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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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字的“蘇”，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鱼”和“禾”。它能使我想到落霞孤鹜蒹葭苍苍，想到水光波影渔歌唱晚，想到柳暗花明蛙声十里。
这一个奇妙的繁体“苏”字概括了江南水乡农耕文化的特色。
白居易赞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环绕虎丘山的3。5平方公里区域是典型的江南农村地区。村落精致，田块小巧，池水清澈，结庐人境。晨起，鸡鸣声中飘起袅袅炊烟，蚕娘拐个桑篮去采桑，花农花房育花忙；午后，山塘岸边的柳树下，几个花农坐在石头上歇息，一边抽着旱烟袋；黄昏，落日西斜，晚归的老牛走在狭窄的田埂上，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卷起柳叶笛“呜呜”吹响。
临近山塘的茶花村、虎丘村的村民，早在宋末明初时就进入了半农半工的生活状态。那时的山塘街上有上百家茶庄、泥人坊、年画坊、竹木器社，村民农闲时就进入这些作坊里打零工，以贴补家用。有窨花手艺的就被茶庄聘用为师傅，炒制花茶；有厨艺的船娘更吃香，野芳浜的十几条花船是她们施展船菜厨艺的平台；种茶花的花农，莳花、卖花则是她们的生财之道。
茶花村以“三花”（白兰、茉莉、玳玳)为主业。相传宋徽宗时的地方官朱勔因采伐“花石纲”扰民，激起民怨沸腾，失宠后被杀，其子孙就逃到山塘西面的乡村落脚，以种花垒山为生。每天清晨，从虎丘斟酌桥东堍向西直至虎丘正山门，卖花的村民聚集成一条龙，批发兼零售。还有不少卖花女索性挽个花篮进城区叫卖。她们把玳玳花、茉莉花扎成各种花球、花束，用麦秆编成小巧玲珑的花茧，内装花朵，闻之花香浓郁，满街飘香。
从清道光三年（1823）起，茶花开始用于窨制花茶，花茶远销东北、华北、华南各地。
由于三花需求量大，到1949年，虎丘乡的花农达2000余户，约10000余人。最高年产量出现在1956年，为14485担。
《姑苏志》载：“春日卖百花，更晨代变，五色鲜浓，照映市中。”说的是虎丘花农进城卖花的身影，一声声“阿要卖白兰花”的柔柔的叫卖声回荡在大街小巷里。
清代文人顾文鋐《虎丘竹枝词》云：
苔痕新绿上阶来，红紫偏教隙地栽。
四面青山耕织少，一年衣食在花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冰清玉洁的三花，养活了山塘周边的乡民，也是浓浓的花香浮起了他们知足常乐的笑脸。
旧时乡谚：“金山塘，银葑塘。”葑门外的乡民靠栽种“水八仙”（莲藕、孛荠、水芹、茭白、芡实、莼菜、茨菇、红菱）赚钱，山塘乡民则靠三花致富。“赚票子、造房子、娶娘子、养儿子、抱孙子”，是花农世代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状态。
半个世纪前的阊门外石路开有两家书场，一大半听客都是从山塘赶来听书的花农。他们笃悠悠地喝着茶，饶有兴趣地听着长篇评弹《玉蜻蜓》。书场散了，就到名店义昌福吃小笼包子。那种悠闲自得的神态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是不可能的。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特大水灾，旬降雨量高达290毫米，且连续暴雨数月，半个苏州城也淹在水中。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民不聊生。”
山塘地区同样水漫金山，村庄被淹，乡路被断，农田、花房、花窖被毁，那一年几乎颗粒无收。大水过后，苏州《明报》是这样描述山塘乡民的：“乡民已开始劳作自救。所问者，几无饥馑之色，亦无逃荒者，人心未见惶恐之失，盖因有所积蓄而资以渡难关也。乡民皆于洪水过后整田垒房，复植茶花。”
《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写的“杏帘在望”一诗，其中有“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的句子，以此形容大多数山塘乡民知足的生活大约也不过分。因为虎丘山下盛开三朵花，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不至于落到走投无路饥寒交迫的地步。《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杨白劳在这里都极为罕见。
三花的兴盛与山塘街上十几家茶庄分不开，茶铺的作坊和住家就设在与山塘街相连的杨安弄里，虎丘村和茶花村是茶铺窨制花茶的原料基地。茶铺老板以徽商居多，徽商与晋商、浙商一样，曾经是中国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群体。作为徽商的一支，皖南茶商小心翼翼地进入苏州城，落脚在山塘街上，租用沿河人家房子，开起了茶庄。起始是销售安徽茶叶，继而发现北方人大多爱喝花茶，山塘西侧的花农世代种植茉莉花、玳玳花、栀子花，花与茶的巧妙结合就产生了巨大商机。
古徽州有一府六县，下辖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经过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等战乱，北方许多大族携家带口逃难到徽州落脚谋生。虽然是人穷地薄的山乡，但有新安江沟连大运河、长江，与江南富庶之地只是一艘船的距离。外出经商，成为历代徽州人的首选。当地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说法。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绩溪人，13岁就孤身一人出来闯江湖了。在之前的明末清初，外出经商的徽州人更多。当时的传统茶业，已然成为先进的商品经济而蜚声大江南北，茶庄、茶铺在江南多达300多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写到中国人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其祖父王槐康就是歙县茶商。开设在山塘街上的汪瑞裕茶庄，就有王氏家族的股本。清中晚期，苏州茶界把吴世美、鲍德润、汪瑞裕、吴馨记、严德茂和方裕泰等6家茶叶店推为六大名店，而这六大名店不是由徽商所开设，就是聘请了徽商当经理掌管经营。据记载，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苏州范围内登记茶业行会的有46户，其中徽商开的茶庄达41户。徽商在山塘街（包括杨安浜）开设茶庄有9家，每家的规模在10—20人不等。在当时，徽商茶庄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财力雄厚、货源充沛、销路畅通、服务周到，其垄断地位之后延伸到酱品、典当、米粮、木材等行业。苏州人极少喝花茶，但这里却以盛产茶花而名世，这离不开徽商的营销有方。徽州山区盛产名茶，苏州花茶便是以歙茶为原茶，配以这里所产珠兰花、茉莉花等窨制而成。
徽商何以能在富甲一方的山塘街上立足并做大做强？编撰《徽州志》的朋友专门就这个问题走访山塘旧址，查阅相关史料，最后得出徽商有这样几个经营特色：每年冬闲时花农预支部分资金，优质优购，定产定销；在华北、华南设代理商，向茶铺贷放茶银，俗称“放水养鱼”；打通漕运水路和各地关卡；注重品牌宣传，比如茉莉花茶，打的就是苏州虎丘的品牌；用品茶、展销、雇人上门推销等手段促销。
徽商中有一位叫李福的安徽宣城人，对家乡特产宣纸并不熟悉，但对茶叶销售的经络却摸得一清二楚。花茶要卖出大价钱，北方是一块大蛋糕，要从闽商、浙商嘴里抢下一块来，通过大运河或近海运输的“漕运”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走通“漕运”的路，红白两道的打点必不可少：一是要买通管辖漕运的两淮官员，二是要联络“漕帮”人物。李福通过在松江府当差的亲戚疏通，向同乡借来银子“铺路”，很快打通了由苏州“万人码头”起程，过扬州、淮安，由淮安到青州，又由青州转往京津的千里水路。他压低价钿大量收购小型花茶作坊的产品，装箱起运北方，京津茶庄里“李记”的茶叶空箱子堆积如山。他经营数十年，赚了多少银子，无人知晓。但从《宣州志·商贸卷》中对李福的简短介绍中约略可知底细：“李福，生于道光二年（1822），茶商，19岁时去苏州经商，在山塘经营花茶批发数十年。后因病归乡。之前，在故里盖宅30余间。其长子李成良嗜赌，次子李成秀吸大烟。家业败于二子。”
家大业大经不起挥霍败家，金山银山抵不过吃喝嫖赌。李福是突然从山塘老街上消失的。有人说他欠下“漕帮”船主一屁股债逃走了，有人说他教子无方，两个儿子败光了所有家当；还有人说他的老家遭了“强盗抢”跳河寻死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福真的“人间蒸发”了，走完了从穷光蛋到暴发户到穷光蛋的人生轨迹。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像这样的外地客商，在山塘街上并非一家。
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残酷的，它不会偏袒一些人，也不会冷落另一些人。它的残酷性表现为掠夺的冷酷无情，也表现为竞争与淘汰的毫不留情。即便是枕着满箱金子，稍不争气，也可能一无所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命运转换是屡见不鲜的。
茶商李福如此，种三花的花农也是如此。花农与山塘茶商是生意伙伴，平时就有来往。
花卉苗木好手被称为“花园子”，每户花圃少则几亩，多则十来亩，花卉品种不下百余种，当家花卉为茉莉花。将其与徽茶胚基进行拼和、窨制，使茶叶充分吸收花香。茉莉花茶外形秀美，毫峰显露，香气浓郁，鲜灵持久，泡饮鲜醇爽口，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匀嫩晶绿经久耐泡。根据不同品种的茶胚可制成不同品种的茉莉花茶，如用龙井茶做茶胚，就叫龙井茉莉花茶；用黄山毛峰做茶胚，就叫毛峰茉莉。根据形状的不同，如珍珠状的，著名的有产自福建的“龙团珠茉莉花茶”，针状的有著名品种“银针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的茉莉花香气是在加工过程中就逐步具有的，所以成品茶中的茉莉干花起的仅仅是点缀、提鲜、美观的作用，有的品种中有此点缀，有的没有。优质的茉莉花茶具有干茶外形条索紧细匀整，色泽黑褐油润，冲泡后香气鲜灵持久，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嫩匀柔软，滋味醇厚鲜爽的特点。
茉莉花茶是市场上销量最大的一个花茶的种类，它的香气一直为广大饮花茶的人所喜爱，被誉为可窨花茶的玫瑰、蔷薇、兰蕙等众生之冠。宋代诗人江奎的《茉莉》赞曰：“他年我若修花使，列做人间第一香。”茉莉花茶的主要消费地是东北、华北，以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成都等城市销售量最大。
虎丘山下的茶花村所种植的茉莉花为窨茶上品，自明嘉靖年（1520）起就已经远近闻名。 其始产于南宋，是我国的传统名花茶。花茶选用苏、浙、皖三省吸香性能好的烘青绿茶为茶坯，配以香型清新而又成熟粒大、洁白光润的茉莉花精心窨制而成，其制作工艺达十余道。花茶外观条索紧细匀整，白毫显露，干茶色泽油润，冲泡后的茶汤清澈透明，叶底幼嫩，香气浓厚纯正，入口爽快。
苏州茉莉花茶之所以能在北方很多城市的茶庄里列为上品，这与“新苏州人”徽商南来北往的勤勉推销是分不开的，更离不开它的原生态环境。
虎丘花事由来已久。据说《清嘉录》成书后，作者顾禄请人题词，第一首就是：
吴趋自古说清嘉，土物真堪纪岁华。
一种生涯天下绝，虎丘不断四时花。
清明前后，风开始软起来。虎丘山下的香樟树开始换树叶子，风一吹，老叶“哗啦啦”掉下来，老叶干硬颜色泛红，落在脸上生痛。此时，香樟的新叶初探，叶子薄而嫩，绿得要汪出水来，是一种未经世事的绿。走过香樟树下，可以看见花农在花厢门口忙出忙进。一般说来，白兰树最高的要2丈左右，出厢时得两个人扛，一个人扶树冠；玳玳树高不过四至五尺，两人扛就可以了；茉莉树矮小，高不过3尺，力气大的人可拎4盆，一手2盆。也有用平板车运花树，大多是茉莉，一车车推出来，运到田里一排排摆开。花田里晃来晃去的树影，高一声低一句的人声，忽地让沉寂了一冬的土地开始活泛起来。
出厢后，花农们要在花田里忙一阵。白兰树要多浇一点水，但又不能太湿，等新叶长出两三片后，还要干一干树，为的是使它多生点花朵。玳玳树要省力些，不用太管理，适当浇水就好。茉莉是最要动手脚的花树，出厢要换盆，一般在谷雨之际进行。花农将切除一部分根须的茉莉移入大小合适的新盆里，然后填上土，浇上水。花盆里的泥有讲究，须在冬天的时候取肥沃的稻田土晒干敲碎筛细，与四分之一的砻糠灰一起拌成。换盆时不能伤茉莉树的根，那是命根子。花树在太阳底下快乐地绿着，白兰、玳玳、栀子的树叶子厚，绿得深些。茉莉树叶子小而薄，绿得轻浅绿得透明。一个丰盛的花季在春萌夏荣中孕育。
花农摸黑就起身了，蹲在花场里忙开了。女人像侍候宝宝一样侍候着花苗，说着家长里短，“咯咯咯”的笑声溢出花场。花农是春天的催生婆，当枝上结出蓓蕾，再看花农的手臂上、脖子里常常会长出红疹，奇痒难忍，没有一块干净皮肤了。便是这样，花农们也整天在花场里忙碌。看着花枝在春风里欢快地摇曳是花农们的惟一乐趣，好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那是只有为娘的才有这种疼爱孩子的幸福感。一阵“出厢”的忙乱过后，虎丘山下的花场才安静下来。
花农的春天是一个忙碌的季节，顺着最后一溪桃花水淌远了的是她们的汗水——那是花农心中最美的春景，年年如此，擦肩而过。春天一过，就能闻见茉莉浓郁的芳香了。
茉莉有单卉和复卉两种，虎丘山下原先种的是单卉茉莉，从浙江金华引入，因花蕾尖长，俗称“尖头种”。1931年，头脑活络的广东人黄智徵把岭南产的“圆头茉莉”引种到苏州。“圆头茉莉”是复卉，生命力强，产量又比“尖头种”高，一时间，虎丘山下的花农纷纷改种“圆头茉莉”，到1946时，花农们全部改种“圆头茉莉”。黄智徵因此发了大财，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大户花农。
从5个花瓣上看到银子闪光的岂止是黄智徵，安徽茶商更加精明。清光绪年间，虎丘山下陆续出现了以花窨茶的手工业作坊，此后栽种茶花的农户越来越多。到1890年时，虎丘有花农140至150户；1937年，花农达560户；1949年，花农达到2000多户约1万多人。原先以种植白兰、茉莉、玳玳、珠兰、玫瑰、栀子、山茶7种花为主，后来减少为主要供窨茶之用的白兰、玳玳、茉莉等三种，是生产苏州花茶的重要原料之一。
说起种植三花，80多岁的陈老先生笑着说：“种花铜钿多，那时两朵白兰花的价钱可以吃一碗大肉面，周围乡下的小娘鱼（女孩子）都想嫁到茶花村来。当年花多，旺季时要从别处乡下雇人来采呢。”
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四，苏州有“轧神仙”庙会，是市民的盛大狂欢节。虎丘街花农冯才林培育的500余盆迷你型玫瑰、月季常常成为庙会上的抢手货，谓之“神仙花”。花朵虽只有指甲一般大，但花色鲜艳、品种稀少，成为爱花人的新宠。
自唐代起，茉莉花就是香水的主要原料之一，它的香气在所有的花香里是最基本的，几乎没有一个日用香精里不包含茉莉花香的，甚至每一块香皂、每一盒化妆品都可以闻到茉莉花的香味。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天然香料被越来越多的化工合成香料所替代，虎丘山下的茉莉花产量迅速减少，最后连专门收购茉莉花的苏州茶厂也破产了。
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穷。一种技艺的得来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努力，失去就在顷刻之间，而传承并弘扬之，更需要加倍努力。曾经茶商半条街的七里山塘，还能闻到明前的清醇茶香和六月里的茉莉花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