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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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想起儿时姑妈家收养的那名老红军。印象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一幅可亲可敬的面孔，古铜镜般的额头上泛着红润健康的光泽，一部花白的山羊胡子整齐而庄严地垂在下颔，我和表姐、两个表兄都亲切地叫他“老爷”（陕西方言：曾祖父）。他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
大约五、六岁时我常去邻村的姑妈家做客，一住就是十来天。老爷那时已年近古稀，仍然像青壮年一般健旺。他住在用作厨房的东厢房内间，除了下地劳动兼做着起早生火、喂猪、挑水等杂活；姑父在外面做事，姑妈一家4口和我就住在西房6、7个平方的大炕上。
冬日，一大清早就能听见对门厨房破旧的木门“吱呀”一声，老爷一边精神矍铄地出来一边扣着大棉衣的对襟扣。随后，他把几只蒸熟的红薯装进衣袋，戴了他的旧蓝棉布帽子，扛着农具就去生产队干活了；吃饭时，他端着那个大老碗，吃米汤和干炒面（用豆类和玉米炒熟后磨成面粉，是困难时期主要口粮）。先把米汤倒进干炒面里，左手抓着碗沿，右手紧抓筷子使劲搅拌，搅成泥巴状的面糊糊。然后坐在厨房的门槛上，就着一碗腌白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看着他吃得那样津津有味，我就端了小洋瓷碗走到他跟前说：“老爷，锅里面还有鸡蛋挂面。”那时，因为姑妈的溺爱，我可以经常享受到每餐一小碗鸡蛋挂面的优待，在物资极端匮乏的70年代，那已是令许多孩子垂涎的美餐了。
听了我的话，老爷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乐开了花，皱纹根根舒展，说：“炒面也好吃，我们打仗的时候连炒面都吃不上哩。姑妈就在旁边说：“爷爷，你也吃点面条吧？”
老爷就说：“娃们长身体哩，我这么大年纪了吃啥还不一样。留点过年包饺子用吧。再说细粮不顶饱，一会就饿了。”
渐渐长大后，听上高中的表姐讲老爷的故事，说他原来当过红军，在腊子口一战中被落在身边的一颗炮弹震昏了过去，同志们以为他牺牲了，没有及时发现就继续北上。两天后，他在一个寒冷的夜里冻醒了，扒开被炮火掩埋在身上的覆土，一跛一瘸地追赶队伍，可是满身的伤痕，又没吃没喝，哪里追得上。无奈沿路乞讨回到陕西韩城老家曹家山。一边开荒种地，一边打听部队的消息，直到解放后也没有找到所属部队的下落；1954年，王震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开发大西北时，经过当地，他得知消息后，毅然放弃农耕，辗转几百里追随部队到达甘肃张掖。由于没有文化，一直为解放军某部任炊事员兼饲养员。1958年，45岁的他退伍后孑然一身回到家乡，重操农事。1971移民到西园村，姑父和姑妈见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主动收养了他。听了这一连串传奇般的经历后，渐渐懂事的我对这位老爷更增添了几分崇敬和神秘感。
夏夜，一爿碧绿的西瓜地成了老爷、我和两个表哥的乐园。我常看到他一人坐到瓜棚里，铺一张凉席，点燃旱烟袋，闪烁的火星像萤火一样明明灭灭，他默默吸一阵。我怀疑他在回忆那些战火纷飞的年月，就凑过去，硬要他讲战斗中的故事。然而等了许久，他才从沉默中惊醒，只淡淡地说一句：“打仗有什么好的？没有电影里演的那样，我们总是赢。”我和表弟们便有些失望，看着黑暗中那点暗红的火星和漫天的星光融为一体。
其次，那条白狗是和老爷的回忆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那是条全村出了名的好狗。传说中它的业绩是在生产队的羊圈里护羊时，只身与一只饿极的母狼斗了大半夜，虽然身受几处重伤，但始终没有倒下，坚持到社员赶来围歼饿狼后，才精疲力竭地倒下。记得有一次我独自来姑妈家，由于一路贪玩，快到村口时天已墨黑，正在惶然之际，远远看到那条白狗摇着尾巴向我跑了过来，像个保镖一样领我直到家门口。老爷下地干活、挑水、看瓜，那个忠实的朋友始终欢跳雀跃在他的前后。那些年，为了防獾猪偷吃西瓜，农村的瓜地普遍安置了土制的地炮，威力很大。老爷亲手安置的地炮没有打中獾猪，却打中了那条通人性情的“伴侣”。那次，我到姑妈家时，白狗已死去了两天。表哥哭着说：“死得太可怜了，下巴都打掉了。”此时我听到厨房传来一阵小孩一般地呜咽声，推开门，我看到老爷坐在矮凳上，把头埋在两腿间，哭得浑身发抖，上气不接下气。我也不由得失声痛哭。姑妈说，狗死后，全家人坚决打消了领居们诸如吃掉狗肉、剥下狗皮的劝说，在西瓜地埋葬了这只驯良的朋友。老爷也得了一场大病，睡了一个月。
1993年，我工作后的第二年，传来了老爷去世的噩耗。享年80岁整。我为没有亲自赶去送葬而深深自责。后来听姑妈说：“人都去世半年了，夜里总觉得厨房有咳嗽声，有时候睡糊涂了，就喊声‘爷爷，你怎么了？’等到推门进去看时，满屋空荡荡地。”说完眼泪就扑簌簌地滚下来。
七一前夕，我去看望姑妈，问及老人生平遗物，相关证件均遗失无考，止留下一帧发黄破裂的黑白照片、一方印章。直到今天，才得知老爷叫程银道，一个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地地道道的老红军战士。让我们为类似的无名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原载《中国大唐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