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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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祝福》里写道：“鲁镇永远是过新年”，似乎人们一年到头的忙碌，都是为了年末这一刻。在我的故乡渭北韩城，从记事起，春节的礼仪已演化到非常简捷。腊八过后，并没有大操大办年货的，年味其实不过就是孩子们添一身新衣裳、一串炮仗、几角压岁钱、几顿能解腹中清苦的大年饭。遇到年成不好，新衣、压岁钱皆可免去，唯独少不了大年初一的这顿多了荤腥的伙食。
也许是出身小门小户、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原因，多年以来，我总认为餐桌上饭菜的丰盛超过人们食量是一种极端的罪恶，似乎只有物尽其用才足显一粥一饭之不易、农桑稼穑之艰辛。等到后来读过《红楼梦》的《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回后，方知饮食之于平民仅止于果腹，而于诗礼簪缨之族已上升为一种高贵的“文化”。况且平民也有贫富之分，个中之情自然因人而异。不过在当时农村，情形似乎总是整齐划一的贫困。
每到年底，一年的口粮早已告罄，母亲便忙着张罗过年的吃喝。有一年收成不好，又恰逢着亲戚家一桩重要丧事的祭礼，需要24个祗福（祗福是用面粉蒸的用作祭奠亡灵的圆形馒头）的重礼。无奈，母亲只好向并不宽裕外婆家借了40斤麦子。蒸馒头用去了将近一半，母亲就用剩下的20斤小麦换了40斤糜子，准备“摊鏊馍”（糜子面烙饼）的事。那是当时农家在年末常进行的一项炊事，粗粮价廉耐饥，作为储备口粮是比较划算的。
除夕将近时候，院子里搭起一副临时灶台，上面是六只黑油油的小铁鏊，有瓷碗口那么大，中间凸起。糜子面被和成一大盆稠粥状，灶下是玉米秸燃起的熊熊火焰。几个搭帮手的邻里妇女和祖母、母亲围着炉子忙开了，一个人用刷子给鏊底上刷油（防粘锅），另一个人用大勺舀了面糊糊向鏊里一倒，吱啦一声响，旁边的人赶忙扣上盖子。片刻之后揭开，一个人用铲子铲起半边烙黄的饼子，翻过来再烙另一面。六只鏊一起摊饼，几个人有时也忙碌得应接不暇。此时，糜子面的香味就弥漫开来。邻里的同伴们都围着暖烘烘的焰火，追逐玩耍兼拾柴添火；院子里溢满笑声，炉火映着人们通红的脸，透露着过节前的喜悦。烙好的饼子有巴掌那么厚，泛着金黄色光泽，如同一轮满月。吃在口里酥软香脆，有一丝甜甜的味道，夹上腌菜、油泼辣子就是一顿美餐。还有一个惯例，就是把那刚出锅饼子趁热对折一下，为了夹菜方便，因为糜子面放冷后就会僵硬发脆。那一天，大人们不拘是哪家孩子，一律随意吃。后来，粮食自给后，这道难以忘怀的乡俗景观就烟消云散了。
我十六岁时离家外出求学，常年在外奔波，乡俗渐渐淡漠，人情世故倒是积累了不少。一年忙碌下来，到了岁末，看看日历进入倒计时，才忙着盘算回家过年。订车票、必要的聚会、重要的亲朋好友的礼物，算到最后总是入不敷出。于是在踌躇中花掉最后一笔开销后，才懒懒地踏上归途。我常常是在除夕的暮色里踏进村子，那时耳边已响起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巷子里少有行人，烟灰色的远山，熟悉的炊烟味，一切记忆中的情感就鲜活起来。
父亲早已贴好对联门神，祭神的供桌也已摆好，只等着我们兄弟一进家门就放鞭炮。父亲总是像做功课一样做着那些年年不变的套路，母亲则在厨房一样样准备着过节的熟食。暮色渐浓，电视里传来春晚喧闹的歌舞，我们都挤在母亲的小屋里。有儿子在身边时，父母总是兴高采烈的样子，什么精彩的节目也吸引不了他们。那些絮叨了千百次的话总是萦绕在耳际：“工作顺不顺心”、“身体好不好”、“钱够不够花”、“想吃什么给你做”……。片刻的欢笑声之后，一屋子人又各干各的去了。妯娌们聚在一起拉她们的话题，孙女、孙子们早已疯跑得无影无踪，屋子里只剩下了父母两个。走过空荡的院落，隔窗看着一对白发苍苍老人傻傻地盯着电视，脸上虽有笑纹，却是机械刻板的。想到那些儿孙们不在身边的日子，他们就是这样度过每个黄昏的，一阵心酸袭上心头。那一刻我想，无论清明节、中秋节，节日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对神灵或死者的敬畏，而在于与亲人的团聚。父母在，家还在，无论前程如何，趁着他们健在，多回来几次就是人生最大的宽慰。
城市的春节与乡村是有天壤之别的。那里有装饰一新的风景树，有玲珑剔透的灯展，有公园和商场里五彩缤纷的人群。有时想，世界上本没有城市，只是一些乡村的人聚在一起才有了城市，它更像是人生的一个大驿站。我在城市的时间远大于乡村，每到年关，还是不由得想起回家。期间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春节滞留城市，但每到一处，心总是空落落地悬着。想起熟悉的乡音，想起柴火味的炊烟，想起暮色里的远山……，我想，这也许就是乡愁吧！
原载《中国大唐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