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的太阳

我的记忆是夏日的麦田，在收割机没有普及的年月。老天爷偏不放过这些可怜的农夫。我和父辈们挥舞着镰刀，弯腰90度，在一望无际的麦浪里做着一种类似蛙泳的姿势，头顶是炉火一般刚猛的烈日。农民在收割的日子，眼泡里都充盈着血丝，胸口是满腔怒气，似乎他们从来不愿看到麦子成熟后直立的状态，将浑身的力气都宣泄在镰刀寒光闪闪的末端，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着每一块田垄每一道沟坎。实在累垮了，我就站直身体，捂住眼睛，让光线的芒刺从指缝间流泻到视网膜上，黑暗中便会有一团团橙色、火红和青紫的色彩交替变幻。

要是站得稍久一点，就听到父亲在前面大吼，懒骨头，又站桩了！那时的父亲，恰似正午的骄阳，他暴烈灼人，动不动就用大巴掌拍我们屁股。说真的，那时我真想美美打我父亲一顿。可我知道不是他的对手，连我弟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弟弟边挨打边大声叫骂着他的名字；我暗暗佩服弟弟的胆量，心里说骂得好；我胆子小，大多时候只能默默忍受着那厚硬的巴掌，心里自责：谁让你不热爱劳动？

那年我12岁，弟弟10岁，我摔跤一次也没赢过他。父亲说我没力气，以后肯定成不了气候。我压住满腔怒火忍了，可是我不能忍的是他硬是把种庄稼这种事强加给孩子们，稍微偷一下懒都不行。说真的，并不是我非常厌恶劳动，是因为没有享受到过劳动的乐趣。我们老师说的，要像牛一样去劳动，你才会感到劳动的乐趣。可我没有感受到啊，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不劳动？要是大家都热爱劳动，发明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干啥？

我就是聪明得太过头了，所以早早显露出与同龄孩子不一般的才能，尤其在读书方面，别人三天背不过的课文，我用一堂课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四年级的时候，我能把48册《三国演义》连环画的目录一气背下来，还能对着画册，把那些骑马舞刀弄枪的武将栩栩如生地画在图画本上。于是我的才能稍稍得到了父亲的赏识。只是每当母亲在邻居面前夸我时，父亲就冷冷地抛下一句气人话：“能考上大学才算真本事哩！”

那是1983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和父亲赶着家里那头母牛，去十五里外的乡镇配种站给牛接种。办完正事后，父亲领我到镇上吃凉粉。那天正好逢集，街道上早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吃、杂货摊位。一阵眼花缭乱后，我一眼瞥见那个摆茶水和连环画的摊子。这是20世纪70到80年代街头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五彩斑斓的画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张竖起的板架上，板架前摆上几排小条凳和小桌子，桌子上摆满汽水、茶水，就成为少年儿童们神往的精神圣地。阅读一本连环画、喝一杯汽水或茶水的价格都是2分人民币。这样摊位通常是人满为患，挤满了好奇的小脑瓜，他们情绪高涨的、兴致勃勃、唾沫横飞。我正是在这些摊位上早早熟悉了四大名著、《岳飞传》、《杨家将》。此刻，凉粉的诱人味道早已被冲淡，我的心早已飞到了那一本本精美画册中。我知道父亲也爱看连环画，不过他只看《水浒》《岳飞传》和《杨家将》，尤其喜欢武松、岳飞和杨七郎。也喜欢关羽、张飞、赵云，但对《三国》的整体评价是：太乱，看不懂。也许是这些民族英雄和草莽英雄，一忠一义，造就了父亲身上一股“凛然正气”。而我，除了读《三国》《水浒》外，又过早地迷上了《红楼梦》这样有伤风化的“邪书”，于是在力主正义的性格中掺杂了一股“邪气”。自古正邪不两立。在父亲威严的巴掌下，我就不免有些“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当然，在一个少年心中， “任侠尚义” 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我正迷恋那种五本一套的《杨家将》，虽然故事只画到“智审潘仁美”，但画家高超的技艺以及笔下的人物形象早已在孩子们心中扎了根。尤其是杨七郎的造型，与其它六兄弟的截然不同，头戴束发紫金冠，身披黑色战袍，剑眉倒竖，英姿勃发。同一个爱好拉近了我和父亲距离。而且有时观察父亲扬粪的动作，像杨七郎那招“回马枪”。于是我大讲“杨七郎力劈潘豹”、“杨七郎力杀四门”，一讲到“两狼山”杨七郎遇害这一段，父亲就不让讲了，他挥挥手说：“后面知道了，杨七郎叫潘仁美给害了。”

父亲戴了石头墨镜，要了一杯茶，正襟危坐，他不能参与到孩子们的阅读行列，那样太不像个大人了，连我也这么认为。他只能忙完地里活后，翻开我的连环画箱子，偷偷去翻看。唉，我那时想，当一个大人真难。他知道我已凑齐了15本一套的《岳飞传》，30本一套的《水浒》，只有《杨家将》还差第三册《双龙会》，有时翻着翻着就对我说：“什么时候能买到《双龙会》就好了，那里面有杨七郎力杀四门。”我感激地点点头。

此刻，《双龙会》就摆在眼前，我不敢去翻看，害怕那的企图过早暴露。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标不是把这本书看十遍或一百遍，而是把它带回家，放进我的装满小人书的“百宝箱”。我在翻看着别的书，不时抬头瞄一眼那本光彩四射的宝贝。我口里咽着唾沫，眼里冒着绿光。直想从书架上抢下哪本书闪电一般逃脱。我不敢那样做。

父亲不动声色，却早已洞察了一个少年的心思。他走过去，从书架上拿了那本书，反过来看了一下封底，我知道他在看定价。“一毛六！”我扔下手中那本书，脱口而出。摊主是一个机敏的老头，一下看出了我们来者不善。“只能看，不卖！”老头斩钉截铁地一句，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两毛钱，卖不卖？”父亲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他居然要多掏四分钱买一本小人书。老头一怔，随即又从牙缝中蹦出两个字：“不卖！”“多少钱卖？”父亲紧追不放。老头低头沉思了几秒钟，伸出五个指头晃了晃：“要就五毛，少一分都不卖。”

父亲拉了我的手转身就走，气愤地说了一句：“投机倒把！”走出十来步远，听到老头在背后喊：“四毛，四毛钱要不要？”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绝不会回头的。完了，我的《双龙会》。

夕阳在村道上投下两个长长的身影，我和父亲一前一后，牵着那头黄牛往回赶路。我无精打采地拖着两条沉重的双腿，耸拉着脑袋。父亲也一声不吭。走出乡镇一里多路，我突然不走了。父亲说：“还在想那本书？好，把牛看住。”他掉头大步流星地向集市上走去。

月亮上来以后，我走累了，父亲把我放到牛背上。借着微弱的月光，我沾着唾沫，一页页地翻看那本心爱的画册，那些字已辨不清了，只有画面还深深地映在我脑海里。父亲背着手，跟在牛屁股后面，嘴里嘟囔着：“老家伙，不就是几碗凉粉钱吗！”

夜里，我把那本书放到枕边，美滋滋地进入梦乡。梦中，父亲严厉的脸膛变成一轮耀眼的太阳。

我16岁考上中专，这在全村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人们竞相传颂：“老九（父亲排行老九）家的大儿子初中就考上学了，高中都不用上。”我当时因为没有考到心目中的美院附中，根本高兴不起来。父亲跟我的心情差不多，他正在为我上学的费用发愁。“当下的钱够了，一学期400元，按500元算，四年下来要4000元，”我听到他和母亲在一块商量。还没等到我开学，父亲就扛了大铁锨去镇上的煤矿当了装卸工。我只身去了大东北，住进冬天挂着棉门帘、装着暖气的宿舍。却挂念着千里之外的故乡，父亲正冒着寒风，挥舞着大铁锨，把一大堆煤装上火车。

寒假回来，这种猜想被验证了。天黑以后，父亲才推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进了家门，他用围巾包着头，一脸乌黑。洗完脸后，我才发现他瘦了很多。我拿出从东北带回来的人参，他看了一眼，说：“太贵的东西我们消受不起，在外面吃好一点，把身体搞好、书读好就行了。”

我说：“爸，学校每月有20元奖学金，只用贴10元就够了。一学期连书本费、路费、日用品下来也就200元，你不要到外面干活了。”

父亲说：“干哪一行都不容易，我一走别人就顶上了。你不要担心我。”

那时的父亲，已然如午后褪去灼热光斑的太阳，额头上多了一份生活赋予他的艰辛和窘迫。

父亲50岁时，终于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来到我厂区的新房住了一星期。那短短的一周时间，他像一头被圈在笼子里的困兽，坐卧不宁。后来我拿出一大堆再版的连环画，他才安静下来，拿了小板凳，坐在阳台上，戴上花镜，一本一本地翻看。在那种虔诚的阅读里，一缕夕阳透过阳台，把一段童年的回忆照得清晰无比。

如今，儿孙满堂的父亲仍然闲不下来，他和母亲打理着陇上的几百株花椒树。大热天汗流浃背地在花椒树下忙碌。我和弟弟看着不忍，劝他不要干了，包出去让别人干，他严词拒绝了：“你们忘了从前的苦日子？现在日子好过了，也不能坐吃山空。”父亲60岁那年，我和弟弟张罗着要给他过生日。在农村，老人的寿辰非常讲究，特别是60、70岁这些重要的跨代生日，要过得非常隆重，才显得家庭的殷实、儿女的孝敬。正当一切准备停当，就差给亲戚、邻里下请柬的时候，父亲得知后，断然拒绝了，他说：“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是从穷日子里熬过来的，如今想吃什么都有，顿顿跟过年一样，搞那些排场做什么？我和你母亲现在不过生日，以后也不过。”

父亲老了，如隐去半边脸的夕阳，深藏着和蔼的光芒。他把自己的一半尘封在记忆里，那里有开阔的田野、翻滚的麦浪，有他汗水浇灌的土壤。他用另一半微弱的余光照亮子孙们，希望他们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