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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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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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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老了,经不起折腾了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仲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赞语中的“勇”指的就是韩愈谏迎佛骨这件事。中唐自宪宗始,曾出现过一点中兴迹象,但很快就被君主骄奢淫逸、朝堂乌烟瘴气所冲散。谄媚者占据高位,诳言者得中高官,连一些方士道徒也被委派做地方官吏。其时,韩愈虽然当上了刑部侍郎,但皇帝并不重用他,他闲散无事,心情也差。有时他一人外出去乡间垂钓,觉得这样做官跟隐居差不多。

闲散的日子过了才一年,命运女神又一次来造访他了,一下子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说是长安城西的凤翔有个法门寺,寺里有座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释加牟尼的一截寸把长的指骨。这塔每三十年开放一次,供信徒瞻仰。元和十四年(819)恰逢开放的年头,崇道信佛的宪宗派宦官率宫女三十,捧香持花,恭恭敬敬地迎接佛骨进宫供奉三天,然后挨个送到长安各寺院供奉。皇帝亲自带头礼佛,朝廷上下争相瞻仰,有的还在臂上、头上点香以示虔诚。立志恢复儒学、排斥佛教的韩愈看到这些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也顾不上皇帝的面子了,急急地上疏阻止,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东汉“乱亡相继”而国运不长,而最信佛的梁朝更是短命的。这下可触怒了宪宗,责问韩愈狂妄,竟敢对信佛的当今圣上说三道四,他声言要用极刑将韩愈处死。幸亏有裴度等为其说情才免去一死,贬其做了个潮州刺史,逐出京城去了。

韩愈把家小留在长安,只身上路了,胸中悲愤交加:“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一再上谏劝阻迎佛骨,招致龙颜震怒,如今在这风雪高寒的放逐路上,竟无故旧弟子来相送,岂不悲乎哉!

当他行至陕西商山时,妻儿家小日夜兼程赶了上来。原来在韩愈离家后,执法官不准罪臣家眷留在京城,强行逼迫他们疏散。可怜韩愈12岁的女儿当时正病在床上,也被抬着上了路,等与父亲相见时只剩下一口气了。韩愈把女儿草草地埋在路旁,连一块小小的墓碑也没有。家人的不幸,个人的浮沉,加上走到潮州时愈发感到自己已是年老力衰,因而产生空虚、畏惧、无望的心理,渐渐就想着引咎自罪了,以求得朝廷对他的宽恕。一到潮州,他立即上《谢罪表》自罪、感恩,得到宪宗的宽谅,裴度在一边也帮着韩愈说话。宪宗心想先不急着召韩愈回朝,这家伙平日里太傲,得杀杀他的傲气,就改任他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任职。 

元和十四年秋,群臣合议敬献宪宗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大赦天下。不久,韩愈便被召回长安担任国子监祭酒,是主管教育的行政长官。后又擢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这时的韩愈学得乖了,一方面是官职荣升,并受到唐穆宗的重视,另一方面随着年岁增高,年轻时那股锐气是荡然无存了。他对朝政其实并不满意,也相当失望,但他不再直言相谏,而是明哲保身独善其身了,要知道倘再来个什么”佛骨事件“,他的一把老骨头是再也经不起折腾的了。

不过,韩愈的治政热情虽然与日俱减,但在吏部任上,还是有所作为的。在此之前,吏部大门一向是紧闭的,不要说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就是地方官吏轻易也不能入府的。要知道这是选拔人才、考察官员的组织部门啊。韩愈上任后,下令对外开放,政务公开。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人怕鬼,因为鬼看不见;鬼如果看得见,那么人就不怕鬼了。吏部是主官官吏的,下面的官吏见不到主管官吏的人,所以主管者的权势很重。现在听任出入,主管者容易见到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权势就不会那么重了。”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务公开,阳光操作,就能避免跑官、买官的腐败现象产生。可见,韩愈是一个清醒而有为的执政者,心里仍不忘那些地位低微的下层士大夫。后来他调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掌握的权力更大,但他手下的官吏都很清廉,不敢犯禁,私下里都说:“这个老头子连皇帝迎佛骨都敢骂,可不敢违他的令。”

 

长庆三年(823)早春,韩愈闲来无事,邀张籍游曲江,尽管他心里也清楚长安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朝堂上下腐败成风,但他洁身自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所呈现的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早春的风光是那么优美,而且是美“满”京都每个角落,那表面繁华而实质走下坡路的社会现实一概不见,或者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说到这里,过去有不少评者都会挂一条“尾巴”:这表明了韩愈的“阶级局限性”。我以为,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没把一个人看成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贴上去一块标签而已。作为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也曾感叹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曾几起几落仕途浮沉屡遭打击,也曾当面与皇帝顶撞而差点丢了脑袋,待到年老了,走不动了,经不起折腾了。垂垂暮年终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日子,喝喝酒,写写文章,你再要求他像年轻时一样虎虎有生气,不顾一切地去冒政治风险,岂不是太强人所难了么?他是孩子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已经丢了一个女儿),他是妻子的老公,他是一个有50多人的大家庭的一家之主,这种种“社会关系”决定他说话办事不能不瞻前顾后,战战兢兢,要知道古时“伴君如伴虎”的厉害,韩愈不就吃足苦头了吗?

    年轻时的韩愈也曾经是胸怀大志,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他有过怀才不遇的感奋:“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他的这番话是家喻户晓的,然而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来看,却是不合逻辑的。大凡名马,如汗血、乌骓、赤兔、黄骠,总是“马之千里”在先,马是客观存在的物,伯乐识马乃是后天的认识,韩愈何故先主观后客观地倒过来说呢?精彩就在于这一“倒”,包含了多少生活艰辛和人生坎坷的感叹,道出了识才、用人的千古道理。若不是满腹经纶而怀才不遇,抱负远大而屡遭挫折,怎么会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没有伯乐慧眼识才,“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韩愈一生多有磨难和历练,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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