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高晓声

30多年前，文学最热的时候，筹办苏州“江南雨”笔会，说去请高晓声来讲课吧。

我与高晓声同为武进县郑陆人，听得懂他的浓重乡音，理所当然让我去乡下跑一趟。

那个小镇叫董墅，浅浅的一条石子街，街两边挤着灰瓦白墙的老房子，有楼屋、也有平房；有的门窗歪了，有的墙头坍了。狗在街尾叫，猫在屋顶上蹿来蹿去。

高晓声在家，坐在堂屋里的一张条凳上，指缝里夹了半截烟，活脱脱像一个刚从田里转来的老农：紫酱色的脸，板刷头，头发很短，直直地支着，咧开嘴笑起来很爽朗，一笑脑门上就挤出很深的皱纹来。

我说“江南雨”笔会，想请高老师去跟文学青年讲讲文学。

“江南雨？那我要带好雨伞去的。”高晓声咧开嘴“呵呵呵”笑了起来，他那一口浓得化不开的郑陆土话，也只有我勉强能听懂，“文学有啥好说的，多看看，多听听，多写写，熟能生巧。”

我说您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都是获过大奖的，文学青年都很崇拜您的。

“有啥好崇拜的，”高晓声听后一边笑一边摇手，“我是一个老农，农民种点稻米，拿出来卖，别人吃了觉得好，多给我一点赏钱，如此而已。”

不过，他还是极爽快答应去跟文学青年讲几句话。

我冒昧地说：“参加笔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您说家乡话可能别人听不懂。”

“这就难了，”高晓声点上一枝烟，笑笑说，“家乡的老农不说家乡话，鬼也要被难煞哉。”

他听我能讲半生不熟的郑陆土话，大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亲近感，话自然也就多了。

我看见案几上有一只煤油灯，灯罩已经熏得半黑，罩尾有一条裂缝，用创口贴勉强粘上的，就奇怪地问：“乡角落里都通电了，您还用煤油灯啊？”

“难得要用用，”他说，“乡下经常要拉电，写稿子写到一半，没有电了，急煞人。这盏灯跟我几十多年了，舍不得扔掉的。”

高晓声自从1957年落难后，就回到老家种田，后来去三河口中学教过书。他在这盏煤油灯下写过稿子，写完了就撕掉，撕掉了又写，那些被风雨鞭打过的日子，连一盏煤油灯也常常会被吹灭。

“落难书生白眼多，”高晓声看惯了世间烟云人情冷暖，淡淡一笑，“好在老家的乡亲没拿我当外人，就说点这盏煤油灯，那时买煤油要托人的，油干灯尽时，乡邻总能接济我一点。大家晓得书生要看书的，没有灯是要死的。”

也就在这盏灯下，他把种田人的生活状态搬到了小说里。《李顺大造屋》发表后，引起很大轰动，称其为“鲁迅、赵树理之后的又一位画国民灵魂的高手。”（陆文夫语）

在《李顺大造屋》中，作者写道：“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说来似乎容易，做到就很不简单了。试想，三年中连饭都舍不得吃，别的开支还能不紧缩到极点吗？何况多半还是句空话！如果本来就吃不饱饭，那还有什么好节省的呢！”作者若不是长期埋没在生活底层，一起经历和透悉农民曾经历过的苦难，怎会有如此感同身受的知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底层农民的刻画和灵魂的雕塑，至今还没见到有超出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钱包》所能到达的深刻度。

高晓声对外界的赞扬声并不以为然，他搓了搓被劣质烟卷熏得焦黄的手指，一阵爽朗的大笑之后说：“我写小说是因为我要吃饭，得奖了，可能吃得好一点吧。民以食为天，农民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为了吃饱饭，我与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一样，所以他的很多做法，许多人难以理解。据说有一年他去上海办事，执意要在朋友家里“委屈”两夜，出版社明明已经给他订好了宾馆，高晓声到底还是婉言谢绝了：“我不是不可以去住宾馆，又不要自己掏腰包，但想到乡下那些一起干活的穷哥们，就怎么也不忍心花几百块钱去住一夜了。”

具有这种朴素的“农民意识”，又使他变得很随意，并不讲究自己的包装。有一年，他去美国访问住在一位美籍华人家里，进出门都要脱鞋换鞋。第二天他去大学讲学时，出门时左脚穿了自己的一只鞋，右脚穿了主人的一只鞋，两只鞋子颜色并不一样，而且还都是左脚，他竟然能穿着走上讲台。事后，主人告诉他你把鞋子穿错了，高晓声低头一看，拍了下大腿笑道：“怪不得我今天觉得右脚的鞋子夹脚，原来是你的鞋子跑到我的脚上来了。”

高晓声听说我对中小学生写作教学有兴趣，就对我说起他在三河口中学教学生写作的经历。他说我批改学生作文，给分是很吝啬的，在别的老师手上能得80分的作文，我只会给他60分。有一次写命题作文《放学以后》，全班只有3个人批到及格分数。一个得了63分的学生不服气，跑来问他怎么只有63分？他笑笑说，63分好透了。然后把自己评定作文的标准说出来，说得那位学生心服口服：高老师眼界高，标准就定得高。严师出高徒，后来他的学生中还有人步了他的后尘，写起小说来了。

聊着聊着，不觉已是午饭辰光。高晓声带着我到一家邻居家里吃便饭。饭是新米煮的，软糯、喷香，菜有韭菜炒蛋、咸鸡冬瓜汤、炝毛豆、煸豇豆。高晓声憨厚地笑笑，对我说，回到老家，你不要客气，慢慢吃，我还要喝两口酒。他每顿要喝点酒，“花雕”是他的最爱。我说你一顿三杯？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笑道，浅两杯，多乎哉，不多也。

那年从董墅归来后，我在常州又见过高晓声一面，是在他的新家里。

我拿去几篇发表过的散文《能不忆江南》《麦黄戏》《走月亮》《庙会》，有两篇还被《散文选刊》转载过，便有点自鸣得意。高晓声戴上老花眼镜把几篇文字看了一遍，拎出其中一篇，摇摇头：“这篇写得不好，有点飘。这篇马马虎虎。《走月亮》写得不错，《麦黄戏》还算可以，我记得乡下演戏是这个样子的，你写的这个人物，我还见过的。看散文，我欢喜看朴实一点的，尤其是写农村生活，你闻不到泥土味、牛粪味，你就失败了。”

我记住了他的“朴实”，再要去拜访他时，他已经匆匆走了。

然后，每当夜深人静，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总还会想起他：总是咧开嘴憨厚地笑着，浑身上下透着老农的气息，操一口浓重的乡音，听了倍觉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