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莫相轻

比起英雄们的惺惺相惜，文人间的惯常心态是“相轻”。对于同行的美文和才华，文人往往很能慷慨地说一句：“不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此话却透着文人种种脾气里最坏的一种，那就是互怼、瞧不起；口头上赞美，肚子里不服，暗地里嫉妒，私下里挤兑，绝对没有半点羡慕、虚心、甘拜下风。因为文章能写得飞扬跋扈的，古往今来都有一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盛赞。“妙手”是什么？那就是天赋异禀的同义语，相当于说王勃、骆宾王是“神童”“天才”，相当于说李白的诗信手拈来，相当于说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一枝独秀。“天赋”“天资”换个说法那就与智商密切相关了，再往深里探究，就上升到基因、种族、血统这样人格层面的问题了。这还了得，让同是寒窗十载、刮垢磨光的文人们怎样有颜面地讨生活？

当然，这种“相轻”大多发生在同一个级别的文人间。正如拳击运动员之间的较量，不同重量级之间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同一个重量级之间往往会死磕到头破血流。因此，当众口一词判定李白的级别后，那就等于给了李白一顶超一流的冠冕；某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纵然曾经是某某的同事、同行、同桌，对某某的脾性、长相、缺点了如指掌，工资待遇相同，但现在不同了，“士别三日，得刮目相看了”，他成了重量级人物。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细细揣度，只可避其锋芒，不可与争锋。转而为其摇旗呐喊：某某曾经是我的把兄弟，某某和我同窗，某某曾和我同桌共饮。至于某某的文章好不好、读不读、文采超拔与否倒在其次了。

独领建安文学风骚的曹操，诗歌也算写得豪迈激越、非同凡响，然而对于爱子曹植过早展露的文采却显然有些思想准备不足。《三国志.魏书》里说他有一次看到曹植的文章，起了疑心，问：“是别人代作的吗？”曹植回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你可以当面考考我，怎会请人代作呢？”“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八个字在常人听来也许是如实表述，可在同为文人的父亲跟前可就有点张狂了，话完全可以说得谦虚一点，且不说做父亲的对儿子会不会嫉恨，那些建安才子难保不会背地里给你挑刺。这也是所有才华出众的文人的硬伤，生来就这样好卖弄，要不怎么叫率性天真，怎么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呢？这也就为他后面悲剧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当时，铜雀台恰好建成，曹操正好要验证一下曹植的文采，就让几个儿子悉数登台作赋。生性狂妄的曹植也就当仁不让了，提起笔来就是一篇《铜雀台赋》。“……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这篇美文惊动了曹公以及他身后庞大的作家阵容，也打消了父亲的疑虑，却招来了同为骨肉兄弟的虎视眈眈，本是同根生，你怎么就锦心绣口了？你怎么就文采斐然了？须知那时曹丕也是写出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一级作家。曹操也因为曹植的出众才华，起初竟萌生了废长立幼的念头。这还了得，作为世子的曹丕自然不会干休，文韬武略，怎么就在文韬上轻易地输给对方了呢？这时候还谈什么相轻不相轻，都到了你死我活的份上，“相轻”自然也就上升到迫害的地步了。

曹丕对曹植的迫害是从文人的另一个坏毛病入手的，那就是生活作风问题。陈寿言“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一次竟然驾车打开了司马门往来驰骋，这在礼节上是绝对不容许的，曹操知道后大为光火，文采再好也不能乱来啊？对曹植的行为就颇为不满了。建安24年（公元219年），为解樊城之围，曹操派曹植为南中郎将前去救援曹仁。临行前告诫曹植一番，恨铁不成钢。不想曹植转身就忘了训诫，第二天竟然醉卧不起，误了军务大事，曹操后悔不已，不仅免了他的职务，从此也就对他不抱什么期望了。曹丕是何等人物？一下子就抓住了曹植的软肋，在曹操跟前，把不同与曹植放荡不羁一面的谦恭稳厚表演得淋漓尽致。曹操也许是真被曹丕厚道的外表迷惑了，从此也就不喜欢什么“揽二乔于东南”的佳句了，曹植的才华在曹操看来成了华而不实的空架子、绣花枕头。

等到曹丕即位后，对曹植的打压就变本加厉了，先杀了成天围着曹植左右的丁仪、丁廙等一帮文人，又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治了他的罪，贬为安乡侯。据说《七步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这个并非确凿的故事恰恰衬托了曹植的才气，贬抑了曹丕的淫威和那种潜藏于骨髓深处的“文人相轻”的毛病。这时候的曹丕，稳坐尊位，根本顾不上曹植惶惶讨好的《上庆文帝受禅表》，似乎相轻都不足以解恨，只有“文人相见，分外眼红”才可以表明曹丕此刻的心态。然而，《七步诗》毕竟写得太绝了，作为帝王兼半个文人的曹丕似乎在某一时刻真的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隐隐触动了一下灵魂，动了恻隐之心，才想起他们——原来是同胞兄弟。把文人的尊严糟践一下，心理上平衡了，姑且饶你一命。在人生最重要的节骨眼上，曹丕几乎没有太费什么脑子，没有酝酿什么辞藻风月，没有在竹简木牍里寻章觅句，仅仅玩了一下心眼，曹植的《铜雀台赋》《洛神赋》《白马篇》就一文不值了。

其次是“乌台诗案”。苏东坡一出道就给北宋文坛来了一个下马威，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把朝野上下搅个鸡犬不宁，连宋神宗都翘了大拇指，谁敢不服？文坛领袖欧阳修当时以宽博的胸襟接纳了这位文学新人，没有抱以相轻的小肚鸡肠。但是阻止不了那班靠唇枪舌剑吃饭的小人们的小报告。尤其暂露头角的、一鸣惊人的新人，这就不得不给你一点颜色，文人这碗饭不是这么好吃的。你出名了，我们怎么办？当然对于这类上了荣誉榜单的，只能先在暗地里轻蔑一下，把仇恨蓄积起来，伺机待发。而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发酵，像失宠女人的醋意，一旦发作，就会不择手段地置对手于死地。你不是文采好吗？那就从诗词的意蕴上挖掘挖掘，在措辞的内涵上把把关，有没有伤风败俗、有没有讥讽时事的。一查，果然有！好吧，这下不是相轻不相轻的问题了，随便揭穿哪一条都够你喝一壶的。

最先举报苏轼作诗讽刺新法的是沈括。认为苏轼的诗稿中诽谤朝政，但因理由牵强，宋神宗未予重视。到1079年秋天，苏东坡上任湖州不久，以御史何正臣为首的一班人再次上表弹劾苏东坡，奏其湖州到任后谢恩上表中，用语暗藏讥讽朝政。尤其恶毒的是御史台的舒亶，更是用逐句推敲的手法，告发东坡在“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了青苗法，在“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了盐法。能在某个字词上断章取义，乃至苦口婆心地规劝皇帝相信其别有用心，表面看似政见不合的派系斗争，实质上暗藏了文人间那种嫉贤妒能、包藏祸心的报复心理。后来还是苏辙一语道破天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因才获罪，这岂非文人最大的悲哀？

看看李白，是怎样对待他的文友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再看看杜甫是怎样怀念他的偶像的：“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往往是这些得道很深的文人，能够站在一个豁达的人生高度上去对待他的同行，因为他们的身心始终沉溺在学问里，目光始终游戏在山水自然间，无暇顾及人情世故和身边那些是非曲直。这种心灵不设防的天真，恰好涵养了他们的才情和性情。由此才有了难得的文人“惺惺相惜”的格局。

在西方文坛，至今还流传着福克纳和海明威这对美国“双子星”的故事。他们的一生亦敌亦友，打口水仗、醋意的调侃、揶揄充斥着两人的写作生涯，海明威称福克纳的作品是“早期排泄物”，福克纳讽刺海明威“仅仅是一条狗”。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互相勉励、赞誉的言辞也闪烁其间。1931年11月，福克纳在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采访时谈到海明威，说：“海明威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1935年，福克纳的《标塔》出版后，并未获得预期的好评，海明威却在杂志上登了一则声明，说他很喜欢《标塔》。

两人的矛盾升级是在1949年，福克纳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海明威很不服气，声明：“只要我活着一天，福克纳只有喝了酒以后才能为诺贝尔奖而高兴。因为我对那个机构毫无敬意。”冷静下来的海明威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对“诺贝尔”毫无敬意，在1950年匆匆写了一部《过河入林》想超越他的对手，却遭到失败。倔强的海明威没有认输，反而被激发出强烈的赶超欲望，最终在1952年完成了《老人与海》，并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文学界一段趣闻。在这对文学巨头的交手中，文人相轻的毛病依然没有收敛，不过这种相轻没有上升到迫害、冤狱的地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量事实证明他们都认真阅读过对手的作品，从中找到了有益的营养，反而促成了共赢。阅读他人的作品，是文人间最大的尊重。

不同于赳赳武夫的针尖对麦芒，拼的是体力；文人所拼的是才思和见识，更需要一种容纳的胸襟和魄力。才高莫卖弄，才疏莫妄评，文人莫相轻，写好文章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