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花开

1965年的夏天走得很迟，开学后，坐在光线并不明亮的教室里还是浑身燥热。

发校徽了，每人一枚，有小手指那么长，白底红字，楷书体：“苏州市一中”。

进市一中是凭分数考进来的，记得作文命题《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大题小作，我写了平时生活中的二三事，小中见大，显示题意。于是，我的胸前戴上了这枚别致的校徽。

我们那条小巷里读书人不少，但戴“苏州市一中”校徽的就我和一个叫“五妹妹”的初二女生。那时戴这样的校徽进出小巷都很风光，就像现在的女孩能拎个LV或爱玛仕包一样，瘦削而白皙的脸上免不了有些得意的神色。

谁知道乐极生悲，我的校徽光鲜了没几天就丢了，丢在哪儿居然一点也没有记忆。我急得满头是汗，把教室内外、大食堂里、紫藤架下、口字形回廊、隔条弄堂的操场一通乱找，还是没有，连从不光顾的通往女厕所的小径也不放过，被几个学姐骂了一声“神经病”。

第二天上学，没有别上校徽，如同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没带手机一样的浑身不自在。听说教导处可以补领校徽，但申请手续很麻烦。麻烦归麻烦，我无论如何要去申领的。因为那是对母校的一种认同感，也是读书郎一点可怜的自豪。

晚上洗浴，用的是一只枣红大木盆，搬动木盆时，发现我的校徽就掉在木盆边。原来是前天洗浴时，怕校徽弄湿，取下来放在旁边就忘了。

我小心翼翼地用毛巾把校徽擦干净，擦出了我失而复得的欣喜。

六月，紫藤花开了，一串串挂下来，紫色的瀑布泻满藤架。

我不记得是哪个高中生写过一首紫藤的诗，张贴在校门左侧的宣传栏里，只记得有这样两句：“紫藤花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如同我们在美丽的校园里成长。”

那天，我看见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少女坐在紫藤架下读书，石条凳上摊开的好像是一本物理书。一阵风吹过来，摇落一些紫色花瓣，也把少女的书摇落下来——这下露馅了，一本书竟分成两本，里面掉出来的是一本不厚的《燕山夜话》。

那时，《人民日报》有批判这本书的大块文章，我是在报廊里看见的。

“毒草！”我不由叫了出来，脸色涨成猪肝，好像看见路上游过一条蛇。

读书少女立刻像触电般站起来，白皙的圆脸涨得通红，急忙申辩：“我没看……没有。”然后，以乞求的眼神看看我，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那意思我明白，就是别去告诉老师。

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我其实除了晓得《燕山夜话》的书名外，也没有真正读过这本书。

“我什么也没看见啊。”说罢，满面通红地跑开了，那时我见了女生就害羞，说不满一句话就要脸红的。

后来，我在口字形走廊里见过这个读书少女，好像是初二班的。我背着书包与她擦肩而过时，她好像对我笑了一下，我只当没看见就匆匆走开了。

音乐教室在食堂南面的一个角落里，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林中踩出了一条不宽的捷径。

有一架立式钢琴，琴角上的漆皮已经剥落，琴凳的紫酱色绒面破了一个洞，像长者一样站在教室中间。

每到中午，角落里总会飘出钢琴练习曲的声音，那是几个“琴迷”跟着张老师在学艺。

张老师的鬓发已经杂白，在学校老师中是有点“特殊”的——每天一早，她都是坐着三轮车来学校的，车到校门口“卡刺”停住，张老师下车，优雅地走进校园。听谁叫“张老师早”，她都会优雅地点点头。当她弹琴时，有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味儿，这时教室里就是吵翻了天，也别想让她把琴声停下来。

“这是《游击队之歌》，我的老师贺渌汀作曲，”张老师介绍着今天要弹奏的这首曲子，微笑地看着几乎是音盲的我们，“注意我弹奏的旋律，由简短到绵长，由急促到舒缓，由单纯到混响，由轻弱到强烈，注意感受旋律的感情基调。”我至今难忘的就是张老师弹的《游击队之歌》，那真是用一颗美丽的心在弹奏，让听者完全沉浸在半个世纪前的抗日烽烟之中。

那天，我荣幸地做了一件事：音乐课后，张老师留下几个男生，说帮她把钢琴挪一下，挪到西北角上去，这样，在她弹奏的时候，学生能没有遮挡地看见黑板上的挂图。我们两人一个琴角，虽然很沉，但想到是在帮张老师做事，谁都觉得十分荣幸。

“我们的张老师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贺渌汀的学生嗳！”这是我跟小巷里的小伙伴说过的最自豪的一句话，我是大音乐家的学生的学生，似乎脸上也贴金了。

那时，一中的排球队是相当厉害的，队员大多是高中生，得过省里的名次，因此仅有的两个排球场地，有一个是他们专用的。场地是平整的，球网是新的，就连场上的白线描得也特别清晰。

我一度特别热衷于学排球，一放学就会去另一个有点坑坑洼洼的排球场上，垫几下球，拦几下网。这一切让脖子里总是挂一只铜哨的史老师看见了，见我长得瘦长个子，就问：“你喜欢打排球？”

我点点头。

“那好，”史老师笑道，“周三下午的体育课，你可以到那边去多学学人家打球。”他特批我可以去看排球队训练，所尽的义务就是帮着在场边捡球。

我很乐意捡球的差使，因为我终于有机会一睹排球队训练时的风采。那些穿着印有“一中”红字蓝背心的高中生，无疑是我们初中生崇拜的“星”。他们在球场上生龙活虎地跑、跳、腾、跃，发球、扣球、传接、拦网，一招一式都看得我眼花缭乱。

天傍黑时，训练收场了，大汗淋漓的“星”们陆续到场边来，换下湿透的背心。我把毛巾递给他们擦汗。有个3号队员见我捡球十分卖力，笑着拍了拍我的头，把汗淋淋的背心脱下来扔给我：“给你，留个纪念。”我简直受宠若惊，就像阿根廷球迷花十万比索换得马拉多纳一双足球鞋一样兴奋。后来上山下乡去农场拌棉种时我还穿过这件“3”号蓝背心，尽管穿在我身上显得大而空。

教生物的潘老师是个老头，长着酒糟鼻，一年到头鼻子都是红的。上课时，红鼻子总喜欢倒提一根木质教鞭，夹着他的讲义，笑眯眯地面对大家：“这可能是我本学期的最后一课了。”说话间便有些伤感，然后扫了众人一眼：“把书翻到植物的种子那一章……”

过了几天，又是潘老师的生物课，他照例把教鞭搁在讲台上，翻开讲义：“今天大概是我上的最后一课了……”同学们嘁嘁促促地议论着，不知道红鼻子为什么老是说“最后一课”。有个姓吕的同学与潘老师是邻居，他说这一阵潘老师总是往医院跑，也不知得了什么病。

又过了几天，还是潘老师的生物课，开门见山：“今天真的是我的最后一课了……”然后打开讲义，然后讲花萼、花瓣、花叶。同学们哄堂大笑。谁也没有想到，那堂课真的是潘老师的最后一课，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依然不能忘记那个红鼻子老师，他娓娓动听地讲述植物的种子。

紫藤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

据说一中校园里的那株紫藤花已有数百年历史，与拙政园里的紫藤一样属于文物级的保护对象了。我从农场返城后，有几次路过母校的门口，总想走进去看一看熟悉的紫藤树，摸一摸那瀑布般的藤枝，闻一闻清香扑鼻的紫藤花。

但，我终于没有勇气走进母校，自觉没有什么出息，有点愧对江东父老的意思。

我有几个同学参加过母校百年校庆，听到主持人报读“发来贺信贺电的还有作家孙骏毅”，我说不可能的，比起那些有出息的院士、专家、明星来，我就不足挂齿了。

同学说真的有你的名字。我说如果真能提到我，那我也算为母校增加一点谈资了。于是，回母校看看紫藤花，我也就有了一点勇气。

那天，我兴冲冲跑到一中校门口，还没进门就被保安拦下了：“找谁？”

我说：“我想找校园里的紫藤花。”

“紫藤花？”保安哈哈大笑，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一中68届初中生，一（5）班的。”

“初中？”保安笑得更厉害了，大约是笑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中哪来的初中？”

我问一中的初中在哪儿？

他回传达室翻了下本子，回答我说市一中没有初中的。

我的母校真的丢失了，注定是回不去了，只留下零碎的记忆，就像紫藤架下花落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