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粒记

瞎子表叔走了。

那天，天忽然暴冷，乡下的风也特别大。

村里人帮着张罗丧事，该来的亲眷都赶来了，对着黑框里的瞎子磕几个头，烧几只黄裱纸折叠的元宝，在香炉里插一枝香。根据乡下办丧事“一条龙服务”的规矩，接下来是哭丧、守灵、念超度经、吹吹打打，然后是告别仪式、追悼会、火化、落葬。

然而，是否开追悼会，丧家支支吾吾拿不定主意，也说不清楚了。

悼词让谁来写？有几个熟悉我的乡亲说，这不有城里来的作家吗，写个几百字悼词，一枝烟的工夫。我说那你们把瞎子的一生大致说给我听听，结果连丧家也说不清，就是瞎子啥时光眼睛瞎掉了，怎么瞎掉的，居然谁都说不准。

我记得小时候，准确地说我还没有半把锄头柄高时回乡下过年，那时的瞎子就已经是瞎子了。瞎子的耳朵真灵，每每我们大包小包回到乡下，在堂屋里刚刚坐定，不一会，就会看见瞎子摸着门框不声不响地捱进门，不声不响地坐在靠门口的一只马扎上，不声不响地竖起两只耳朵听我们说着城里的事。说到高兴处，他也会夹紧眼睛“吃吃”地偷笑。这时，祖母就会把我们带去的柿饼、糖果抓上一小把：“去吃吧，瞎棺材。”他拿了吃食也不会道一声谢，只是夹紧眼睛“吱”地一笑。之后，瞎子什么时候出去的，谁也没看见，因为他进出都是不声不响的。

那是一个什么都要凭票买的年节，农历二十四夜祭祖。端上桌的都是烧得半生不熟的祭品，比如半只猪头、一条煎过的咸鱼、一盘发得过头的黄豆芽、还有几盅自家酿的米酒。我们挨个向老祖宗磕头，临到收桌时，瞎子居然不声不响也捱进来补上了磕头。其实谁也没有叫他，谁也不会想起在灶屋里不声不响猫了半天的他。瞎子在孙姓大家族里或许就像一粒沙子，搁在眼睛里会眼疼，搁在鞋子里会脚疼，更多的时候是谁也不会留意它。至少我记得在乡下过了不至十回的年节，好像从来没有见到瞎子坐上桌子的，都是用一只搪瓷盆盛上一碗饭，然而挟上几筷菜、几片肉，他就坐在门背后或者灶屋里的马扎上，不声不响地吃着。听见外面有鞭炮声响，就忍不住问一句：“过年了，又大一岁了。”

听见我到灶屋里来，眼睛一紧算是笑了：“小龙，家来过年啊。”

我奇怪他怎么晓得走近的人是我呢？祖母跟在后面笑道：“瞎棺材的耳朵灵，能从脚步声里辨别出来是谁。”这种时候，他总是侧过灰黑的脸，专注地扭过细长的头颈，如同枯萎的黄瓜秧子，安静地听别人说。

等到我离开老家的那一天，瞎子坐在门口的踏脚石搓草绳，草绳绕成一团在身后，他从脚步声中听出是我，小心翼翼地说：“乡下风冷，明天可能要发冷性的，记得穿茅靴统。”茅靴统是家乡武进乡下的特产，用草绳和苇花编织的，穿上很暖和。

我问他怎么晓得明天要发冷性的？

瞎子说我昨夜里腿骨疼，就估摸要发冷性了。

果然，半夜里起风了，第二天一早，村口河岸边的芦苇茬里就有“嘎吱嘎吱”的冰水撞击声。

又一年回老家过年，我的孩子大了，瞎子也老了，人好像缩回去了，坐在门口的阳光里或偎在柴堆旁，裹了一件灰布棉袄，就像是默默地蹲着一只瘦骨伶仃的猢狲。不知是哪个好心人送给他一只旧的半导体收音机，瞎子就捧着它听电台里播放的“滩簧戏”，有时也会听听时下的热门歌曲，听着听着不响了，就用手拍拍又响了。那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时光，阳光很暖，听戏很亲，年的气氛终于就很浓了。他听到开心处，甚至也会跟着哼上几句，不过没人能听清他唱什么。

我能记得的瞎子二三事大致也就这些。丧家说，他活了69岁，大约从没走出过小镇，大约从没正经种过田，以前是吃“五保”，后来是吃“农保”，也大约从没做过一件至少能写进悼词里去的事——瞎子就是这样极为平谈无奇地过了一辈子，也就是这样的一粒沙子落在尘世间。

现在，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终于被风卷走了。

最后，丧家决定不写悼词了，因为我至今也只知道瞎子的尊姓而不知其大名。

但我还是无法解脱。我想瞎子不声不响走了，如同他不声不响地来，连一片落叶都不如，究竟是他活得过于平淡还是我们的目光里藏着过多的冷漠呢？我们对任何生命的尊重和感知，一向是通过死亡才得以惊醒的，但一切都已经错过了。

那天，瞎子名下的女儿（是弟弟过继在他名下的）哭得特别伤心。

那天，村里很多人都来送送瞎子，都说毕竟是乡里乡亲过了一个甲子多了。

那天，我一直在想我的《沙粒记》，权作是为沙粒般的生命所写迟到的悼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