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

记忆把我带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金城市龙门中学，那是我初中的母校。30多年前，校园是一排排低矮的瓦房，墙皮脱落，墙砖裸露，和村子里的民居一样破旧。方圆十几公里的农村子弟每周要背上干粮，开始一次类似“苦修”的短途跋涉。距此以北15公里，是晋陕大峡谷出口，黄河的激流出谷后舒展为一马平川，有大禹劈山疏水的传说，俗称“禹门口”或“龙门”。我的母校大概以此得名。这个名字也寄予着大多父母的厚望，子女要是能像鲤鱼一样跳过这个“龙门”，便是家族莫大的荣耀。

那所学校贫困到没有床板，学生的铺盖下铺一个麦草袋子，就算是一个铺位了，梦里经常有老鼠在身上嬉戏厮打，“吱吱”乱叫。更糟的是那些露天厕所，一到夏天，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个校园。男孩子夜里小解懒得多走几步，就在宿舍背后或者某一棵树下解决了事。

第二学期，一个30出头的中年男子进入了学生们的视野。他身材瘦高，皮肤乌黑，走路总低着头，步履匆忙。勉强符合知识分子身份的是那头偏分的长发和一身旧得发灰的中山装（那件中山装也许是他唯一体面的外罩），最上面的那颗纽扣是用一个不同类的纽扣补上的。他一整天背着手，黑着脸，在学校各个角落巡视。有人说，那就是新来的校长薛建华。周一的大会上，他站在教务处的台阶上，几乎是怒吼着发布了他的第一条禁令，不准随地乱倒剩饭，不准随地大小便，违者警告处分。他把“处分”两个字念得特别狠，让全校800多名学生第一次认识到“处分”的严重性。

薛校长是用一种“老鹰捉小鸡”的简单办法去执行他的校规的，这在今天的教育界看来，有点好笑，甚至有辱斯文。比如夜里哪个男生胆敢偷懒在宿舍背后小便，他就正好躲在不远处的树背后，一个猫扑窜出来，揪住学生的胳膊挥拳欲打，张口欲骂，恨得要死要活，不过大多时候拳头扬到最高点就停住了，脏字留在舌尖上恰好让人没有听到，那些胆小点的学生当场就告饶了；或者哪个孩子在自习课上吵闹，他准会一个箭步冲进来，怒目圆睁，吼声如雷，拉着学生的胳膊就往外拖，活脱脱一个警察抓住了罪犯的现行。一个午睡期间，我和几个调皮的孩子忽然睡意全无，玩性大发，忘了薛校长的校规。正在铺上嬉笑打闹、乐不可支的时候，忽然一个高大的影子闪过，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一条胳膊和一条大腿已被两只大手抓住，凌空提起。我思维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把我摔到床上，千万别摔在地上。但是我只是享受了几秒钟婴儿的待遇，就被毫发无损地放回原处。薛校长声色俱厉，让我们排成一行来到他办公室外，怒斥几分钟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惩罚，去代替他巡视全校宿舍的午睡纪律。薛校长厉害和神出鬼没的行迹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校园的脏乱差和学校的教学秩序一个月之内有了彻底改观。一声“薛校长”来了，躲在角落里干坏事的孩子们都“呼啦”一下作鸟兽散去。

第二年，学校终于有了木板床。那一天，我们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用了几代人的麦秸垫子彻底清理了，将被褥整整齐齐地叠在那一排大通铺上，高兴得过年一样。到了熄灯的时候才发现通铺根本睡不下那么多人，原计划一块1.2米宽的床板睡两人，现在一算，一块床板睡3个人也容不下。孩子们只好站在崭新的木板床前发呆，谁也不愿意先上床。捱到晚上11点，班主任带着薛校长来了，问明情况后，薛校长大声说：“侧过来睡，两人一个被窝，一个床板睡4个人，现在天冷，先挤一挤，马上加装二层铺。”他几乎是安顿小孩一样，从墙根开始，让大家挨个侧睡。贴得不严实的，他就用力一推，像泥瓦匠垒砖块一样，将我们一个个前心贴后背安放在铺上。他的手劲很大，有个胖点的学生喊：“挤得太紧，我气都出不了。”大家都哄笑了。薛校长就把他安排在最边上，还把多余的被褥累在床头，防止他滚下来。那是个寒冬腊月的夜晚，我在睡梦中都是四面火炉，汗流如雨。虽然挤得动不了，但心里快乐着，毕竟有床睡了。不久，宿舍终于有了二层通铺，结束了睡地铺的历史。

上初三时，薛校长向教务处请缨要带一门主课。哪有校长代课的？几乎全校教师都对此心存疑虑，可他坚持己见，硬是选了我们班的数学。这样，薛校长又成了我的数学老师。

月考下来，被寄予厚望的数学考了65分，我傻眼了。薛老师火冒三丈，发试卷时，敲着讲台说：“看看，原来的全级前三名，这下该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那时，心智成熟的我早已洞悉掩藏在他严厉外表下那颗正直无私的心，一个像父亲一样可敬的人。那一次嘲讽也起到了“激将”的效果。要拾回面子，就得在下一次发卷子的时候，让他第一个念到我的名字。

薛老师数学的教学理念是“一通百通”、“一窍不通，百读无功”。他在课堂上几乎讲的全是基本概念和课本上的例题，特别难的题只有在临考前讲。而且他记性不太好，讲着讲着，就要停顿，一停顿就是十几秒钟。学生眼巴巴地等着他下一句，他突然来一句：“女生每顿能吃两个馍的举手？”女生当然都没有反应。“男孩一顿能吃5个馍的举手？”举手的寥寥无几。他忽然像先哲一样深奥地一笑：“你们啊，都到初三了，不好好吃身体哪来的能量。我现在35了，每顿要吃4个馒头。你们男生，每天最少得吃够二斤粮，女生最少一斤半。”他对着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说：“看看你王雪，瘦得跟林黛玉一样，怎么考高中？”那个女孩红着脸低下了头。不过，我私下里听说，薛老师家境也不怎么好，为了节省，他大部分时间是馒头加青辣椒蘸盐，吃得他经常在课堂上打嗝。

学到二次函数时，有好几个月，他看上去近乎有些狼狈，长发凌乱，眼泡浮肿，黑瘦的脸上常常显出熬夜后的憔悴。那一部分教学内容是初中数学最难的部分，许多题型需要数学教研组集体研讨。当时，在初三年级6个班的学生中，私下议论着一个话题，就教学水平而言，薛老师应该排在初三3个数学教师的最末，原因是他不是师范毕业生。而薛老师大概知道了这样的风闻，他丝毫不服输，甚至有时在课堂上经常用他的口头禅“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暗示着一些浅显的道理。每次的作业他批改得非常仔细，用红笔标注出许多解题逻辑上的问题，甚至在有些习题后面写出很长一段演算过程，这些工作显然是夜里在灯下完成的，因为白天他还要忙一些校务上的事。课堂上，他强调最多的也是逻辑的严密性。那一段时间，我静下心来，认真研读了一本习题集，渐渐领悟了一些复杂题型解题思路和规律。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拿了我的作业当范本：“像这样，把每一个条件都演变下去。思维像链条一样，一环套着一环，有一环断了或者缠绕不清就会出错。”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终于赢回面子，为薛老师也为我。一道附加题成为成功的关键。发试卷时，薛老师努力掩饰住满脸的兴奋说：“附加题全级只有你一个人做出来了，这次为班级争光了。”我接过97分的试卷，心里说，是你“逻辑思维”的功劳。那时的我除了课堂稍加努力，课后大部分时间躲在宿舍睡大觉。薛老师总是笑眯眯对我说，现在你学懂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愧对恩师的是毕业时欠他一个郑重的道别和一声真诚的感谢。十多年的寒窗生涯，我虽然幸运地跳过了“龙门”，却依然是一条可怜的小鲤鱼。1991年，我电力学校毕业后在当地电厂当了一名电气检修工后。一次回家，转乘公交时，在车上碰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没错，是他，薛建华老师，一点也不显老。不过，7、8年过去了，桃李满天下的他会不会记得我。正踌躇之间，薛老师先开口了，他准确无误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红着脸说：“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你是拔尖的，怎么不记得？”和他寒暄了几句后，得知他当时已在市教育局任副局长，才相信前面有些传闻的可信度。大约就在我上大学期间，盛传金城市龙门中学因连续多年升学率高居全市之冠，市教育局提拔校长薛建华任教育局副局长，而被薛校长婉言谢绝，声言愿意一辈子搞基础教育工作，一时成为美谈。后因教育局多次力请，才不得不赴任。一边是力辞，一边是力请。可敬可叹，当今社会，追名逐利者如蝇逐臭，有官不做者固然难得，而选贤任能、三顾茅庐者尤其罕见。

1998年，命运意外地将我安排在教师这个神圣的行列。在一次教育局的例行检查中，我又一次邂逅了恩师薛建华。彼时，他已头发花白，却依然精神矍铄。看到他的学生也当上了教师，他倍加感慨地说了一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是一个良心活！

倏忽又是20余年，世事变幻难以预料，恩师如今是否健在不得而知，而他的名字，我想很多人会在教师节这天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