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戏台

无论时间跨度多大，历史的陈迹总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就像许多老而弥坚的长者一样，活得越久，岁月赋予他的故事就越多，故事越多，他存留的理由就越充分。普通遗物尚且如此，戏台这种整日与感情发生瓜葛的地方更有酝酿故事的可能性了。我要说的是我们村里的老戏台。它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现在虽然残破如衣衫褴褛的乞丐，但高大的内部架构依然结实如初。不过与周围通体贴着光亮瓷砖的民房极不协调，于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堆放杂物的场所，木料、石子、砖块拥塞期间，昔日的旖旎风光随着时代变迁沦为尘满面、鬓如霜的落魄样子。再往后，听说我们整个村子还要拆迁，建工厂，实行城镇化。到那时，戏台可能真的要寿终正寝了。

顺着有关戏台的记忆，很容易抵达那些行将模糊的岁月。一到晚上，大红大绿的帷幕、灼灼逼人的舞台灯光，把村委会的院子打扮得过节一样热闹。人们吃过红薯稀饭、包谷面馍、自制的腌白菜后，就急急地搬着长凳到戏台下占位置，在凳子腿下垫砖头。我和发小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买五分钱一串的糖葫芦，去戏台侧面的小房看演员化妆。演《洪湖赤卫队》韩英的竟是我们学校的燕老师，她满脸的痘痘一画上浓妆，就漂亮得跟画上的穆桂英一样。我尤其羡慕的是张副官，一身灰色的军装，大檐帽，腰间扎着宽宽的牛皮皮带，皮带扣子锃亮，左肩至腰部斜斜地挎着武装带，最叫人心痒痒的是皮带上那只三角形的牛皮枪套，里面是一支乌黑油亮的塑料手枪。那时我意识里闪过一丝可怕的念头，偷了那支手枪，埋在后园的枣树下。但是一听说大檐帽下的张副官就是我们以厉害著称的体育老师，我急忙打消了那个念头。

《洪湖赤卫队》是著名歌剧，演员在村里挑了又挑，所有的角儿都有了合适的人选，唯独“手拿碟儿敲起来”的小红左找右找都不合适，不是脸蛋不如意，就是嗓子跟破锣瓦罐一样。后来只有到邻村借小红了。小红来了，还没有化妆就招来一群社员的围观。女孩15岁左右，穿一件常见的花格格上衣，一圈圈用缝纫机轧过的涟漪状的补丁在凸起的屁股蛋上分外显眼，不过丝毫没有影响到那张灿烂的苹果脸和乌黑眉毛下一双灵光闪闪的大眼睛。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小姑娘的试唱开始了，她挺着胸部，雪白的脖颈又细又长，明亮天真的大眼神毫不羞涩地直视观众，那首《小曲好唱口难开》在她甜美响亮的嗓音中像明媚的春光、涓涓的小河、婉转的黄莺。人们在刹那间被小姑娘的沉着大方美丽震惊了，瞬间的沉默后，是一阵粗暴的叫好声和起哄声。恶作剧的人们从后面猛推前面的人群，一名青年抵挡不住突如其来的冲击波，瞬间扑到了小红的怀里，这一下大院中炸了锅，揶揄猥亵的笑声让小演员捂了脸冲向化妆室。那个被推到姑娘怀里的小伙子满脸通红地回头大喊：谁推我是狗！

正式开演后，男孩子们一心只等着等看打仗的场面，台上的演员一举枪，幕后的工作人员就把摔炮往地上一摔。这时我们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游戏就是把提前买来的摔炮跟着一起摔，于是演员一举枪，台上台下的炮仗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总领班嫌影响了舞台效果，猛虎一般从化妆室跳了出来，满院子追赶我们这些没有笼头的野马，可是他老胳膊老腿哪能跑过我们，没几步就让地上电线绊了一跤，几个管事的扶着他爬起来，拍着浑身的土，老家伙气急败坏地叫：快叫民兵排长，抓这帮小猴崽子。这时候我们往往躲在黑暗的角落正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孩子们大多数时候是听不懂或者根本不愿意听戏词的，但演到韩英唱：“秋风阵阵，湖水浩荡”时，那几句却十分清晰地传到耳朵里，我心头一震，静下来时，脑子里总是回响着那一声高亢悲凉的旋律，总有一片辽阔的湖水在秋风里延伸着，想着那戏词原来也和文章诗歌一样奇妙，总把人领到一个纯净无比的空间。我想，那就是最初的感动。

在样板戏、红色经典的浪潮中，社员们的意志像在熔炉里冶炼过一般，夜里看戏，白天照常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修渠、开荒、耕种的生产运动中。

电影取代了戏剧之后，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戏台的意义仅在于把一块银幕的四角拴在他的房梁上，成了故事之外的附属品。在那块数丈阔的平台上，没有了铁血英雄们的慷慨激昂，没有了才子佳人的月下唱和，没有了战马嘶鸣刀光剑影，没有了胡琴幽咽鼓乐喧天，没有了“王超马汉喊一声”，戏台一下就落寞了，像一位风光不再的老人，在渐行渐远的光阴的背阴里独自感叹着，咀嚼着，回味着。

终于，连电影也曲终人散的时候，老戏台真的要在苟延中度过它的风烛残年了。我走过这座曾经承载了一个时代记忆的老建筑时，心中是无限的酸楚，再过一些时日，它也许真要原地消失了。关于它的故事也会从人们记忆中消失吗？那一幕幕光彩照人的演出，一声声撼人心魄的唱腔，一双双纯净虔诚的眸子，倾诉的是一代人心灵的发声，透射的是一个时代的精致的缩影。没有了回忆，生命也就失去了最动人的光环。

                                 原载《陕西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