甘受气的因素。
这回,尹德福同样没给他好脸子: “头一轮包地你们不包,怕承担风险,现在看种地挣钱了,都来包地了,你以为农场是你们家开的?想种就种,不想种就不种?”
大民一下子全明白了,就是因为他们当年抛弃了农场,农场现在就有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这些流浪成员都不再是农场的一份子了,被农场永远地抛弃了。
大民神情悲凉,心灰意冷,刚刚燃起的一点儿希望,霎那间便又灰飞烟灭。愤懑、悲伤、茫然、委屈,一股脑向他涌来。当年离开农场时,他家全部的积蓄也不过两千多块钱,生活开销都不够,怎么种地?贷款吧?又说家里太穷没有风险抵押不具备贷款条件;想找人担保,人家又不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再不外出打工,一家三口又该如何生存?!
于是,大民决定去找场长理论。
进了办公大楼,大民没有理会值班门卫的询问,蹬蹬噔直奔四楼。大姐告诉他场长就在四楼办公。大姐还说用不着理会门卫,那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要是拿他当一盘菜,啥事儿也别指望办成。
可是到了四楼大民就傻眼了,一溜的房门全都紧闭着,而且没有门牌。哪个门才是场长的办公室呢?大民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敲开一个门。可是······不是。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打听:“请问场长办公室在哪儿?”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我不清楚,你再到别处打听打听;再敲开一个门,还不是,人家又叫他到别处打听。一连三四次,他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接着,大民又来到了下一个门口。可是这一次,她抬起的手却犹豫了,一个念头就像魔鬼似地从他的心底里冒了出来:场长也是你这个小百姓想见就见的吗?!于是,大民浑身就寒冷地猛一激灵,原有的那点儿勇气也顿时没了踪影。瞬间产生的自卑和怯懦,迫使她仓皇地逃离了机关大楼。
······天阴沉着,厚重的乌云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将大地砸得粉碎。大民避开公路,迎着刺骨的寒风,在空荡荡的大地上拼命地疯跑。泪水,止不住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不停地奔涌出来。
“爸爸,咱家又要往哪儿搬呀?“
“咱们这回不是搬家,是——回——家!“
“回家?那儿才是咱们的家呀?”
“你忘了?咱家在向阳农场呀!要做一天一夜的火车才能到呢!”
而此时此刻,向阳农场就在自己的脚下,可他却再也找不到家的感觉了。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开始在她眼前疏远起来、模糊起来、陌生起来······他感到心力交瘁,从肉体到灵魂,仿佛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老天呀老天,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为什么让我活的这么累、这么难啊!”站在一处峭立的悬崖顶上,大民痛苦地嘶喊着。此时此刻,他真想跳下去,真想让自己过于劳顿的疲惫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和解脱。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打住了这个念头。接着,泪水便在一次涌出了他的眼眶······
又该向故乡辞行了,大民的心情即沉重又迷茫。他不知道何处才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何处才有他们温暖安定的家。
“这以后的日子你们可怎么过呀!”在村头分手时,大姐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大姐,你就放心吧。其实,在外面混也没什么不好,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细想起来比种地强多了。”大民故作轻松。在大姐面前,他本来还想笑一笑的,可是,他却笑不出来。
路上,飕飕的冷风夹着零星的雪花追赶着为他们送行。
一家人走出很远,大民又回过头,他想再看一看这个曾一度令他魂牵梦绕稔熟于心的所谓的家园,却发现大姐还站在村头一动不动地张望着。是啊,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作为自己的亲人,她又怎能不忧心牵挂呢?!
妻子依然愁眉不展。从昨天到现在,她几乎一句话不说。
“妈妈,咱们找不着家了是吗?”女儿趴在妻子的背上,小心地问着。
“······”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呀?”
妻子“哇”地一声哭了。哭声哀怨凄凉,揪人心肺。
大民的身体也开始抖动起来。他快走几步,拉开了跟妻子的距离。她不想让妻子和女儿看到自己的眼泪······伴着步伐的沉重节奏,搭在他肩上的两个行囊也在不停地摆动着,仿佛传递着主人痛离故乡的无奈和悲凉。
“大民,等一等!”
突然,一辆小轿车迎面开来,停在了他们面前。接着,从车里跳下一个年轻人叫住他们。
原来,那个年轻人就是石头,他的情况跟大民差不多,也是在外打工多年,想回农场种地的。因为农场突然变卦,拒绝接受他们,于是他就找分局局长上访。因为门卫不让进院,石头就在外面等,可是他一连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抓到局长的影子。后来还是一位退休干部莫样的老人给她支了一招,让他找省台民生节目的记者。省台的记者来了,摄像镜头前,分局长很是平易近人,亲自为每个人端茶递水,然后就打电话过问此事,并明确表态: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们这些长期在外人员,必须妥善安排好他们的生产、生活,因为,农场是他们永远的家。
这时,分局长在随行记者的簇拥下也从车里走出来,他紧紧地握住大民的手说:“年轻人,你受委屈了——都是我们工作的失职,在这里,我向你道歉。”
泪水再一次从大民的眼睛里涌了出来,他激动地喃喃着:“我回家了,我回家了,我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