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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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蛙》的魔幻色彩分析
谈到莫言的作品，就绕不开“魔幻现实主义”这一议题。从表现技巧和风格上讲，魔幻现实主义是运用象征、隐喻、暗示、幻象等创作手法，并把幻象与现实有机地糅合，营造出一种介于现实和梦幻之间的艺术世界，产生出亦真亦幻的审美效果；而从作品所表达的主题、素材、社会背景等整体的思想倾向上，它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
现实主义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伟大品格决定了它长期存在的价值，而文学终归是语言的艺术，作为一个优秀的当代作家如果被桎梏在有限的艺术模式上，一味迎合大众口味，不积极探索语言上变化和创新，对于文学的发展极其不利的。正如莫言所言：“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1]莫言的创作也始终践行着这一准则，在他的笔下，作者或许看到的是触目惊心、惨烈血腥、怪诞离奇的场景，但正如后期印象派的梵高、塞尚，野兽派的马蒂斯，在艺术的感染力和思想性上，他却树立了一面独特而醒目的旗帜。
一．大背景下的大题材
作为“生育”这样一个大题材，如何从艺术的视角去挖掘直逼人心的典型形象，从而吸引读者的眼球，触及当代人越来越麻木的灵魂呢？——这是一部大作品面临的首要课题。很多读者把作品的主旨理解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话题——计划生育。这其实只是作品主题一个难以回避的大背景，而真正的主题意蕴在于“生命”繁衍生息中面临的重重艰难险阻，正如产妇临盆一样，在人类面对生育这一“大课题”面前，对于世象百态的描绘才是作品索要探索的更为深层次的主题思想。
作品中一条鲜明清晰的线索就是“姑姑”坎坷而复杂的妇产医生经历，从最初的美名远扬的接生专家到后来“劣迹斑斑”的计划生育执行者。姑姑的泼辣性格在作者的笔下表现得酣畅淋漓、大气磅礴。在这条贯穿全篇的线索中，故事并非完全围绕姑姑人生经历进行，而是把讲述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形形色色的人物。例如，在第一部中穿插了童年时代的种种奇闻趣事，穿插了传奇医生大爷爷（万六府）的故事；故事的发展脉络并非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而是尊重作者的“心理时间”，跨越时空的阻隔，采取时序倒置和插叙的方式，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把表现人的心理真实和意识流动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2]，产生奇异而新鲜的艺术效果。
姑姑大半生的妇产医生生涯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着重表现早期接生的业绩，是延续生命的象征；第二个阶段着重描写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故事，是遏制生命延续的象征。整部作品即围绕着“娃娃”（蛙的谐音）生育的主题展开，又以生育繁衍引发的一些列社会问题结尾。在作品第四部更是以娘娘庙的香火象征着人类对繁衍生息的向往，以“送子娘娘”暗喻姑姑这一为生命延续付出艰辛努力的医护者。姑姑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娃娃”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贯穿整部作品的脉络，蛙的形象描写在作品中数次出现，这在第四部第六章结尾作了非常明确的表达——“蛙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说，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看没看过三个月内的婴儿标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她像背诵似地说：为什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我们东北乡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许多怀抱着一只蛙?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这段总结性的陈述是对“蛙”象征意义的高度浓缩。很显然，作者试图通过这一意象实现多层“象征意义”。联系到作品第一部以妇产医生姑姑接生为主要内容的描写，第二部、第三部以姑姑带头落实计划的场景描写，第四部以改革开放后东北乡的生育状况的描写，整部作品一刻也没有脱离对于人类最初生命体“娃娃”这一意象，可以说“蛙”与“娃”一音相谐、一脉相承，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一个“暗线索”。首先用蛙的谐音“娲”象征人类繁衍生息的始祖，寄予人类生存意义最大的肯定；其次，从蛙与“娃”的谐音中，表达对人类生育本能的充分理解；从蛙的雏形蝌蚪与精子相似、变态期的蛙与婴儿相似，象征着生命体诞生经历的极端艰难和不易以及种种外部因素的考验。在这里，蛙作为一种生命的图腾，表达了作者对于光明、美好、健康的社会生育环境的深切向往。
它也是将整部作品赋予“魔幻”色彩的直观形象。其次，在蛙的描写中，从蛙的形态到声音，始终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其中以“恶心”和“恐怖”最为明显。在莫言的作品中，类似“红高粱”的意象始终贯穿着作品始终，它像一面旗帜一样，强烈而又直逼人心，使作品充满象征意蕴。同样，在这部作品中，他需要寻找一个具有代言意义的形象作为贯穿作品的总体脉络，蛙的选择无疑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和象征意义的。
二．“蛙”的象征意义
“蛙”这一意象毫无疑义是“丑”的典型。每一次出现都是以不同的形态，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第一次出现是蛙被饥饿的人们杀死后的惨状，“青蛙是人类的朋友，是不能吃的……青蛙体内有寄生虫……吃青蛙的人会变成白痴……我看到，在柳树下，有一堆篝火，青烟袅袅，火堆里有一些烧得半熟的青蛙，火堆旁边，有一些蛙皮蛙骨，散发着腥气，让人恶心。”虽然短短数语，但给人传递的信息是“腥臭”、“恶心”、“体内有寄生虫”这样的基本事实。“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丑表现为反常、混乱、给人以恶性刺激等形式……但这些都使人从不和谐的形式中，体悟到美的存在，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3]
“蛙”这一意象的交替出现集中在第四部——“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将一个白纸包裹，递到姑姑手里。那男孩转身就跑。姑姑剥开纸包，身体往上一耸，发出一声怪叫，沉重身体，晃了几晃，往后便倒。我们看到一只黑瘦的青蛙，从姑姑身边跳开”，在这段简短的描写里，蛙作为一个“恐吓”的替代品，它的特征是恐怖、被拒绝、“丑恶”。
而蛙的象征意义却不仅于此，它还象征着社会阴暗面和世俗观念。在整部作品中，作者着重对“蛙”这一意象进行了两个浓墨重彩的描写。第一是对表面做牛蛙养殖业而背地里经营“代孕公司”的社会阴暗角落的描写，第二是“姑姑夜遇群蛙围攻”的描写。在对牛蛙养殖场的第一印象中，作者通过对“牛蛙”巨型雕塑的详细刻画，表达出对于“蛙”的憎恨和厌恶。其次，通过知情人的透露，对牛蛙养殖场暗中操作“代孕公司”并进行色情交易的事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在这里，作者对牛蛙养殖场的蛙进行了更为令人作呕的描写，——“水面上，雄蛙鼓动着洁白的囊泡发出牛叫般的求偶声，雌蛙舒展四肢浮在水面，缓缓地向雄蛙靠拢。更多的蛙已抱对成双。雌蛙驮着雄蛙，在水面游动，雄蛙前肢抱住雌蛙，后腿不停地蹬着雌蛙的肚腹。一摊摊透明的卵块，从雌蛙的生殖孔中排出，……蛙池中蛙鼓四起，池水被四月的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气。”很显然，“蛙”在这里的象征意义更加明确，他直接指向社会邪恶丑陋的阴暗面。“姑姑夜遇群蛙”这一情节的表现作者显得尤为精心和刻意。这是一个类似“荒诞”的、让人匪夷所思的场景，在这洋洋千言的描绘中，作者极尽想象的张力，从月光下蛙群的亮闪闪的视觉描绘到“蛙声如哭”的听觉的体验，再到姑姑遭到群蛙攻击时触觉的刻画，把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魔幻”境界表现得奇异诡谲，令读者心惊肉跳：
从那些茂密芦苇深处，从那些银光闪闪的水浮莲的叶片问，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它们有的浑身碧绿，有的通体金黄，有的大如电熨斗，有的小如枣核，有的生着两只金星般的眼睛，有的生着两只红豆般的眼睛，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姑姑说她感到最大的恐惧不是来自它们的咬啄和抓挠，而是来自它们那冰凉黏腻的肚皮与自己肌肤接触时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但那裙子，被那些偷袭的青蛙一条一条地撕去了。姑姑说那些撕得了一长条绸裙的青蛙，便一口口吞食下去，直噎得举前爪挠腮，打滚露出了白肚皮。
作者为何要用心良苦地安排这样一个场景呢？这其实是姑姑复杂精神世界的真实透露，是对她早年计划生育中“堕胎”的罪恶感的发现，这种灵魂的独白只有通过类似幻觉的、荒诞的表现才更容易把握。在这里，“蛙”象征着阻碍计划生育国策的“世俗观念”和“世俗力量”，姑姑就是这种无形的压力下的计划生育的推动者。无疑，这些都是莫言净化“暴力”语境的反思和优化的结果，由此而产生出梦幻的、诗意的、荒诞的、奇异的、恐怖的艺术境界，也成为“魔幻”特征形成的基本元素。
三．在“蛙”的魔幻世界里穿行
“魔幻”在《蛙》中的审美风格特征体现为作者对“幻境”的刻意营造。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早期作品中“血腥”、“残忍”、“触目惊心”的描写有所收敛，比之《檀香刑》中的钱雄飞被凌迟处死、《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孙五剥皮，《蛙》似乎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血腥”味的处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介乎于现实与幻觉之间的“幻境”营造。例如《蛙》一开始就展示了一幅让人似信非信、亦真亦幻的儿童集体“吃煤”场景，——“我们每人攥着一块媒，咯咯嘣嘣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得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我们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我们仿佛在玩一种古怪的游戏。……第二天我们在课堂上一边听于老师讲课一边吃煤。我们满嘴乌黑，嘴角上沾着煤末子。……现在想起来她大概患有牙周炎，因为吃煤时她满嘴都是血”。“吃煤”其实是作者对饥荒岁月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作者用儿童吃煤时的“好奇”甚至是“乐观”心态将其诙谐地表现出来，就让人产生些许“荒诞”和“离奇”效果。然而，细想却又不失其真实性；类似的表现手法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在作品第四部，这种“幻境”的表现达到了顶峰；渐渐地，我感到和大师走在一起，大师何时从何地而来我不得而知。我们跟着那鲜红的脚后跟，来到了一片沼泽地的边缘，风从沼泽深处送来淤泥与腐草的气味，脚下是一簇簇莎草，远处是一片片芦苇和菖蒲，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从沼泽地深处，传来了儿童的吵嚷欢笑声，那只能看到下半截身体的女人用她富有磁性的声音对着沼泽地喊叫：大怪小怪，金袍玉带，有恩报恩，欠债讨债……
作者采取叙述者讲述的方式，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表现出来，这种表现的目的并非为了增加作品的神秘感而有意为之，而是人物性格与环境结合的必然。例如作品第一部中对于“童年飞机场的印象”、第三部中对于“新婚之夜”的表现、第四部中对于“堂吉诃德餐馆”的描绘、被恶男孩追打的描述，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离奇的“梦幻”色彩。这样的表现无疑增强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又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早期作品中的“魔”性得到改良，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幻境”的成功表现，这使作品焕发出新的面貌特色，也是作者风格走向巅峰的标志。
四．独具匠心的结构体式
《蛙》是一部构思极其缜密，结构极富创造力的作品。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书信体+九幕话剧的特殊叙事方式，这种特殊的结构，有助于作者随意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天马行空般地在现实和想象间自由驰骋，构建了一个时空交错、亦真亦幻、变化莫测的“魔幻”世界，在丰富小说结构和表现力的同时，深化了作品主题。
首先，书信体的结构方式使小说的语言更加情绪化和多样化，使叙述者的感情色彩更加强烈，使读者始终作为一种故事聆听者的角色参与其中，增加了语言的亲切感，缩小了作者和读者间的距离。作品分为五部，前四部为书信体，第五部为剧本体。每部开头均以剧作家“蝌蚪”的身份向“杉谷义人”的写信问候的方式简介所要讲述的故事内容，进入正文后，围绕乡村妇产医生“姑姑”这一角色展开故事叙述，而“我”作为姑姑最了解和最知情者，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这无疑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作品大致是以时间顺序来讲述的，例如第一部的时间轮廓是从1960年作者的童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10多年间发生的故事，但其中不乏跨越时间的描述，其中第二、三、四章插叙了我所知道的（听别人讲述的）解放前关于“大爷爷”、“姑姑”和其他一些剧中人物的故事；到了作品第八章，作品又以极大的时间跨度插叙了40年后姑姑的故事，让读者随着讲述者的情感变化在过往和现实中自由穿梭，增添了故事的传奇色彩。
作为书信体本身就内在地规定了它的叙事模式必然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这对作者的叙事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要通篇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口气来叙述，势必有许多情节在作者自身的经历之外，在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转述”和“双重讲述”的方式，将作者自身的经历之外的故事情节完整地展示给读者。例如，在第一部二、三、四章分别讲述了“陈鼻的家世”、“大爷爷的生平”、“姑姑早年的接生故事”，但这些故事情节都发生在作者出生之前，在作者的经历范围之外，为了更好地保持书信体的语调和语气，作者在此运用了“转述”方式，这些故事是从母亲口里听来的或者从其他人口里得到的，有些地方并未完全说明，但在对自己所知范围之内和所致范围之外的故事的语言表述上，感情色彩有着明显的变化。在这些“转述”的故事上，往往带有明显的夸张、传奇和荒诞色彩，如在讲述“姑姑接生‘我’的故事”时，说：“我娘说姑姑一进门，她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我娘说姑姑一进门就把奶奶搡到一边，嘲讽道：婶子，你敲锣打鼓，他怎么敢出来？奶奶强词夺理地说：小孩子都喜欢看热闹，听到敲锣打鼓还能不出来看？姑姑后来说，她扯着我的腿，像拔萝卜一样把我拔了出来。”其次，作者还运用了“双重讲述”的方式，使“我”的讲述更丰满更立体化。作品中多次以“王肝”和“姑姑”两个角色为讲述者，将人物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例如，第二部第八章姑姑一段对计划生育种种艰难险阻的倾吐，语言大胆泼辣，酣畅淋漓，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第四部第三章通过王肝对“民间工艺大师秦河创作经历”的描述和“自己梦境”的讲述，绘声绘色地表现了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同时传递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
作品第五部——九幕话剧，作为小说的有机构成部分是这部作品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初看这部几乎可以独立的话剧，似乎是作者为了吸引观众眼球而有意“出奇制胜”的“变异”手法，实则不然。首先，九幕话剧的内容虽然延续了小说前四部的内容，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也与前四部基本一致，但其立意却用心良苦，表达社会内涵也较前四部有了明显的侧重点。话剧着重描写了为“代孕公司”所欺骗的“陈眉”在产后寻找婴儿的故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多幕“闹剧”。与小说侧重点不同的是，这部话剧将小说中以正面塑造“姑姑”计划生育捍卫者形象的主题转到了对改革开放后社会黑暗面和不良风气的深刻反思。另外，剧中所述的内容恰好是作品第四部“我”与“代孕公司”非法交易代孕生儿子的幕后故事的补充，也是对“代孕公司”产生的社会恶果直接曝光。剧本还通过剧中人“姑姑”的内心独白、剧作家“蝌蚪”的剧本创作、民间工艺大师“郝大手”、“秦河”的矛盾冲突增加剧本的“荒诞”效果。剧本第八幕更是运用了电视剧《高梦九》拍摄现场精心导演了一出“剧中剧”：陈眉在“满月宴”上夺走蝌蚪的儿子（陈眉代孕所生）后，误闯电视剧《高梦九》拍摄现场，其悲惨遭遇博得“高梦九”（民国时清官）同情，几乎假戏真做，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作为一名演员的“高梦九”也不得不向导演低头，用了一个荒唐判决办法把孩子判给蝌蚪。这部“剧中剧”的深刻寓意在于：戏剧其实就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古往今来，人情世故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现实中，并且极大地左右着人们对于黑白、是非、正义与邪恶的判断。九幕话剧的成功介入，一方面从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上对作品表现的侧重点做了微调，把小说中以国家“计划生育”为大背景大题材的宏观视角转移到社会个体悲喜剧的微观视觉上；另一方面从丰富小说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尝试。
《蛙》的“魔幻”色彩不仅是从语言风格上得以实现的，而且是由作品中的特殊意象“蛙”描写以及特殊的小说结构而实现的。让我们在更深入的、更广阔的艺术视角上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注释
[1]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2011年9月版265页
[2]孟昭毅主编：《外国文学史》，北京大学2009年3月版256页
[3]朱立元：《美学》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版180、181页
参考文献
《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