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发小

按照我们那里的土话，发小就是从小光屁股一块儿长大的伙伴。我的那些发小是我少年时期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铁哥们”。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前不久才专门回了一趟车程只有八九十公里一脚油门就能回去的老家——孙家店。这些年，也不是没有回去过，每年必须回去插清明的，春节偶尔也要回去祭祖，但都跟点火似的，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花一点时间去和那些发小唠唠嗑、交交心，认真地了解一下仍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

我不想面对故乡的缘由之一就是老屋被卖掉了，连“根”都被拔了。这次促成我回乡的原因除了我的那些发小再三邀约外，还因将功补过的侄儿又把老宅给赎了回来。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一大早，我归心似箭，八点多钟就风驰电掣般地驾车到了宜城市区，叫上发小之一的“杨博士”，边开边聊，不到半个小时就远远地瞧见了那座巍峨的汉堤和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

我掐指一算，一晃快四十年就过去了，而今已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父母早已去世，大哥随儿子到了上海，二哥也搬到了县城。这次我急急地回到老家，就是想跟我的那些发小好好地玩玩。

01.香娃子

香娃子是我未出五服的侄儿，原来住我家紧隔壁，比我大一岁。在我眼里，他有些笨，混了个高中毕业，言语也短，酒喝个二、三两就迷糊了，小来也没有跟我少过越。有一次他硬说我“拿”了他的钢笔，害得我挨了父亲的一顿狠揍。但是，一直一来他跟我算是玩得来始终保持着联系的。小时候，我们可以说形影不离，割草放牛，摸鱼砍柴，在一起还干过不少偷鸡摸狗的事情。

第一站到达的就是香娃子家。一直没钱修建而近年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通到了他家门前。前些年，我去过他家一两次，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要不是“杨博士”带路，肯定要大费周折才能摸到他家去的。

进入院子，全部是平展展的水泥地坪，正屋是三间两层的楼房，厢房也有一溜排，有厨房、有猪圈、有厕所，还有车库，停有两轮摩托车和三轮电瓶车。院墙边上的一棵柿子树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似的果实，在秋阳下格外引人注目。

香娃子一家把我们热情地迎了进去。落座之后，递上来的烟是“18黄”，茶叶有清茶、铁观音任我们选。四周一看好家伙！冰箱、彩电、空调、热水器一应俱全。厕所也分室内室外的，做饭用的是煤炉子和液化气，跟城里人差不了多少。

几年不见，香娃子已是儿孙绕膝，一说话一脸儿的笑意，把满脸的皱纹挤成了一条一条的波浪。头发虽然花白了，比起前些年，精神多了。大女儿在外打工已经安了家，老二是个儿子，也已结婚生了两个女儿，眼下在城里开了一家小餐馆。他们老两口在家里种着10来亩田，种了粮食和麦冬，一年下来吃了喝了玩了还有些积蓄。

我们在一起聊起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困苦和艰难。大家咋也弄不明白，处于汉江平原“两河夹一沟，一脚踏出油”的地方，连年吃“360”，有时甚至还吃“返销”。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零食，家里人情往来在街上或者“双代店”称两斤“黑砂糖”、“金果条”，你提到我家、我拎到他家，一斤只剩下七八两了，还舍不得吃。到过年了炒点花生、蚕豆、包谷花还稀奇得像个啥。看看现在，香娃子的两个孙子喝的是AD钙奶，吃的是酥饼，我特地买去的甜薄脆饼干，小孙女提着当玩具玩呢。这时，我心里不免泛起一股酸楚来。

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砍柴和捡破烂了。我、香娃子和“杨博士”在一起的时间最多。那些年代，一冬一春指望东渡汉水到东山里去砍柴回来烧火做饭，有时候还要卖一些到邻村的胡湾窑场兑些小钱贴补家用和学杂费什么的，所以，我们一起钻过稻草堆，一起“偷过”邓林农场的瓜果柴草塑料薄膜，一起度过借宿河东余家棚别人家里砍柴拾荒看别人脸色的生活。

12点不到，侄儿媳妇就说饭菜已经做好了。让香娃子骑着摩托车去接同学周俩子，不一会就驮着周俩子回来了。正在寒暄的当儿，一桌子菜早摆满了。电磁炉炖的是老母鸡，现蒸了两大碗蒸肉，在他老二馆子里拿回来的卤鸡、猪耳朵，满桌子荤多素少，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才在火锅里加了平菇和香菜。难怪我在电话里说要带些鱼肉过去，香娃子很不高兴，说：小叔，那你不是在打我的脸啊！

我带去了存放十多年的一箱白酒，香娃子硬是不让打开，执意要喝他拿出来的瓶装酒。推杯换盏，你来我往，不一会儿三四两酒就下肚了，话自然是更多了。当大家说到过去家里待客的窘迫时，无不咋舌。那些年，不要说平常，就是春节要待向今天这样一桌子客都是不可能的。平素，家里要是来了客，可把家庭主妇给急得团团转，煎个腊肉粑粑，端着葫芦瓢跑半条营子借来几个鸡蛋，炒一碗韭菜鸡蛋或是辣椒鸡蛋或是腌蒜苗叶鸡蛋，再凑上几个素菜，就打发了。极其特殊情况下才舍得咬咬牙杀只仔鸡，那可是宴请贵客的待遇了。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成了过往。他们早已是“两不愁三保障”了，和煦的阳光把温暖和光辉洒满了荆楚大地。

饭后，我到父母坟地上看了看，又到老台子上去想拜见一下我们孙家尚健在的前辈——谢婶。可惜她到老四家帮忙摘棉花去了，八十多岁的人了还闲不住。他家老幺春波正大动干戈地在建楼房，砌墙的、搬砖的、吊预制板的，忙得不亦乐乎。摩托车在村子里飞驰，两边多是新盖的楼房。我家老宅过去曾经鹤立鸡群，如今反而成了鸡立鹤群。

闲聊了一阵子后，我们说是返程，周俩子却不干，火冒三丈地发起了脾气，说：听说你们要回来，一大早我就特地让老婆到街上买了一些鱼肉，鸡子也杀了，要不你们都带球走？我们连忙解释道，不是听说你们家在种麦子吗？哪好打扰你以免误了农事。他说，现在种田还要你亲自搞哇，有机械化呢，你只管把钱，一亩地80元海都干了。推脱不掉，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往他家里奔去。

道路两旁是一片一片碧波荡漾的小麦、油菜和麦冬。纵横交错的路渠向远处延伸开去。五彩的叶子，或挂在枝头或飞在空中闪着光色，轻轻地舞动它飘逸的灵性。村庄笼罩在浓浓的秋色里，着实迷人，让我有一种想去飞翔、想去歌唱的愉悦。

02.周俩子

叫周俩子那位，因为他前面是两个姐姐，爹妈有了他自然看得很金贵，人长得也秀气，他爹就给他起了一个贱名——俩子（我们那个地方称女孩叫做“俩nia子”）。他大我两岁，岁月的杀猪刀已把他削刻成了一个道地的的农村老汉。上午，他从香娃子的摩托车上下来，我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矮小瘦弱的身材，额头上堆满了皱纹就像马三立老先生，但神情依然像当年那样，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球呀屌的”挂嘴边上。

他住在一队，自然村叫李家营，离我们营子三四里的样子，小车子一根烟的功夫就到了。周俩子比较讲义气，我们小时候平常上学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有时候春节也你来我往的。周俩子家里在农村属于那种善于操持的，条件比较好，所以看得也娇。这次到了他家，说父母早去世了，自己买的屋场，新修的楼房。下了车一看，果然不错，门前是一片树林，高高的台子，耸立的门楼，正屋四间两层，厢房有两三间，还停着三轮电动车和拖拉机。周俩子的老婆看上去是一个老好人，出来打了一个招呼就在厨房里张罗着饭菜。

我们喝着茶，抽着烟，山南海北古往今来地聊着。周俩子也是生有一儿一女，老大是个姑娘，早出嫁了。儿子在县城一家工厂打工，虽然个头不算高，但人长得挺标致的，我们去的时候，给我们泡过茶递了烟，然后招呼一声就骑着摩托车去上班了。提起儿子周俩子的脸色阴了下来，“别提这家伙啦，今年都30了，还是光棍一条。”我们问是咋回事？是家里条件差，没有钱？还是小孩子长得不好，有缺陷？要么，是你给挑花眼了？他说，“都不是，钱嘛，前些年我当了十几年的包工头，整了一些钱，别人给介绍的不少，同厂的女孩也多，就是不知道怎么不对他狗日的眼儿”。

说了一阵子话，周俩子的老婆说让他到菜园里弄些青菜回来，周俩子提着竹篮说，我带你们看看我家菜园和我种的麦冬。我们边走边谈，眺望着广袤的田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畅想着未来的生活。

言谈中他喜形于色，不止一次说到：哎呀，现在政策好球的很！种田不仅不交三提五统，还给补贴以奖代补，看病有医保。他家种了近二十来亩小麦和2亩多麦冬，一年的净收入也有几万。

说到钱，周俩子脸上开始堆着笑，但是，一会儿又垮了下来，责怪起我来：“你家伙当行长了，离开石孙（大队）就再也没有回来看我了。要不是我命大，恐怕你再也见球不到我了。”说着扭过头来，指着豁了几颗牙的嘴，对我们讲了他在工地上施工从三楼上掉下来，板掉了几颗牙齿，断了两根肋骨，险些丢了性命的事情。我不禁为他祈福起来。

在菜园里，我们看见有白菜、萝卜、香菜、秋辣椒、扁豆、南瓜，煞是水灵，一畦畦油泛泛的麦冬像毯子一样铺满了田野。他笑着说，“现在我们乡里条件比你们城里不会差，吃的自己种的无污染的蔬菜，自己养的有鸡想吃就逮，鸡蛋吃不完才卖一些，不像一切那样指望在鸡屁眼的抠钱。”我问他，“手里有没有个50万？”他笑了笑，“屌啊！倒是给老二攒了点买房子的钱罢了。这几年老喽，就没再到外边包工程了，吃点喝点享受点偶尔打打小麻将算球。”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漾着愉悦和自得的笑意。

夕阳慢慢地溜下了山坡，映红了远远近近的庄稼和林子。周俩子提着一篮子生菜、芫荽和小白菜，和我们一路谈笑风生回了家。不一会儿，饭菜就摆上桌子了，还请了两个乡邻作陪。周俩子开着玩笑，“我怕得罪了你们城里人，下次不来球了。晌午香娃子家炖的老母鸡，晚上我焖的骚公鸡，给你们补补，还专门买的小鱼娃炸了好下酒。”说完提出了半塑料壶当地的小窑子酒，给每人满满地给酌了一缸子。我连忙推脱说，晚上还要开车。周俩子说，“开马车哟，在我这住一夜算球了。”我说，“打地铺呀？”周俩子打了个哈哈，“瞧你说的，还怕把你用秤钩子挂起来不成，楼上闲着两间席梦思，才换洗的干净净的单子被窝，还没有你们睡的地方？”我一下子无语了。又是一阵哥来弟往的，一直吃喝着、闲聊着到了到了月上中天万籁俱静。

03.杨博士

“杨博士”是我们石孙学校的“学霸”。那些年，由于他的数理化成绩特别好，同学们都羡慕他，给他起了绰号叫“杨博士”。“杨博士”的聪明劲儿那是公认的。他对数理化特别钻研，有些题目老师做不到的，他也能够做出来，读初中给我们讲初中的课，读高中给我们讲高中的课。可是有一条，让人搞不明白的，考起试来他却黄汤了，以至于高中时期两次拔尖他都无缘，最后合并到轩庄学校，才完成了高中学业。要不是顶他父亲的职务到县五金公司上班，现在恐怕也在打牛后半头（务农）。

“杨博士”小来和我们一起挖桑树根皮做打陀罗的鞭子，一起搞勤工俭学围湖造田挑砖搬瓦，一起给生产地里挖沟筑堤戽秧草捡麦穗，什么活计都干过。

后来，他顶职进了县城吃上了商品粮，81年我中专毕业也分回了县人民银行，我们接触的机会自然又多了起来。有时候，乡里来了熟人，我们会约在一起喝酒。逢年过节，也互相走动。有一次，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的谭锡忠到师范听课，在“杨博士”那里玩，让我过去陪他。喝酒的时候谭老师还一直在替“杨博士”惋惜，说按照“杨博士”的数理化水平一直保持下去临场发挥好了，考个武大湖大小菜一碟。我也时常叹息，“杨博士”命运使然。后来，我调到谷城，辗转到了襄樊，和杨博士”自此聚少离多。

在往返的途中，我们聊的最多的是他的境况。“杨博士”顶职后在五金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当过仓库保管员、柜组负责人。谈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在棉织厂上班，大名不知道，总喊“秀娃子”，高高的个头，白净的脸，包着两颗金牙，人还算不错。生了个儿子，踏“杨博士”的后，也是高高的，白白的，现在恐怕一米七八的个头了。2000年前后，宜城大力推进企业改制，搞“百团大战”，“杨博士”两口子所在的公司都破产了，一下子都成了下岗职工。好在“杨博士”有点板眼，原来不管是坐柜还是当组长，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对小五金市场比较了解，租了间门面开店，下岗再就业了，生意还算凑合。现在，商店里摸一家的生活费不成问题，两口子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领上了养老金，一个月合起来有二三千元，基本不需要动用。按说在小县城里这小日子也算过得安逸。

“杨博士”的老婆“秀娃子”也同车回去了，从她的身上我也看到一些变化。她下车后不到一会儿就说看看老婆子去，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喊了过来。吃罢饭以后又到老婆子那里坐去了，显然婆媳关系处理得很和谐，完全不像以前那样温腾腾的。

回了一趟老家，见了我的那些发小们，这跟我的印象和想象是天壤之别。我明显地发现了他们生活、理念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我曾经担心跟他们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可我们几十年不见或断断续续有过交往，却仍然一往情深无话不说。在他们的言谈间和思想里，全然没有了曾经对我莫名的眼羡和嫉妒，只有念记着那些植根于心灵深处纯真的友情和亲情。

我久悬着的心终于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