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步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后尘，写写“城南旧事”，大约是没多大出息的。但我曾经生活在苏州城南，一点不写“旧事”也难，自己情感上就过不去。

记忆中就有那么一个墓园，名曰“安乐”，有两个足球场大，是基督教徒的最后家园，坐落在城南的葑门西街上。儿时，我就读的立达小学离安乐园不远，爬过一道围墙，再爬过一道围墙，一脚就踏出了安乐园。园里密密地栽着树，以松树、柏树、香樟树、乌桕树居多，树上弯弯曲曲地缠绕着“鬼馒头”藤，在蓝得出奇的天空里编织出一张张绿色的网。阳光吝啬地从“网眼”里筛下来，落在地上一些斑斑驳驳的影。

树林深处有一座花岗石墙基的尖顶房子，房顶上竖起一只木制十字架，漆成了血色。安乐园不仅是地下诸君的家园，也是地上孩子夏天的乐园。捉蟋蟀，挖蛐鳝，掏鸟窝，偷桑葚果，随心所欲，肆无忌惮。调皮的孩子甚至一屁股骑在大理石墓碑上，低下头来倒着念刻在大理石碑上的字。

除了孩子们的吵闹声，还有林子里的鸟声和草丛里的虫吟声，还有一个看守安乐园的老女人 “哪作啥，哪作啥”的半沪半苏的唠叨声。这老女人养着一只叫“玛丽”的猫，浑身雪白，猫眼贼亮，只有四只猫爪是黑的。住在西街上的人认得出“玛丽”，却认不出老女人，因为她很少走出过墓园。邻居说，这老女人有点来头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还到美国读过书，读什么书就没人说得清楚了。及至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时，那四周的空气已经烧得发烫了。

老女人戴着喇叭状的纸帽子，帽子上写着“女特务”三个大字，特务已然神秘了，还是个女的，就更激起人们的无限想象力了。一些人到安乐园里搜了半天，大失所望，因为他们终究没有找到特务所用的发报机、电码本或者一枚炸弹。于是，把所有的失望发泄在老女人身上，她像马戏团的小丑，被人们从安乐园里拖出来游街，一边走一边喊：“我是特务，我有罪！”看客挤满了半条街，白猫玛丽顽固地追随着老女人，人们用脚狠狠地踹它，它却不肯逃开…… 

这一点“旧事”重提，不是因为我念念不忘，而是因为我也是看客之一，好像也参与过谋杀善良的勾当。有时，我傻傻地想，如果当时大家没有热昏头，还有一点物质遗产意识的话，那安乐园到现在都应该是一处罕见的安静归宿。据今天搞“申遗”的朋友说，安乐园是国内少见的保留完整的基督教墓园，始建于民国初年，如果保留到现在，就可以作为遗产来申报，可惜的是遗产已经灭绝，连遗像也不曾留下。

那些以黑白为主色调的大理石墓座、墓碑，一个紧挨着一个，曾经谦和而有序地比邻而居。尽管墓碑有高矮、大小、宽窄、精粗之分，但所有的长眠者都是上帝的孩子，在安乐园里是一律平等的；因为彼此平等，所以，碑座上镶嵌的瓷质照大多是微笑着的。这是一种无言的感染，乃至再调皮的孩子看到这样的微笑，也不能不把脚步放得轻轻。

记得那是一个灼热的夏日午后，热得坐不住，就“扑通”一声跳下水，从大河浜下水游到觅渡桥，游程近千米，然后再吊住一只瓜船返回，偷几只香瓜掖在裤裆里，半途上岸溜进安乐园。安乐园是我们的“贼窝”，有吃有睡，好不安乐！要躲过老女人的唠叨，我们就绕到安乐园的东北角上，那里有几处荒坟，还有一个形状奇怪的墓，像一只倒扣的锅似地扣在草丛里，没有墓碑，也没有苍松翠柏。后来，“锅盖”被砸开了，人们才惊悚地发现墓井里竟堆满了白骨。人们立刻联想到了用于阶级教育的标本“万人坑”。35年后，我才从知情者嘴里弄清楚那个有盖的墓井其实是博习医院（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用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病儿、弃儿的。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修女特雷莎生前就做过这类善事。指善为恶，恩将仇报，“安乐园”怎得安乐？

墓碑被推倒了，墓座被砸烂了，墓园被拆毁了，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了。剩下的就是我还记得的鸡零狗碎的“城南旧事”，像水银泻地，瞬息全无。但，扪心自问，我们从这些水珠般“旧事”中真的顿悟出什么，乃至灵魂得以超度了吗？

我曾写过《葑门横街》的书，安乐园当然是躲不开的城南旧事，但这点旧事很少有人记得了，只听几位长者说：老女人死于1969年的冬天，那是一个飘着雪的异常寒冷的冬天。她的妹妹来给她了理后事，就把她与她的丈夫合葬于安乐园里，说姐姐生前守着姐夫的墓，死后就可与姐夫在上帝身边团聚了——过了几年，安乐园就铲平了，那里建起一家塑料厂；塑料厂关门后就分割成几个大仓库；现在大仓库也平掉了，盖起多幢商品楼。

我的“城南旧事”失落在岁月烟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