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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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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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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塘温度

半塘温度

俗话说:“前三里半,后三里半,走到半塘,脚底磨穿。”苏州城西北的山塘街七里长,走了一半路就把脚底磨穿,这说法未免夸大其辞。但是冒着炎夏酷暑,一路没遮没盖地走到半塘,还真有点儿吃不消。在古典风韵浓郁的山塘街上,半塘好像是大树身上一个节疤,既无像样的店铺,又没显赫的人家,有几条逼仄的弄堂,散落着类似“城中村”的低矮平房。弄堂里很长时间不通自来水,喝水靠井,用水靠河。弄堂的一头通到山塘街,另一头则是各自开垦出来的自留地。居民在自留地里种些番茄、黄瓜、丝瓜、南瓜之类蔬菜,平时吃菜就有了——这是30年前的旧影。

说半塘是城乡结合部,不像;说它是城中村,更不像。看上去是种田人,户口却都挂在山塘街上的,是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我第一次去半塘是在30年前了,打听了半天才摸到这个地方。那天还飘着毛毛雨,是那种“沾衣欲湿杏花雨”的雨,走到半塘时,两只肩头已经淋湿了。我去探访农校一位教“植物与植物生理”的女老师,叫张曼莉,有点洋味儿的名字。 那次探访,真有点“走半塘”的意思,前后都有点疑疑惑惑,实在想不通堂堂的马来西亚归侨张老师怎么会猫在这个地方?我采访过与她同在一个教研组的同事,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张老师为人热情、真诚,受到学生欢迎,可为啥住在半塘,我也说不清楚。”回到办公室里,我向接待我的一位领导请教(当时我带着《中国科学报》的特约记者证,所以能让领导屈尊接见)。他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数落一通张老师的不是:“这个人不安心工作,好出风头,不听学校招呼。”

究竟谁说的更像真实的张曼莉呢?我一时糊涂了,更想去探个究竟,不能凭道听途说就匆忙下结论。穿街过桥,拐弯抹角,好不容易才找到张曼莉的家。几间简陋的平房,后面搭了一间小阁楼。进门的院子里有一口井,挂满雨迹的灰白墙上,爬上几根丝瓜藤,瓜叶是嫩绿色的,手指粗的丝瓜顶着一朵小黄花已经挂在藤枝上了。

张曼莉身材矮小,长着典型的亚热带黧黑圆脸,待人真的热情。她说她长得这样黑,是因为她从小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我还是不怎么相信她是归侨,看看她住的这几间老房子,水泥地,墙皮脱落,木格窗子断了一根,如此简陋的居住环境怎么能与“归侨”关联呢?在我的印象中,归侨都是那些拿着“侨汇劵”,在友谊商店里出出进进买紧俏商品的主,张老师怎么看着就不像呢。不仅我有疑惑,“相关部门”也不敢贸然轻信。那是1976年底,张曼莉去供电部门申请给家里装个电灯,有了电灯,她夜里备课就不用再点煤油灯了。对方说,你们那儿是乡下,通不了电的。张曼莉急了,说我是归国华侨啊,能不能照顾一下?对方大为惊讶,反问你怎么可能是华侨,华侨怎么可能住在半塘那样的地方?张曼莉苦笑了,说我真是归国华侨,不过要证明自己是真的归国华侨,只能求助校方出证明。事后,她自嘲地笑着说:“我嫁给了穷人,只好住在穷的地方;穷点、难点,我并不怕,因为我的祖国也在艰难中一路跋涉啊。”

祖籍广东的张曼莉1940年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5岁时,她在《星岛日报》一位姓黄的华侨帮助下,瞒过家人,悄悄搭乘卡车去客运码头,转道印尼,登上去中国的轮船“芝万宜号”。途经新加坡时,她怕人认出来就没敢下船,又饥又渴,但心是热的,她觉得离朝思暮想的祖国越来越近了!

从陆上到海上,又从海上到陆上,临出境时,当被问及小小年纪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时,她孩子气地说:“因为我喜欢黄河,喜欢长江,喜欢苏武牧羊。”她按当时马国移民局的规定宣誓永不再回马来西亚。机智的她一路上都紧跟一个模样和善的中年妇女,别人以为她们是母女,几次化险为夷,终于在一周后抵达深圳口岸,当时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

几天后,张曼莉从深圳去广州迎来了1955年元旦。她被送到华侨补习学校按国内教程复读六年级,之后参加升中学考试。她想起母亲说过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将去苏州读书作为第一志愿,从此开始了与这座漂在水上的千年古城不解之缘。

1965年夏,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张曼莉参加河北廊坊“四清”工作队,队长由解放军的两位干部担任,她是队员中年纪最小的。那年,她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和当地农民一起在齐膝深的雪地里,用背篓把雪一筐一筐背到地里去。几个月没洗澡,身上都长出了虱子,越挠越痒,背上都挠破了。因为干活过于劳累,一次扁桃体发炎高热不退,赤脚医生给她注射青霉素引起过敏,昏昏沉沉好几天,差点送命。工作队准备发展张曼莉入党,准她一天假回北农大去拿个人简历。当她兴冲冲拿着个人简历回廊坊时,队长找她谈话,那意思是说她的入党问题在这里解决不了,因为她是华侨,“政治情况太复杂”。张曼莉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但她依然热情不减,因为在她看来,党组织是一个神圣的团体,自己还很不够格,组织上入党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

年轻的张曼莉很单纯,她没想过太多,更不会想到她的“入党问题”从此真的搁浅了,鲜花一般的理想竟遭遇骤然袭来的急风暴雨!她从北农大毕业时正赶上十年动乱,风云突变,沾点儿“海外关系”的人倍受冷遇。海外亲人辗转寄来的一纸家书被迫原封不动地交给“组织”审查;本该从事农业科研的手不得不去干校攥锄把,手掌磨出厚厚一层茧皮。男友唐纪铭因为她而背上“黑锅”从部队转业回老家苏州,甚至连结婚证明也被拖了很久才给开出来。。。。。。新婚之夜,张曼莉环视简陋小屋和一床被子、一个用3元钱买的脸盆,不由潸然泪下,自言自语地说:“我回国图个啥?图的就是报效祖国啊。祖国绝不会不懂女儿的心思啊。”

爱到了深处,有时是很痛苦的。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半塘的一间老屋还是给她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个飘雪的冬天,张曼莉从外面归来,一步一滑地走在结冰的泥路上,一不留神滑了一跤,摔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这时,正好丈夫出门,远远看见倒地的妻子,赶紧跑过去把她扶起来,扶着她回到小屋里。丈夫煮了姜汤,搁上红糖,端到妻子手里。张曼莉感动得真想哭,看看简陋的小屋,就觉得外面的风再冷,心也是热的。

半塘的老屋,半塘的人情,半塘的温度,温暖着张曼莉的心。

张曼莉谈淡一笑告诉我,当时,我们夫妻俩每月工资加起来才91元,偏偏女儿体质很弱,生病吃药就花去一大半钱。家里最困难时,连买一条裤衩的钱都没有。位于半塘的家虽然在山塘街上,却属于虎丘乡,很长时间不通自来水,也不通电,洗菜煮饭只能去山塘河里拎水,放满一缸,用明矾沉淀一下就用。晚上就点上煤油灯批改作业,清早起来两个鼻孔熏得乌黑。便是这样,张曼莉也没有怨天尤人。“斯是陋室,唯我德馨”,她对老屋一往情深,并不因为其陋其小而妄自菲薄,反而常常引用唐代文豪刘禹锡《陋室铭》里的句子来宽慰自己、激励自己。

张曼莉最害怕的是“倒春寒”一次次无情袭来。那是1983年的春上,她在南京大学大米草研究所的支持下,选择太湖边的滩涂试种大米草,参与农业科研攻关。大米草是一种耐盐、耐淹能力特强的多年生禾本植物,原产英、法等国滩涂潮间带,繁殖快,适应性强,发达的根茎具有消浪固滩作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积累,是当时国家农业科研重点课题。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就因为她在工作问题上得罪了学校里的个别人,就是好事也不让你办成。她不得不顶着压力单枪匹马去攻关了。通过农村学生牵线,在吴县浦庄选择大米草种植区。张曼莉该教的课一课不脱,每个星期天还要起早带晚在种植区里忙碌。其间,所有经费均自理。当她把试种的初步情况向相关专家汇报后,很快得到好评。还有什么比理解和信任更重要呢,她愈发起劲地做着旁人以为很傻的事情。

那年暑假,特别闷热。她带着才11岁的女儿自费去南京取大米草种。在新街口一家水果店里买了3个柳条筐,母女俩背不动,就用绳子拽,一直拽到5里开外的大米草研究所,取回宝贝似的草苗。母女俩怕草苗热坏,连夜赶回苏州。那天又热又饿,累得疲惫不堪。但一看到老屋里亮起的橘色灯光,家虽然简陋,却倍感温馨。第二天一早,张曼莉就带上草苗赶往40里外的浦庄种植区。那一阵,她的脸晒得黑瘦,眼窝深深凹陷下去,几次晕倒在田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努力换来的竟是一句冷言冷语:“想出风头!”

张曼莉困惑了,不至一次地伤心落泪:命运啊,为什么你对我那么苛刻!

菊花残,满地伤,笑容已泛黄。这个倔强的女人,默默回到半塘老屋里,只把心里话倾诉在日记本上:我是回来报效祖国的,对祖国有益的事我就应该去做。命运即使对我不公,我也把它看作是对我的考验。人是需要考验才能成熟的。

爱人老唐是张曼莉的坚定支持者,最喜用郑板桥的《竹石》来互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教书育人,是张曼莉一贯坚持的。她在农校教《植物与植物生理》,历年来的备课笔记摞起来有几尺厚;讲花的构造“花瓣与花萼”一节时,不仅分析其形其色,还从二者的功能与互助互衬关系去推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启迪学生。同学们都喜欢上张老师的课,我在农校走访时,就有好多学生悄悄对我说:“张老师讲课特别生动有趣,是农校的这个。。。。。。” 说着,竖起大拇指。

就是这样一位讲课“生动有趣”的老师却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被发配到“组培室”去洗瓶子。张曼莉不怕洗瓶子,最伤心的是失去了属于自己的三尺讲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一路走来真是艰辛!在那些日子里,张曼莉内心压抑,但回家后又不能不装得若无其事,她只想能上讲台教书,但讲台却离她越来越远。一个下午,她在厨房里切菜,越想越憋气,竟稀里糊涂地操起菜刀想剁掉自己的手指:拿了几十年粉笔的手不能再拿粉笔了,要你何用啊!突然,女儿在里屋哭喊“妈妈,妈妈”,才把她从神思恍惚中拉出来。她回望老屋,又一次泪如雨下。

张曼莉的母校五中的老校长是位知情达理的老人,他沿着山塘街一步一步摸到张曼莉的家里,对自己的学生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翻不过去的山,要相信自己,问心无愧,内心就踏实了。农校的教导主任老朱也过来劝她不能再做傻事了,他会向校方去反映她的情况。

老伴更是与她相濡以沫,体贴有加,在小屋里过着平凡而相亲相爱的柴米油盐的日子。

人无论有多么艰辛,应该清清白白、正直地活着。生活中有艰辛,就要在艰辛中活下去;生活中有孤独,就要在孤独中活下去。有时一扇门好像关上了,其余的门其实却是敞开的。

幸运之门终于向这个饱经磨难的女人打开了。

过了几年,张曼莉先后当选原金阊区侨联主席、市政协委员,社会活动增多了,丈夫又默默地把所有家务揽下来。她为侨眷排忧解难,几乎是不分昼夜的。难怪老伴说:“曼莉就是这么个人,人家的事情比她自家还要紧,只要有电话求助,她立马就走。”

1993年,张曼莉随“中国名优特产品及高新技术展览团”回吉隆坡观光。40年风雨已过,她找到幼年住过的老屋,抚摸着朽栏的门框,不由得老泪纵横。屋还在,人去了,最疼爱自己的母亲没有等到女儿归来就匆匆走了,惟有院子里种下的鸡蛋花树,花朵白中夹黄开得灿烂。她儿时栽下的米兰树,树冠高出了院墙。她默默地来到母亲的坟前,取出从苏州带去的白芙蓉绢花,轻轻摆放在墓碑下,“扑通”跪下去,放声痛哭:“妈妈,您的女儿看您来了。。。。。。”

家人劝她别回去了,给她在马来西亚海滨看中了一套别墅,只要50万马币。别墅面对大海,椰影婆娑,环境十分优美。她最终含泪谢绝了亲人们的好意,只从母亲坟上取了一些土,还有几小块马来西亚石英矿石,一天也没耽搁地回到了苏州。

丈夫信心十足地说:“我知道曼莉的心思,她肯定要回来的。她放不下苏州这个家。”

虽然只有两间简陋的小平房,还猫在半塘一个偏僻角落里,但实在是一个很温馨的家。现在,这个温馨的家终于要拆迁了,这个在张曼莉倍受冷眼、嘲讽、孤立的日子里给过她暖意的家真的要拆迁了,张曼莉未免始料未及难舍难分。

丈夫更是留恋这几间老屋,他就生在这间老屋里,当初一家三代人也挤在这间老屋里。后来实在住不下了,夫妻俩就向生产队打申请报告,自己动手在原有私房的基础上翻盖一间。那是1981年的事。丈夫把部队转业金全拿出来了,张曼莉第一次伸手向马来西亚的亲属借了点钱。队里批了5千块砖,实际需要1万8千块砖。张曼莉的学生家长看自己的老师过得实在太艰难了,就东拼西凑给他们搞来了1万多块砖,用船运到山塘河边。“八五”砖每块有5斤重,夫妻俩借了一辆平板车,一车一车从河边把砖运到家里。石灰是到10多里外的硫酸厂用平板车拖回来的。回来后,夫妻俩虽然累得直不起腰来,还帮着泥瓦匠一砖一瓦垒起自己的小窝,一干就是两个多月。在翻盖小屋的那些日子里,一家人就搭个简单的篷子住在邻居家的院子里。事后,张曼莉自嘲地说:“我们就是睡在露天,天当被,地当床,晴天数星星,雨天挨雨淋。”

人世中,欢乐与忧愁,机遇与不幸,疑虑与危险,以及绝望与悔恨是混杂在一起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生活是灰暗的。因为半塘有温度、小屋里有爱,爱可以融化最深刻的不幸。

小屋墙角处有一口老井,还是祖辈留下来的,那井水至今清澈。搬家时,丈夫心疼地抚摸着井栏,像多年相伴的家人到了分别的那一天,他给它盖上泡沫塑料,生怕灰尘弄脏了井水,还特地写了一块“这是古井”的牌子竖在老井边。

张曼莉再一次问丈夫:“老房子终于拆迁了,你真舍得吗?”

丈夫笑道:“说实话,感情上是有点舍不得。小屋里的一块砖、一张瓦,都是我们用板车拖回来的呀。回头想想,政府花大力气搞拆迁改造总归是好事,子孙后代都能受益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张曼莉笑道,“你是社区的支部书记,我做过侨联主席,无论如何要带好这个头的。”

丈夫笑着点点头:“我懂的。”

张曼莉能够在15岁时就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她的觉悟想必比一般人高。她的老伴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夫妻俩要算的不仅是经济帐,还有情感帐。帐算清楚了,心里就不再纠结了,在动迁开始后,夫妻俩积极配合动迁组对自家房屋进行评估。

很爽快地签下协议,搬离老屋到女儿家去“过渡”了。

张曼莉说,我在半塘的老屋里住了半个多世纪,老屋虽然简陋,出门就是一条烂泥路,但它是我的情感港湾,墙上垂下长长的藤爬满了我的思念。每每遇到不顺心的事,只要想起老屋里的温馨,我就能咬咬牙挺过去了。现在,老屋要拆掉了,我的情感上真是不舍得的,但是想到山塘改造是件大事,不能计较一家一户的得失,心里也就想通了。人活着,不能总是看着眼前利益,目光放远一点,心里也就敞亮一点。

眼角的泪痕早已被岁月的风吹干,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有抱负的高尚而纯粹的人。现在,87岁的张曼莉已经把过去的阴影从心里完全清除了,拆迁后分到了和泰花园的新房子,坐在敞亮的阳台上晒晒早春的阳光,吹吹初秋的金风,她感觉到格外温暖。有时,她也要回半塘看看,尽管这里已经拆成一片废墟,原住的老屋变成一堆砖头瓦片,但她还要深情地在废墟边转转,感受旧时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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