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与董永

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这个道德传统从孝的自然现象化为人的孝的念头，再由念头发展为孝的观念。孝的观念经过思想家、理论家的归纳、升华，创立了孝道。封建统治者倡导、推行孝道，从而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出现了上至统治者本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孝行。随着对孝行的表彰、传播、教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孝文化。封建孝文化变革到今天，成了现代孝文化，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孝文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了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了“孝”字，这说明至少在殷商时代，中国人已有孝的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血缘亲情，这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对于父母的生育培养，作为子女后代，从树木的落叶归根、报答作肥到动物的羊羔跪乳、乌鸦返哺等自然现象中得到领悟，都可以很自然地要生出一种还报之心、孝敬之情。孝亲还报养育之恩，当属人类的本质属性，即古今人类普遍共存的一种社会现象。

正是基于人们对父母的孝敬、恭顺感情，被儒家学派及统治者发现“孝亲”在家庭关系稳固、社会秩序安定中的决定性意义，进而形成了孝道思想，并将孝道演变为一个充满政治内容的道德范畴，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可以毫不费力地顺着孝道的脉络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孔子、孟子二位圣人集这种思想之大成，在其著作中系统地作了阐述，完成了对孝道的创立。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刘家天下，更好地统治全国人民，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开以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儒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孝道伦理思想是宗法思想的核心。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成功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它利用人们孝敬父母的自然感情，演化树立了一整套伦理道德信仰，为封建统治者的“德治天下”或“孝治天下”铺平了道路。《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因此，所谓孝，就是从狭义的“孝父母”到广义的“忠天子”。在家为孝子，在世为良民，在朝为忠臣。尽孝是尽忠的前提，尽职是尽孝的发展，尽忠则是尽孝的结果。忠孝两全自然是最完美的道德境界。如果一个人在家基于血缘感情，接受了“顺从父母”的家庭等级教育，并认为这种绝对服从“合情合理”，那么他进入社会以后，就可能产生对官长、对君王的绝对服从的政治伦理要求，完成从一个自然人到一个社会人的顺利过渡。在家孝父母，在世必然顺从官长，为国必然忠于天子。正如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这就在家国同构的君主宗法政体中，将孝于父母长辈的家庭宗亲伦理情感转化成忠于国家朝廷的政治道德观念，由家而国完成了情感转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消弭于无形。可见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蓝图都是以“孝”为本的。

汉代统治者积极倡导“以孝治天下”，汉初设“孝悌力行”一科，实行察举孝廉制度，凡孝行昭著者，由各级举荐，朝廷授予官职荣誉。正如《孝经纬》中所说；“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自惠帝以后各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号。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孝昭帝等，“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孝”成了当时社会的强大风气，在这种氛围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孝子，卖身葬父的董永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东汉光武帝使天下诵《孝经》，订为制度，更将西汉末年出现的孝子董永表彰为孝道典型，在全国大力宣扬，使董永在全国的影响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历史上著名的二十四位孝子中，除了舜之外，名气最大的也只有董永一人。“董永”两个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他已成为孝的化身，矗立在中国人的心中。可以说，为了广泛推行和强化孝义，于是随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孝文化，孝文化中很需要有典型人物，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共同合力，能为统治者和平民百姓共同接受，所以这个典型便被圈定了董永。

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在《孝子传》中记述董永；“董永者，少偏孤，与父居，乃肆力田亩，辘车载父自随。父终，自卖于富公供丧事。”

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十一月十日在怀都(今武陟)表彰董永为天下孝子典型。

东汉桓帝刘志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造的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在武梁祠石室后壁第二层右起第三个画面就刻有董永尽孝的故事。

三国时魏曹植在长诗《鼙鼓歌五首.灵芝篇》中歌咏董永的故事：“灵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采哗若神……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做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这是对地近洛阳的怀县发生的董永故事的艺术写照，也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述董永故事的文艺作品，可见当时董永已是京都洛阳广为传诵的著名人物了。

东晋干宝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也记有董永的故事，开头也如刘向《孝子传》所载，而后又添加了董永葬父后，路遇仙女求为妻，同至债主家打工顶债的故事。

唐代《法苑珠林》卷六二，也有对董永的记述。还以佛教“变文”形式载入《敦煌变文集》。

宋元年间又演义成小说《董永遇仙传》，收入《清平山堂话本》，被元朝郭居敬记入著名的《二十四孝图》。

清朝建立后，推行孝道，官方出版了各种版本的《二十四孝》，其中对董永大加宣扬。

自此以后直至近代，更有二三十种小说、戏剧都反映了董永孝行感天以及与仙女相配的故事，如怀梆《七姐下凡》、《织皇绫》、《槐荫送子》，晋剧《槐荫记》，楚剧《百日缘》，黄梅戏〈天仙配〉等。

以上有关董永的文艺作品都是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弘扬和倡导孝道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董永是一个以孝行著称天下，虽举过孝廉得到过全国性的荣誉，却没有作过官的普通百姓。朝廷、官方出于统治人民的需要，把他作为孝道的典型来加以拔高、塑造与神化，最终把他塑造成了孝的化身。民间百姓把董永当成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的典型代表，家贫母丧，辘车载父，肆力田亩，及至父死却无钱下葬，唯有典卖自身才能安葬老父。这样的故事是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他的故事最能引起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强烈的思想共鸣，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广大劳苦大众中间代代相传。

出于官方和百姓的各自需要与共同合力，董永已不再是原来真的董永其人，他成了无数个孝子的集大成者，已成了诠释“孝”字的不朽的艺术形象。董永的名字在全国各地人人皆知，已成了人们心目中“孝”的代名词。

在今天的武陟大地，两千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地名都与董永和七仙女有关。如：汉孝子董永故里——小董村，传说七仙女人物原名张七姐，下凡降生的地方——下凡村、落仙台，董永和七仙女相会成亲的地方——大凡村、大槐荫、槐荫庙，董永和七仙女给傅员外打工顶债的地方——傅村（又名傅家湾），七仙女人物原型张七姐的干爹干娘赔送嫁布的地方——驾部（嫁布）村，董永有缘与刘秀结识的地方——陶（逃）村、护国寺等。以上这些地名都是真历史，象活化石一样记载了董永和张七姐的真实人生轨迹，使人感到真实可信，真到今天仍能还原成现实的人生故事。

董永和张七姐还给武陟人民留下了许多民俗，如武陟县城十月二十大会，农历十一月初十日（董永皇封日）的皇封节，农历九月九日（董永忌日）的敬老节，二月初三日（董永生日）的孝子节，农历七月七日晚上的妇女聚集一起过的“七巧节”，出嫁女儿带槐枝上轿，近亲赔送出嫁女嫁布，出嫁女儿怀孕后回娘家小住，还有董永和张七姐流传下来的风味食品油茶、凉粉、怀药宴和芝麻糖等等，都是董永和七仙女在武陟大地上留下的一串串传奇脚印。

武陟大地给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生地的自然环境，保留着传说故事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具有全面、完整、互为关联的故事情节发展链条，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背景，这一切都表明董永和张七姐是武陟县土生土长的真实历史人物，发生在武陟县的董永和张七姐的传说是原生态的真实人生故事。

两千年来，受董永孝文化的影响，武陟民风淳厚，孝贤人物代代涌现。官府也加以提倡，选拔孝子、孝妇加以表彰。如被选为孝妇，还要吹吹打打往娘家送旗送匾，甚是光彩。武陟县志上，记载的孝子、孝女、孝妇很多。现代社会虽然“反封建”，但仍然提倡孝亲敬老，形式上与传统的孝文化说法不同，但实质上并未脱离传统文化。每年在九月九日举办敬老节，在大街上展示、比赛老人的被褥、棉衣，唱戏祝福六十岁以上老人健康长寿，并评选好媳妇。所以，武陟人在董永美德的辉映下，贤孝辈出，社会和谐、敬老孝亲蔚然成风。

董永与孝文化是历史留给武陟人民的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是国家级文化瑰宝，我们千万不要身在宝山不见宝，一定要紧急行动起来，珍惜它，保护它，开发它，发展它，花大气力，搞大举措，尽快把它打造成为武陟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与特别通行证。

我们今天研究孝文化，宣传孝文化中的典型人物董永，和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愚孝忠君不同，并不是倡导封建孝文化，而是剔除其封建的糟粕，扬弃其神化的荒诞，汲取其自然的精华，是为了发展和强化现代的社会主义孝文化，特别是继承发扬其中孝亲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上级领导和父老兄长，作一个诚信忠实的公民，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公民道德建设、新型的家庭伦理建设，对于增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睦团结和社会的平安稳定，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现实的积极意义。（武陟孙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