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塘温度

半塘温度

俗话说：“前三里半，后三里半，走到半塘，脚底磨穿。”苏州城西北的山塘街七里长，走了一半路就把脚底磨穿，这说法未免夸大其辞。但是冒着炎夏酷暑，一路没遮没盖地走到半塘，还真有点儿吃不消。在古典风韵浓郁的山塘街上，半塘好像是大树身上一个节疤，既无像样的店铺，又没显赫的人家，有几条逼仄的弄堂，散落着类似“城中村”的低矮平房。弄堂里很长时间不通自来水，喝水靠井，用水靠河。弄堂的一头通到山塘街，另一头则是各自开垦出来的自留地。居民在自留地里种些番茄、黄瓜、丝瓜、南瓜之类蔬菜，平时吃菜就有了——这是30年前的旧影。

说半塘是城乡结合部，不像；说它是城中村，更不像。看上去是种田人，户口却都挂在山塘街上的，是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我第一次去半塘是在30年前了，打听了半天才摸到这个地方。那天还飘着毛毛雨，是那种“沾衣欲湿杏花雨”的雨，走到半塘时，两只肩头已经淋湿了。我去探访农校一位教“植物与植物生理”的女老师，叫张曼莉，有点洋味儿的名字。 那次探访，真有点“走半塘”的意思，前后都有点疑疑惑惑，实在想不通堂堂的马来西亚归侨张老师怎么会猫在这个地方？我采访过与她同在一个教研组的同事，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张老师为人热情、真诚，受到学生欢迎，可为啥住在半塘，我也说不清楚。”回到办公室里，我向接待我的一位领导请教（当时我带着《中国科学报》的特约记者证，所以能让领导屈尊接见）。他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数落一通张老师的不是：“这个人不安心工作，好出风头，不听学校招呼。”

究竟谁说的更像真实的张曼莉呢？我一时糊涂了，更想去探个究竟，不能凭道听途说就匆忙下结论。穿街过桥，拐弯抹角，好不容易才找到张曼莉的家。几间简陋的平房，后面搭了一间小阁楼。进门的院子里有一口井，挂满雨迹的灰白墙上，爬上几根丝瓜藤，瓜叶是嫩绿色的，手指粗的丝瓜顶着一朵小黄花已经挂在藤枝上了。

张曼莉身材矮小，长着典型的亚热带黧黑圆脸，待人真的热情。她说她长得这样黑，是因为她从小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我还是不怎么相信她是归侨，看看她住的这几间老房子，水泥地，墙皮脱落，木格窗子断了一根，如此简陋的居住环境怎么能与“归侨”关联呢？在我的印象中，归侨都是那些拿着“侨汇劵”，在友谊商店里出出进进买紧俏商品的主，张老师怎么看着就不像呢。不仅我有疑惑，“相关部门”也不敢贸然轻信。那是1976年底，张曼莉去供电部门申请给家里装个电灯，有了电灯，她夜里备课就不用再点煤油灯了。对方说，你们那儿是乡下，通不了电的。张曼莉急了，说我是归国华侨啊，能不能照顾一下？对方大为惊讶，反问你怎么可能是华侨，华侨怎么可能住在半塘那样的地方？张曼莉苦笑了，说我真是归国华侨，不过要证明自己是真的归国华侨，只能求助校方出证明。事后，她自嘲地笑着说：“我嫁给了穷人，只好住在穷的地方；穷点、难点，我并不怕，因为我的祖国也在艰难中一路跋涉啊。”

祖籍广东的张曼莉1940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5岁时，她在《星岛日报》一位姓黄的华侨帮助下，瞒过家人，悄悄搭乘卡车去客运码头，转道印尼，登上去中国的轮船“芝万宜号”。途经新加坡时，她怕人认出来就没敢下船，又饥又渴，但心是热的，她觉得离朝思暮想的祖国越来越近了！

从陆上到海上，又从海上到陆上，临出境时，当被问及小小年纪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时，她孩子气地说：“因为我喜欢黄河，喜欢长江，喜欢苏武牧羊。”她按当时马国移民局的规定宣誓永不再回马来西亚。机智的她一路上都紧跟一个模样和善的中年妇女，别人以为她们是母女，几次化险为夷，终于在一周后抵达深圳口岸，当时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

几天后，张曼莉从深圳去广州迎来了1955年元旦。她被送到华侨补习学校按国内教程复读六年级，之后参加升中学考试。她想起母亲说过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将去苏州读书作为第一志愿，从此开始了与这座漂在水上的千年古城不解之缘。

1965年夏，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张曼莉参加河北廊坊“四清”工作队，队长由解放军的两位干部担任，她是队员中年纪最小的。那年，她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和当地农民一起在齐膝深的雪地里，用背篓把雪一筐一筐背到地里去。几个月没洗澡，身上都长出了虱子，越挠越痒，背上都挠破了。因为干活过于劳累，一次扁桃体发炎高热不退，赤脚医生给她注射青霉素引起过敏，昏昏沉沉好几天，差点送命。工作队准备发展张曼莉入党，准她一天假回北农大去拿个人简历。当她兴冲冲拿着个人简历回廊坊时，队长找她谈话，那意思是说她的入党问题在这里解决不了，因为她是华侨，“政治情况太复杂”。张曼莉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但她依然热情不减，因为在她看来，党组织是一个神圣的团体，自己还很不够格，组织上入党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

年轻的张曼莉很单纯，她没想过太多，更不会想到她的“入党问题”从此真的搁浅了，鲜花一般的理想竟遭遇骤然袭来的急风暴雨！她从北农大毕业时正赶上十年动乱，风云突变，沾点儿“海外关系”的人倍受冷遇。海外亲人辗转寄来的一纸家书被迫原封不动地交给“组织”审查；本该从事农业科研的手不得不去干校攥锄把，手掌磨出厚厚一层茧皮。男友唐纪铭因为她而背上“黑锅”从部队转业回老家苏州，甚至连结婚证明也被拖了很久才给开出来。。。。。。新婚之夜，张曼莉环视简陋小屋和一床被子、一个用3元钱买的脸盆，不由潸然泪下，自言自语地说：“我回国图个啥？图的就是报效祖国啊。祖国绝不会不懂女儿的心思啊。”

爱到了深处，有时是很痛苦的。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半塘的一间老屋还是给她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个飘雪的冬天，张曼莉从外面归来，一步一滑地走在结冰的泥路上，一不留神滑了一跤，摔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这时，正好丈夫出门，远远看见倒地的妻子，赶紧跑过去把她扶起来，扶着她回到小屋里。丈夫煮了姜汤，搁上红糖，端到妻子手里。张曼莉感动得真想哭，看看简陋的小屋，就觉得外面的风再冷，心也是热的。

半塘的老屋，半塘的人情，半塘的温度，温暖着张曼莉的心。

张曼莉谈淡一笑告诉我，当时，我们夫妻俩每月工资加起来才91元，偏偏女儿体质很弱，生病吃药就花去一大半钱。家里最困难时，连买一条裤衩的钱都没有。位于半塘的家虽然在山塘街上，却属于虎丘乡，很长时间不通自来水，也不通电，洗菜煮饭只能去山塘河里拎水，放满一缸，用明矾沉淀一下就用。晚上就点上煤油灯批改作业，清早起来两个鼻孔熏得乌黑。便是这样，张曼莉也没有怨天尤人。“斯是陋室，唯我德馨”，她对老屋一往情深，并不因为其陋其小而妄自菲薄，反而常常引用唐代文豪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句子来宽慰自己、激励自己。

张曼莉最害怕的是“倒春寒”一次次无情袭来。那是1983年的春上，她在南京大学大米草研究所的支持下，选择太湖边的滩涂试种大米草，参与农业科研攻关。大米草是一种耐盐、耐淹能力特强的多年生禾本植物，原产英、法等国滩涂潮间带，繁殖快，适应性强，发达的根茎具有消浪固滩作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积累，是当时国家农业科研重点课题。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就因为她在工作问题上得罪了学校里的个别人，就是好事也不让你办成。她不得不顶着压力单枪匹马去攻关了。通过农村学生牵线，在吴县浦庄选择大米草种植区。张曼莉该教的课一课不脱，每个星期天还要起早带晚在种植区里忙碌。其间，所有经费均自理。当她把试种的初步情况向相关专家汇报后，很快得到好评。还有什么比理解和信任更重要呢，她愈发起劲地做着旁人以为很傻的事情。

那年暑假，特别闷热。她带着才11岁的女儿自费去南京取大米草种。在新街口一家水果店里买了3个柳条筐，母女俩背不动，就用绳子拽，一直拽到5里开外的大米草研究所，取回宝贝似的草苗。母女俩怕草苗热坏，连夜赶回苏州。那天又热又饿，累得疲惫不堪。但一看到老屋里亮起的橘色灯光，家虽然简陋，却倍感温馨。第二天一早，张曼莉就带上草苗赶往40里外的浦庄种植区。那一阵，她的脸晒得黑瘦，眼窝深深凹陷下去，几次晕倒在田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努力换来的竟是一句冷言冷语：“想出风头！”

张曼莉困惑了，不至一次地伤心落泪：命运啊，为什么你对我那么苛刻！

菊花残，满地伤，笑容已泛黄。这个倔强的女人，默默回到半塘老屋里，只把心里话倾诉在日记本上：我是回来报效祖国的，对祖国有益的事我就应该去做。命运即使对我不公，我也把它看作是对我的考验。人是需要考验才能成熟的。

爱人老唐是张曼莉的坚定支持者，最喜用郑板桥的《竹石》来互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教书育人，是张曼莉一贯坚持的。她在农校教《植物与植物生理》，历年来的备课笔记摞起来有几尺厚；讲花的构造“花瓣与花萼”一节时，不仅分析其形其色，还从二者的功能与互助互衬关系去推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启迪学生。同学们都喜欢上张老师的课，我在农校走访时，就有好多学生悄悄对我说：“张老师讲课特别生动有趣，是农校的这个。。。。。。” 说着，竖起大拇指。

就是这样一位讲课“生动有趣”的老师却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被发配到“组培室”去洗瓶子。张曼莉不怕洗瓶子，最伤心的是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三尺讲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一路走来真是艰辛！在那些日子里，张曼莉内心压抑，但回家后又不能不装得若无其事，她只想能上讲台教书，但讲台却离她越来越远。一个下午，她在厨房里切菜，越想越憋气，竟稀里糊涂地操起菜刀想剁掉自己的手指：拿了几十年粉笔的手不能再拿粉笔了，要你何用啊！突然，女儿在里屋哭喊“妈妈，妈妈”，才把她从神思恍惚中拉出来。她回望老屋，又一次泪如雨下。

张曼莉的母校五中的老校长是位知情达理的老人，他沿着山塘街一步一步摸到张曼莉的家里，对自己的学生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翻不过去的山，要相信自己，问心无愧，内心就踏实了。农校的教导主任老朱也过来劝她不能再做傻事了，他会向校方去反映她的情况。

老伴更是与她相濡以沫，体贴有加，在小屋里过着平凡而相亲相爱的柴米油盐的日子。

人无论有多么艰辛，应该清清白白、正直地活着。生活中有艰辛，就要在艰辛中活下去；生活中有孤独，就要在孤独中活下去。有时一扇门好像关上了，其余的门其实却是敞开的。

幸运之门终于向这个饱经磨难的女人打开了。

过了几年，张曼莉先后当选原金阊区侨联主席、市政协委员，社会活动增多了，丈夫又默默地把所有家务揽下来。她为侨眷排忧解难，几乎是不分昼夜的。难怪老伴说：“曼莉就是这么个人，人家的事情比她自家还要紧，只要有电话求助，她立马就走。”

1993年，张曼莉随“中国名优特产品及高新技术展览团”回吉隆坡观光。40年风雨已过，她找到幼年住过的老屋，抚摸着朽栏的门框，不由得老泪纵横。屋还在，人去了，最疼爱自己的母亲没有等到女儿归来就匆匆走了，惟有院子里种下的鸡蛋花树，花朵白中夹黄开得灿烂。她儿时栽下的米兰树，树冠高出了院墙。她默默地来到母亲的坟前，取出从苏州带去的白芙蓉绢花，轻轻摆放在墓碑下，“扑通”跪下去，放声痛哭：“妈妈，您的女儿看您来了。。。。。。”

家人劝她别回去了，给她在马来西亚海滨看中了一套别墅，只要50万马币。别墅面对大海，椰影婆娑，环境十分优美。她最终含泪谢绝了亲人们的好意，只从母亲坟上取了一些土，还有几小块马来西亚石英矿石，一天也没耽搁地回到了苏州。

丈夫信心十足地说：“我知道曼莉的心思，她肯定要回来的。她放不下苏州这个家。”

虽然只有两间简陋的小平房，还猫在半塘一个偏僻角落里，但实在是一个很温馨的家。现在，这个温馨的家终于要拆迁了，这个在张曼莉倍受冷眼、嘲讽、孤立的日子里给过她暖意的家真的要拆迁了，张曼莉未免始料未及难舍难分。

丈夫更是留恋这几间老屋，他就生在这间老屋里，当初一家三代人也挤在这间老屋里。后来实在住不下了，夫妻俩就向生产队打申请报告，自己动手在原有私房的基础上翻盖一间。那是1981年的事。丈夫把部队转业金全拿出来了，张曼莉第一次伸手向马来西亚的亲属借了点钱。队里批了5千块砖，实际需要1万8千块砖。张曼莉的学生家长看自己的老师过得实在太艰难了，就东拼西凑给他们搞来了1万多块砖，用船运到山塘河边。“八五”砖每块有5斤重，夫妻俩借了一辆平板车，一车一车从河边把砖运到家里。石灰是到10多里外的硫酸厂用平板车拖回来的。回来后，夫妻俩虽然累得直不起腰来，还帮着泥瓦匠一砖一瓦垒起自己的小窝，一干就是两个多月。在翻盖小屋的那些日子里，一家人就搭个简单的篷子住在邻居家的院子里。事后，张曼莉自嘲地说：“我们就是睡在露天，天当被，地当床，晴天数星星，雨天挨雨淋。”

人世中，欢乐与忧愁，机遇与不幸，疑虑与危险，以及绝望与悔恨是混杂在一起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生活是灰暗的。因为半塘有温度、小屋里有爱，爱可以融化最深刻的不幸。

小屋墙角处有一口老井，还是祖辈留下来的，那井水至今清澈。搬家时，丈夫心疼地抚摸着井栏，像多年相伴的家人到了分别的那一天，他给它盖上泡沫塑料，生怕灰尘弄脏了井水，还特地写了一块“这是古井”的牌子竖在老井边。

张曼莉再一次问丈夫：“老房子终于拆迁了，你真舍得吗？”

丈夫笑道：“说实话，感情上是有点舍不得。小屋里的一块砖、一张瓦，都是我们用板车拖回来的呀。回头想想，政府花大力气搞拆迁改造总归是好事，子孙后代都能受益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张曼莉笑道，“你是社区的支部书记，我做过侨联主席，无论如何要带好这个头的。”

丈夫笑着点点头：“我懂的。”

张曼莉能够在15岁时就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她的觉悟想必比一般人高。她的老伴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夫妻俩要算的不仅是经济帐，还有情感帐。帐算清楚了，心里就不再纠结了，在动迁开始后，夫妻俩积极配合动迁组对自家房屋进行评估。

很爽快地签下协议，搬离老屋到女儿家去“过渡”了。

张曼莉说，我在半塘的老屋里住了半个多世纪，老屋虽然简陋，出门就是一条烂泥路，但它是我的情感港湾，墙上垂下长长的藤爬满了我的思念。每每遇到不顺心的事，只要想起老屋里的温馨，我就能咬咬牙挺过去了。现在，老屋要拆掉了，我的情感上真是不舍得的，但是想到山塘改造是件大事，不能计较一家一户的得失，心里也就想通了。人活着，不能总是看着眼前利益，目光放远一点，心里也就敞亮一点。

眼角的泪痕早已被岁月的风吹干，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有抱负的高尚而纯粹的人。现在，87岁的张曼莉已经把过去的阴影从心里完全清除了，拆迁后分到了和泰花园的新房子，坐在敞亮的阳台上晒晒早春的阳光，吹吹初秋的金风，她感觉到格外温暖。有时，她也要回半塘看看，尽管这里已经拆成一片废墟，原住的老屋变成一堆砖头瓦片，但她还要深情地在废墟边转转，感受旧时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