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塘底色

我在苏州城西北的山塘河边住过数十年，朝为露，暮为雾，最钟情的项目就是踩着水洗过的星光，循着弹石路由东向西漫无目的地闲逛，可能走到半塘桥堍，也可能走到虎丘山门前就折返了。走走，看看，想想，这条最百姓的七里长街就在尘封的记忆中逐渐鲜活起来，仿佛它的旧影是昨天才冲洗出来的底片，其黑白相间的底色，遥远又亲近，模糊又清晰。

月朦胧，鸟朦胧，总记得儿时的中秋圆月特别清亮，屋檐下的青石板泛起的鸭蛋青月色，像元代青花瓷一样的皮色。踩着弹石路去“走月亮”，左邻右舍的小伙伴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一直从山塘老街“疯”到虎丘老街，老街长长，快乐长长。

老街是走不厌的，它的价值就在于“老”，承载了百年的故事、千年的记忆。说它是一条浸润了柴米油烟的生活长廊，一点也不夸张。老街、老屋、老井、老牌坊、老驳岸沉浸在朗朗月色中，自有一种黑白雕刻版画的沧桑感，而隔河飘来的油煎蒸煮的味儿能弥漫半条街，一切竟是现实的，却又呈现出远古情态。                  

远古有多远？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心先到达了。

半堵老墙垂下明朝的藤葛蔓蔓，苔色斑驳的“口”字形天井飘过宋朝的竹箫弦音，“吱呀”作响的木结构楼梯回响清朝的木屐声，枕河雕窗下泛着粼粼波光的河流从大唐流来，河上泊着古色古香的民国花船和曲背弓腰的宋代石桥。

千年明月千年街，再浮躁的心在这样的老街上走走，也会如山塘河水一样清澄而平和；再匆忙的脚步到这样古色古香的庭院里站站，也会如庭院月色一样宁静而安祥。

从渡僧桥到虎丘正山门，傍河的老街大约有七里长，苏州人都这么说。它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担任苏州刺史时留给山塘的一首立体而生动的“新乐府诗”，与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脍炙人口。

53岁的白居易（772—846）上任之初，如履薄冰，这是因为当时苏州管辖范围特别大，初唐时城市面积14.2平方公里，人口仅1。1万余户，到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大族携家带口移民过来，城市人口猛增到10万户。苏州每年向朝廷交纳的赋税高达105万两，超过各州平均数的1.1倍。到这样的江南州府为官，满头白发的诗刺史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政务繁杂，杂事缠身，不由感叹道：

为问三丞相，如何秉国钧。那将最剧郡，付与苦慵人？

岂有吟诗客，堪为持节臣！不才空饱暖，无惠及饥贫。

话是这么说，这位乐天派诗人对任职苏州这块福地还是称心如意的。

白居易一上任就抓紧时间办理公务，“数月闭户不见”，“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新唐书》）几个月的时间里不出衙门，不宴宾客，甚至也不写诗。等到公务忙得差不多了，他开始放松心情，宴请宾客，带上一坛吴地佳酿，带上一二个弹琵琶的亭亭女子，在水巷里闲心悠游。

古宫闲地少，人家尽枕河，走在屋檐相接的水巷里，抬头看见是碧带似的一线天，阳光并不吝啬，从一线天里挤进来，在水面上折叠起粼粼波纹。水巷女子婀娜多姿，怀抱琵琶，“叮咚”轻唱白氏的诗句。在长安时，他的诗歌就被很多歌女谱曲传唱过。

白居易兴致很高，还自己出钱造了一只两头翘尖、中间宽肚的游船，倘佯在山水之间，陶醉于吴侬软语，以诗记述苏州美景：

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

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

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

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

曾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

                           （《登阊门闲望》）

阊门在清代曹雪芹的笔下乃“红尘中最是一二等的富贵风流之地”，后世虽然繁华，前生却略见冷落。尤其是山塘河两岸，一头通向内城河，一头连着虎丘山，在唐代时是一片栽种水稻的低洼地，经常闹水灾。

白居易一袭青衫坐船游虎丘，这里是必经之地。他看到山塘河两岸旧堤多半已然坍塌，一到黄梅季节，周围农田就遭淹。于是，这位刺史大人有了心事，遂数次去山塘踏勘。当地百姓向他敬酒，哭诉说：“十年就有七年灾，山塘难似鬼门关。”白居易想任期内我若不能把山塘河治理好，有何面目喝下百姓斟下的这碗酒？回府后，他找来风水先生和当地富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风水先生抱着木尺和陀罗盘勘测河岸，数千民工分段疏浚河道，重修山塘堤岸，沿虎丘山环山开河筑路，疏浚后的山塘河西起虎丘望山桥，东至阊门渡僧桥，与内城河、大运河相接，不仅根治了水患，而且便利灌溉和交通。

河泥筑堤，固岸修路，白居易在河岸上巡视，看看天上的流云飞霞，看看脚下的波光水影，流连忘返，乐不可支，随口吟道：

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

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

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

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

          （《虎丘寺路·去年重》）

白居易直至四年后因眼疾回归洛阳故里，坐在“樊园”的小亭里，温上一壶酒，跟友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忆江南”，还是杭州西湖和姑苏山塘。

苏州百姓感念白居易的功德，称这条新筑的堤岸为“白公堤”。

堤上栽树，林间辟路，山塘街就这样从中唐款款走来。

老街一头连接阊门繁华商市，一头连着花农聚集的虎丘老街，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姑苏城西的商品集散地。到了明初，由于漕运兴盛，山塘街连着阊门万人码头，其经济活跃程度堪称江南之冠。四通八达的山塘河呈河路并行的格局，岸边聚集了不少货栈和仓储。岸上建筑精致典雅、粉墙黛瓦、体量协调、疏朗有致，是古城区古建风貌精华之所在。

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徐扬实地写生创作的《盛世滋生图》长卷(又称《姑苏繁华图》)，画了当时苏州的一村、一镇、一城、一街，其中一街画的就是山塘街，展现出“居货山积，行云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市井景象。

明代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笔下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传说，也许就是从山塘某一处苔色斑驳的码头上起程，乃至坐快船一路追随至无锡塘口镇的华府，甘愿为奴入府。

《玉蜻蜓》中金贵升与青年尼姑志贞前世有缘，也许就是在青灯香案的法华庵里结识相思，有悖俗见却为世人所同情的男女情爱感动了苏州百姓。

“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曾在山塘街的半塘岸寓居，心情郁闷时便吟诗作画。她画的《彩蝶图》清新脱俗，志趣典雅，上有董小宛题词，并有二方图章印记，还有近人评价很高的题诗。现藏于浙江博物馆。

据《桐桥倚棹录》记载，清道光年间，山塘一带的山水古迹达500多处，直到今天它仍是苏州古迹最多的历史文化街区。古迹是老祖宗衣食住行的平台，是宜居和商贸共荣的空间。它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用来生活的。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4），福建商人小心翼翼来到这条老街上，建起三山会馆，开通苏闽贸易，过起了宜商宜居的舒适日子。之后，他们在苏州建起8所会馆，其中6所始建于清康熙年前后。与闽商一样，粤商也是各地商帮中来吴地经商较早的。他们在苏州建起岭南会馆，这几乎与福建商人的三山会馆建于同一时期。而明代天启年间东莞商人所建东官会馆，则开了县级商人单独建会馆之首。明清时期，广东各地商人在苏州建有7所会馆，其中有5所会馆都坐落在繁华的山塘街上。

明清时中国最活跃的经商群体晋商进驻苏州，主要是开设钱庄和当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苏州有山西钱庄81家。在民间，有“北晋(晋商)南徽(徽商)”之说。晋商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在准备建造会馆时，除了选用通常的花岗岩和青石，还看中了名贵的白石。白石又称为“汉白玉”，若无杂质，则颜色洁白如玉，石质细腻，软硬适中，易于雕刻，磨光后非常美观，为上等的建筑雕刻石料。其产地，当时仅在江苏省镇江地区发现有少量分布。自汉唐以后，白石为朝廷专用建材，封为“汉白玉”，不经过朝廷批准，地方政府和民间不得随意开采和使用。苏州地区除了天平山的高义坊、文庙大殿的抱鼓石、万寿宫的牌坊石柱、忠王府的柱础，其它建筑很少见到白石。全晋会馆的建筑因为使用了不少白石，故俗称其为“白石会馆”。

朝廷恩赐会馆可以使用白石的原因，未见有关史料记载。财大气粗的晋商用金钱铺路，打通必要的人脉关节，也并非没有可能。会馆使用白石的建筑，为“一坊一桥二杆”。规模恢宏的会馆大门前，矗立一座白石牌坊，制式为冲天云纹柱。牌坊北面，有一条青砖镶嵌的通道。通道临河处，设置一座白石拱桥，端庄秀雅。两根白石旗杆，相映成趣。会馆门口，设置间隔有序的朱色木栅栏。隔山塘河，设置一座砖砌照墙。牌坊前的一片广场，俗称“会馆场”。夏天的晚上，附近百姓多在此纳凉。杂耍等江湖戏班，也常常在这里演出。会馆设有门厅、轿厅、大殿、关帝殿等建筑。后花园栽花植木，堆叠假山，挖掘池塘，塘内栽培荷花。其规模，为当时苏州的第一大会馆。可惜，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太平军攻占山塘烧了三天三夜的一场兵火。

如今，白石会馆只留下两块碑刻，移至苏州碑刻博物馆的经济碑廊。一块是《全晋会馆众商捐厘碑》，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凡是当初捐资建馆的晋商，都在碑上刻名留念。依靠商号捐资来募集资金，也是当时建立会馆的惯例。另一块是《全晋会馆应垫捐输碑记》，也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当时，捐资所得在建馆中仍不够使用。于是，发起者动员晋商再次捐资。根据捐资金额的多少，在碑上依次排列捐资商号的名称和捐资金额。晋商以坐落于半塘桥东侧的白石会馆（全晋会馆的前身）为中心，有条不紊地组织起了资本市场。这些走出娘子关的山西人似乎比别人更懂得利用会馆来联络乡情，互换信息，坐实买卖。

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商人们，要在这五方杂处的“东南一大都会”站稳脚跟、生存发展，会馆和公所就成了抱团取暖的亲商纽带。倘若绘制一幅明清时期苏州会馆公所分布图，那就不难发现清乾隆年之前所建的早期会馆，大都集中在山塘、阊门一带。有稽可查的明清时期苏州会馆59所，坐落在山塘街上的就有13所。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会馆是远道而来的候鸟们的栖息地，也是安居乐业的“鸟的天堂”。在这个具有家乡特色的天堂里，既保持着各自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又巧妙地引进吴文化而加以消化融合。因此，会馆文化堪称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曾藏于嘉应会馆的一块石碑，有段文字这样告诉我们：

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

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恭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共沐神恩。

会馆文化、故居文化、寺庙文化、碑拓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似乎都能在这条弹石铺砌的老街上寻觅到前世今生的足印。与其说它是通向虎丘的一条捷径，不如说它更是一条饱经沧桑的历史长廊，引导人们徐徐地走过唐宋明清，浏览古往今来的风花雪月；再在青山桥或绿水桥的桥堍下坐一坐，看一看隔河岸上的桃红柳绿，然后缓步走进虎丘山门，就会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恍如隔世的感觉，陡生“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沧桑感叹。

山塘街不仅是一个凭吊历史的旅游胜地，更是一处商贸重地。明末清初，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就在山塘街上小心翼翼地破土而出。它作为沟通苏州城与京杭大运河的要道，一跃成为江南最繁盛的商贸重地，被誉为“神州第一街”。

朝花夕拾，花落花开，山塘街的兴盛起于“漕运”，衰落也源于“漕运”。自商贸集散方式由水路转为陆路，苏州城的商贸中心开始东移，昔日车水马龙的山塘街逐渐冷落下来。只留下了古鼎鸣钟般的陈迹：老街、老屋、老铺、老桥、老碑，还有蹲在石桥边的七只苔色斑驳的石狸。

    1761年，钟爱风花雪月的乾隆帝在太后七十大寿时，特意在北京万寿寺紫竹院旁沿玉河仿建了一条苏州街，而这条仿街就是以山塘街为蓝本的。之后，他又兴致勃勃在清漪园（颐和园）万寿山北建造了一条苏州街，也还是山塘街的翻版。这两条苏州街后来在战火中被毁。1986年在颐和园重建苏州街，则使七里山塘的风貌再次重现于京华。

历史往往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能碎裂了，落满了灰尘，但无论如何，我们总能从这面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山塘老街是最容易勾起老苏州怀旧的一个地方：相见时难别亦难，那屋那人那情，都藏在哪儿呢？

那漆皮剥落的店铺排门，有一个繁体字的“當”字变得斑斑驳驳了；被虫子蛀过的雕花栏杆，那个“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的怨情女子去了哪儿；苔色依依白墙灰瓦的庭院里，那一株美人蕉和海棠花可曾开放；还有那滴着甜甜蜜蜜的小糖人，飞过河岸的在夜空里飘飘忽忽的“孔明灯”，飘着甜香的海棠糕，舞台上牵线的木偶和舞台下不牵线的“贱骨头”（陀螺），也好像都剪贴在岁月的文本里了。

日子是一本线装书，拆散后再难复原，那沉香般的书香味儿是找不回了。一个故事碎成若干个片断，至多能链接鸡零狗碎的情节，那浓郁如墨而化不开的生活细节和曾经辉煌的主题是再难复制了。街还在，人去了，蓦然回首却是一片风雨飘摇。

山塘底色，蒙上了太多的岁月烟尘，以致画面变得模糊不清。于是，聪明的苏州人想着要来“拯救”山塘了。疏浚河流，重整驳岸，应该说是一大举措。某个夜里，我坐船重游山塘，竟对旧时山塘的所见所闻感到陌生，充满新奇。

河道依然是这儿一曲那儿一弯，堤上的垂柳依然风情万种地婀娜在春夜里，多情的月亮也依然摇曳在波光里，但经过治理的山塘河明显清澈了，两边的驳岸也齐整得像快刀切过似的。枕河人家的后窗口有的悬一串红灯笼，从屋脊处一直悬到水里，5个一串的红灯笼于是变成了10个，一半是生活色彩的写实，一半是充满遐想的辉映。

船过处（我觉得用机器船不如用摇橹的木船），犁出道道波光灯影，碎成无数鱼鳞状的金片，在河面上跳跃、闪烁。有的临河人家挑起一面竹帘，主妇趴在后窗口看水，看的人也便成了我们的看，看“月明人倚楼”的诗意；有的河面上还泊着几朵荷花，塑料花，颜色过于鲜艳，虽然也是亭亭玉立，却少了几分楚楚动人的真切；有的饰以长长灯串勒出沿河驳岸线，远看就像古典山塘亮丽的束腰，而那些仿古楼台上五光十色的灯串更像白领丽人挂一串水乡妹子脖子里的珠链，多了一点浮艳的装饰气。

似暗似明，似真似幻，似古似今，似梦似醒。

惟有眼前的灯色是真实而迷人的。因为有了摇曳的光影，山塘河才显得鲜活生动，山塘人家才有了更多的怀旧情话，七里山塘才能无愧地从明清一直走到现在而不至于出现断层。。。。。。擦亮山塘底色，复原山塘旧景，提炼山塘情结，也许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老街则会告诉未来，这一切并非是多余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坐船或者踩着月色漫游山塘，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