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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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行当
繁华过尽是冷落，热闹过后是寂寞，苏州城西北的七里山塘街，上百家店铺大多有过这样的盛衰转换。旧时的锡箔作坊是最早败落的，仅留下一缕青烟一堆灰烬。
最早开设在老街上的锡箔作坊是清咸丰三年（1853），浙江绍兴乡下的制箔工匠传过来的，在此之前只有零星散布的土纸业、蜡烛业，兼营从绍兴贩运过来的锡箔。旧时绍兴，素有“锡半城”之称，几乎有半城绍兴人从事锡箔业，靠它维持生机。制箔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初年（1368），至今已有近七百年历史。绍兴锡箔销往江南各地的乡镇，主要用于祭祀。鲁迅小说《药》里的华大妈给儿子小栓上坟，烧化的就是锡箔折成的元宝。一只只“银元宝”在袅袅香烟中慢慢焚化，亲人的思念和情感寄托也便随青烟渐渐飘去。
精明的制箔匠人看到山塘街上有生意可做，有生意就有利可图，就到老街上来租房开设锡箔作坊。前店后坊，生意慢慢红火起来，尤其是到清明、七夕、冬至、农历年前夕，家家祭祀祖宗，锡箔、香烛、黄裱纸之类迷信用品的生意特别火爆。
锡箔，是金属锡经过手工千捶百打而成的薄片，轻如鸿毛，软似绸缎，薄如蝉翼，色泽柔和，厚度最薄的不足0.12微米。民间俗称“打锡箔”，源于东晋永和元年（345），成熟于南朝宋元嘉二年（425），流行于南宋，鼎盛于清初，是特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
绍兴城里锡箔作坊具有很独特的工艺，表现在加工过程中对金属退火处理的应用。手工打锡的主要工具为一块平整的大青石头，一把约重8－10市斤铁锤，另有铁模具、铁勺、铁锅、石墩、牛皮垫、蒸笼、砖块、裁刀、木枰、包装纸等。主要工序有化锡→铸片→辗轧→蒸锡→打胚（捶牌）→褙锡→捶箔→熏锡→切箔→检验包装。
手工捶制，一斤锡可铸16片锡坯，捶打扩展至面积一倍，用手依次一张张掰散，称为“拆箔”，堆入蒸笼温控退火。早年锅炉烧木炭，蒸笼外罩木桶盖，匠工凭经验控制火候，掌握温度。蒸约5小时取出，二片合成一件第二次捶打，锡片面积成倍增加。当捶打至面积43×42cm时再切割裁边，全程约需捶打、烘蒸20多次，成品包装方算完工，历时半月至月余，称为“一手”，每包约重半斤。
如此繁琐的工序，却大有赚头。山塘街上的锡箔作坊中有一个顾姓的坊主，人称“老绍兴”，瞅准了商机，从老乡那里借数百银两来山塘街上打拼天下。此人长得瘦长条子，站在人前像一根干瘪芦苇，瓦刀脸，说话慢条斯理，有时还会冒出一二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类的话，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民国二十年（1932）年秋举家迁居苏州胥门万年桥大街，盘下当时的义丰慎锡箔庄，又在山塘街上开出分店。老绍兴从绍兴乡下招过来3名制箔师傅，又从苏北逃难过来的灾民中招了20多个工人，形成自产自销的中型锡箔坊。
老绍兴的锡箔坊能在苏州67家锡箔坊中一枝独秀，掘到第一桶金，与他的巧于周旋和精于算计是分不开的。在80年代末，我回山塘去看老邻居，就有一个邻居的堂伯曾在老绍兴的锡箔坊里做过学徒。他说老绍兴会做生意，深知要在山塘街上站住脚跟，除了质优价廉继续大打价格战外，与寺庙、坟园、棺材铺、丧事吹打行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逢年过节都要花费一点。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产销一条龙”。锡箔作为香火用品，主要用于祭祀，而寺庙、殡葬等需要沟通的行业都要用到锡箔。葑门外红板桥堍曾经有过一家专门经营棺材的店铺，不顾路途远近，就与老绍兴有过十分热络的生意往来。丧家或老人家来挑选棺材或寿材时，由棺材铺出面承接下所有锡箔、香烛、丧礼用布乃至吹打、落葬、“做七”等事情，免去丧家不少麻烦，又给制箔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商机。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却是锡箔作坊的销售旺季。上世纪40年代初，上海人开始在苏州购置坟地，那时在上海就开设过相当于公墓代办处的机构，一揽子办理坟地购置、落葬、超度等事宜。上海滩上制箔作坊寥寥无己，市民用锡箔大多从肩挑手提的小贩手里去买。老绍兴对这块蛋糕早已心动手痒，无奈有几家制箔同行捷足先登，通过上海代理商在城隍庙开设店铺，抢走了不少生意。
一天，老绍兴回老家绍兴看望老娘，无意中探知村里有族人在上海茂源商行当“大班”（商行经营负责人），生意做得“野豁豁”，有杜月笙的青帮背景，白道、黑道两路皆通。老绍兴回苏州后，特地备下一份厚礼，专程去上海拜访茂源商行大班，表示愿仰仗茂源的一臂之力在上海打开局面，事成后，愿以2分利回报。茂源对于送上门来的好处当然乐意笑纳，满口答应在上海滩上帮他趟路子。也不知茂源用了什么招术，一年后，原来在城隍庙经营不错的锡箔庄经不住帮会敲竹杠，都陆续关门歇业了，就剩下两家小锡箔庄还在惨淡经营，而其中一家进的货还是老绍兴的锡箔。据义丰慎那几年的进销账目看，最多一年，老绍兴向上海运过5船货，上海滩上的销路越走越顺畅。春风得意马蹄疾，老绍兴接着在苏州山塘街、无锡南长街、扬州小东门都扩充了门面，锡箔生意做得“野豁豁”。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老绍兴的崛起引来了同行的嫉妒和仇恨，风头正劲的制箔作坊就像置于太溱石上的一张锡片，随时都可能遭遇同行无情捶打。最先“捶打”坊主的是锡箔坊里的制箔工人，也就是“窝里反”。老绍兴手下最多时有箔工百人，除了管账的、监工的、跑购销的，还有几个技术师傅，工钿年年有所上涨外，其他工人尤其是徒工，几年都没增加过一个铜板的工钿，而市面上的物价年年都在上涨。比如米价，1930年前1石米折合法币（指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2100元，1940年1石米是2800元，1945年后1石米是8300元，涨了3倍，1948年1石米是125万元，涨了462倍！
制箔中有一道砑纸的工序，有十多人来做，工作非常辛苦。这道工序要装置砑竿，上部横向装有两根圆木，距离间隔约1米，来回井字形麻绳2道，叫“千斤绳”。砑竿竹竿头呈十字形顶住麻绳中心，下部附着在砑座梨板上，下垫石块，捏手处用车木车出形如大蒜头的砑把，下镶玉石，把磨好的锡箔纸塞入砑石下，右手把砑竿，左手掀动锡箔，来回砑压，使锡页与纸贴合更加紧固，并出现隐条的锡纹。砑纸是一项高强度的工作，使用的是拉劲，用力要平稳、灵活，出力气，还满身是脏。砑工的工钿却很低，砑一脚纸（3200张）只有2角钱。每天起早贪黑吃辛吃苦能砑5脚纸就相当不错了。
曾在山塘做过砑工的李师傅说，实在是无路可走啊，老家遭了水灾，逃难到这里，进锡箔坊做了砑工。每天天还没亮，就被监工叫起来干活，到天色昏暗了才可以歇手，一天赚的工钿只够吃两碗阳春面（没有面交的光面），总想着自己刻苦点，剩点钱好拿回去养老娘。那年春上，老娘在老家跌了一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李师傅知道后急于赶回老家送老娘去镇上看郎中，就开口问老板借20个大洋。老板眼一瞪，只肯借5个大洋给李师傅，还说要从下个月工钿中立马扣还。李师傅怒火中烧却无可奈何。老娘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等李师傅赶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李师傅流着眼泪草草埋葬了老娘，潸然回到作坊。他的悲惨遭遇，激起工友们无比愤怒。不过，李师傅还是劝大家忍一忍，因为现在找一只饭碗很难，要吃饭不能不忍气吞声。但有一次，砸砑石的徒工金寿生被砑石砸伤了左手，鲜血直流，老绍兴不但不肯出医药费，还要查责徒工的操作不当，这把箔坊工人都激怒了。李师傅一声令下，所有工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坐在板凳上冷冷地看着老绍兴，大有你死我活的拼命感觉。
那一阵，上海催货正紧，老绍兴看见工人都不干活，冷眼看着自己，心里的火一下蹿上来，阴不阴阳不阳地拉长腔调说：“老实告诉你们，在山塘街上找一百条狗不容易，找一百个干活的人，我在阊门城门口一上午就能找来。”
老绍兴的话说得没错，那年头苏北连年闹水灾，逃难过来的难民都聚集在城门口找雇主，吃口饭真的不容易。但是，他的话在20多个工人看来分明是在威胁恫吓，谁也没理他，只是冷眼相对。
老绍兴鼓动学徒去干活，学徒都追随自己的师傅，坐在地上不动身。
老绍兴没辙了，脸色铁青，气鼓鼓地一甩手走了。
那天晚上，上海过来运货的船就泊在渡僧桥东堍，装包起运的锡箔不够铺舱底的。偏偏那晚就出事了，天刚蒙蒙亮，有人跑来敲箔坊的门，大声呼叫：“船舱漏水了，舱里装的锡箔包都浸潮了！”老绍兴匆匆跑到桥堍一看，果然船舱灌进来半舱水，船工正在往外舀水。这是一条刚刚油刷过的新船，没风没浪的怎么就会舱底裂开大缝漏水了呢？船工说肯定有人做手脚了，用刀片划开的船板缝。谁做的手脚？老绍兴没有抓住把柄，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气得脸都歪了。
老绍兴与所有的雇主一样，对“罢工”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定是李师傅在背后捣鬼，扬言要开除他，对工人们增加工钿的要求依然置之不理。他一改笑面虎的模样，指使监工抓住一个参与罢工的砑纸学徒，罚他跪在撒有玻璃碴子的木板上，一跪就跪到深夜，企图杀一儆百，逼迫箔坊工人复工。罢工者非常齐心，不但坚持最初的复工条件，而且造访同业商会，要求商会为工人做主。同业中的箔坊主本就嫉恨老绍兴的生意做得“野豁豁”，就想借刀杀人，杀杀他的威势，于是故意把箔坊罢工闹事的事情添油加醋报告警署。警署一听大为恼火，端着枪上门来兴师问罪，吓得老绍兴再不敢放肆了，只能答应工人们的复工要求。
复工后没几天，一天夜里，刮起西南风，风很大，库房忽然起火，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幸亏清末民初就建立的安泰救火会就在不远处，救火队员匆忙拉着手推消防车赶来，加上街坊邻居助力灭火，终于扑灭火险，但库房已经烧塌了，库存的锡箔全烧光了。灭火后，人们发现那个被罚跪的砑纸徒工不见了，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因为他是在阊门城门口招来的苏北灾民。
箔坊遭了火灾，上海的货交不了，就被胥门的几家锡箔坊取而代之了。老绍兴又气又急，找个借口把几个带头罢工的老师傅开除了。他自以为出了一口恶气，哪晓得老师傅都是有技术的，箔坊少了他们，做出来的锡箔质量大打折扣，厚薄不均，烧纸不尽，发出去的货连连被退回来了。老绍兴满脸无奈，大病一场，左脚不知怎么就生了个大疮，切脓敷药却总不见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自此，山塘箔坊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好几个月的收支都是赤字。
老绍兴心生退意。每每出门，就坐在山塘河边，呆呆地看着西来东去的流水，唉声叹气。
半年之后，他把箔坊交给亲戚打理，自己雇船回绍兴乡下去了，再也没有重返山塘。又过了半年，不死不活的箔坊也就完全关门歇业了。苏州城里的箔坊业到1950年初，大多倒闭了，制箔工也纷纷跳槽了。
比箔坊业更早衰落的还有制冰业。现在，在钱万里桥北有一条小巷叫“冰厂街”，听老辈人说，这个巷名在民国初年就有了。我听了很惊诧，制冰业和人造冰库，要到60年代末才出现，那时候哪来的“冰厂”？后来住在山塘时，又听说这里曾有过一家“冰厂站”，在一家毫不起眼的石库门里，不挂店面招牌，也不陈列商品，一年好像只做一季——夏季的生意，卖的是长3尺、宽1尺、厚0.8尺的大冰块，酒楼饭庄或大户人家都会派伙计来冰厂站买冰。冰库设在冰厂街，由两匹马拉的马车装上冰块速速送往买家。
苏州餐饮业起于隋唐，盛于明清，到清末民初，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以清爽、甜糯为特点的苏帮菜系、各种小吃、船菜船点为特色的多个菜系。高度发达的饮食文化对食品储存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炎热盛夏，食物保鲜成为一大难题。那时候，没有冰柜、冰箱，餐饮保鲜就不能不说到一个早已败落的行业——制冰业。
30年代中期，阊门外出了个冰厂老板林祜发，雇人在山塘街上开设了一家门面不大的冰厂销售站，自己则雇了几十个农民在横塘、虎丘一带水稻田里制冰，每季大约用地30亩。根据春上签的协议，农民当年只种一季稻，冬季不再种麦，田赋地租由冰厂支付。每年“小雪”过后，就开始用牛拉水车将水戽进稻田预铺的杉木格子里，水深保持在20—25厘米，一经严寒，田里结水成冰，冰厂工人就穿了长统钉靴下到稻田里去脱模收冰。收冰前，先在田边挖一个长方形的聚冰潭，用挽篙法把破碎的冰块钩进潭里，然后再装筐送往冰厂。山塘冰站离这里近，每年采冰时节，每天都派员在这里监工，过磅、结算工钿。
冰厂挖有冰库，每座在30平米左右。泥打墙，墙厚2尺，顶高1丈5尺，选用高近2丈的圆木为立柱，以长梢毛竹纵横搭成屋架，上面盖2尺后的稻草为屋顶。从屋顶到墙脚，四周层层围以编紧的草毡，使冰库不透气不漏风，以保证冰块贮存到夏季也不会溶化。
林祜发拥有20多座冰库，冰库制冰所用稻田就选择在山塘北面的虎丘乡，最远就是横塘乡，冰厂工人一般就地招人，论量计酬。当地的财主看见林老板靠制冰发财了，眼红得出血，暗中勾结，哄抬租地价格，加利3分。虎丘有个黄姓地主，家有田产、花房，山塘街上还有一家地货行。林祜发租他20亩地制冰，合同签5年，可刚过2年，黄某就后悔了，托人带口信给林祜发，今年冬天田里要种一熟麦子，不出租了。
林祜发一听急得跳脚，因为已经立冬了，制冰季节快要到了，姓黄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他通过山塘冰站摸到了黄某的底细，原来是想抬高租金。林祜发气得大拍桌子，大骂黄某是个混蛋。他悄悄去东山镇上找来5个混迹太湖的“湖匪”，花点银子，耳语一阵，就大摇大摆出门去听书了。第二天一早，山塘街上就传出消息，黄某被人绑架了，下落不明！
黄家人乱成一团，报告警署吧，怕绑匪万一撕票；不报警吧，就怕夜长梦多。乡邻说，绑架案大多是图财不图命，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求求城里的林老板，他手眼通天，求他出面可能有柳暗花明的转机。林祜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暗中得意，表面上显得非常同情和为难的样子，对黄家人说：“我听说太湖里的湖匪不好惹，很难说话啊。”
黄家人说：“只要林老板肯出面搭救伲老爷，今年全部租金免了。”
林祜发故意显出一脸苦相：“不是我不肯帮忙，我与他们不熟，说不上话呀。”
黄家人从挎包里摸出一叠大面额法币（法定货币），几乎哭泣着说：“伲老爷就您这个有门路的城里朋友，你无论如何要救救他！”
林祜发叹了一口气，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唉，我豁出去了，就去东山镇上跑一趟吧。”
黄某确是被绑架到了东山，关在一个破庙里，用一根麻绳捆绑在亭柱下。第三天，他才被绑架者放了回来，临走前，绑架者拿匕首在他眼前晃了晃，说我们是看在林老板的面子上放你回去，以后做事识相点！你要是敢报警，杀你全家！黄某惊魂未定地逃回山塘，从此就像被秋霜打过的茄子秧，腰杆子再也直不起来了。他隐隐觉得这件事来得蹊跷，肯定与姓林的脱不了干系，但苦于找不到证据，只能哑巴吃黄连，提高田租的事再也不敢提起。
1941年冬天，出奇的冷，西北风凛厉地刮着，山塘街老屋屋檐下都吊着一根根棍子般的冰棱，这正是制冰的最佳时机。林祜发的20多座冰库雇了100多个工人来戽水制冰。工人挑了装满冰块的箩筐，一步一滑地走在3米多高的跳板上，走到库顶把冰倾倒在冰库里。跳板上铺了稻柴，还钉有防滑的铁档，但脚下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筐从跳板上摔下来，轻则受伤，重则摔死。冰库上冰采用的是包工制，装满一个冰库多少钱。那年上冰时，一个年轻挑工从冰库顶摔下来，当场就摔死了。家属赶来，见到亲人的遗体，哭天喊地，却不能打动林老板冷酷的心。工人们悲痛不已，义愤填膺，一齐到山塘冰站找林老板算账。林祜发蛮不讲理，口口声声说冰库上冰是包工制，钱都给了包工头，其他不归冰厂管。
正当工人们连夜商议对策时，有一个姓张的工人发狠了，半夜里提了把斧子守在渡僧桥堍，等到林祜发在阊门听书坐黄包车归来，猛地蹿出来，手一扬，利斧狠狠地砍了下去。黄包车夫吓得魂飞魄散，慌乱中用车杠一挡，这一挡，留下了林祜发一条命，但一只右肩背砍得鲜血淋漓。那个行凶者连夜逃回苏北去了。林祜发吃了这一斧后，再也无心打理冰厂这一摊事。右手还绑着止血带，他就带人到山塘街来退租关闭了冰站，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的事。现在，山塘的老辈人几乎没人能指认冰站的门面，更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种短命的行业。
山塘河上还有一种行当，是卖到花船上温酒烧菜的女佣，谓之“船娘”。明宣德五年（1430），山塘民众到官府击鼓告状，状告沿河的冶坊污染河水，炉烟熏天严重威胁到虎丘景区。十几座冶坊被官府封杀歇业。原址平整后盖起了酒肆、茶楼、饭庄、客栈、赌场，河边泊满来往城里的画舫、戏船。人们觉得此地再叫“冶坊浜”有点名不副实了，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野芳浜”。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野芳浜变成了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水上乐园。
泊在水上的画舫是明清时装饰华丽的游船统称，大的画舫可坐二三十人，小的画舫可坐数十人，每条画舫上总有十几个船娘。
《桐桥倚棹录》中对游船中的灯船有详尽描述：
灯以明角朱须为贵，一船连缀百余；上覆布幔，下舒锦帐；舱中绮幕绣帘，以鲜艳夺目较胜。近时船身之宽而长几倍于昔。有以中排门扃锢，别开两窦于旁，如戏场门然。中舱卧坑之旁，又有小弄可达于尾。舱顶间有异穴作阳台式者，穹以蠡窗，日色照临，纤细可烛。坑侧必安置一小榻，与栏楹桌椅，竞尚大理石，以紫檀红木镶嵌。门窗又多雕刻黑漆粉地书画。陈设则有自鸣钟、镜屏、瓶花。茗碗、吐壶以及杯箸肴馐，靡不精洁。值客必以垂髫女郎贡烟递茶，其人半买自外城。
野芳浜作为明清时水上画舫、戏船的聚合泊点，岸上人声鼎沸，船上莺歌燕舞，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尤其是正月十五闹元宵和八月十五“走月亮”，习俗推动游乐，游乐促进消费，这里更是成为全民狂欢的盛大舞台。 那一天，香客如流，画舫如过江之鲫，沿岸锚泊了百余只游船。船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女子，发髻斜插一朵白兰花，手腕上套着明晃晃的镯头，温酒烧菜，待客十分热情。
民国奇女子赛金花，12岁时被卖到画舫上做“清倌人”（卖艺的船娘），就经常来到野芳浜的画舫上弹唱。晚年的赛金花因犯虐童罪锒铛入狱，记有《狱中自述》,其中多次说到野芳浜：
我是姑母10个大洋卖到船上做“船娘”的，在船上唱小曲、做杂务，只管饭，不给工钱。哪一天船主不开心了，就拿我当出气筒，用竹片打我。我唱的曲子是跟一个领班的姐姐学的。姐姐住在野方（芳）浜。我去过野芳浜，那里的水面很大，停了很多船，好不热闹。我唱曲的画舫也经常去那里。我记得有一年正月半，野芳浜热闹得不得了，岸上挤满来看灯的人，桥上挂满一串串红灯笼，就像北平城里卖的冰糖葫芦似的。我唱曲的画舫被上海客人包下了，停泊在野芳浜，客人上岸去饮酒，一直到下半夜才醉曛曛上船来。到了船上，还要叫我一支接着一支唱曲。那天，我唱得很疲惫，客人就赏给我2个大洋。
（《民国档案·北平卷》）
船娘在画舫上辛苦劳作，无暇顾及船上装饰的花灯、天上飘过的孔明灯、水上漂过的荷花灯、桥上悬挂的喜气洋洋的苏式花灯。花舫泊在岸边，游客们上岸去看戏了，船娘们才得闲闭一会儿眼睛。游客流连野芳浜图的是快活，泊在岸边的画舫上那些划桨的、拉纤的、烧船菜的人赚的是辛苦钱，画舫上的船娘们更是风里来雨里去，忙得不知今夕是何夕。
如今的野芳浜还叫野芳浜，却已经不是过去的野芳浜了，那些画舫已经踪迹全无，会烧菜唱曲的船娘们也早已穿鞋上岸，拴船的缆桩已经朽烂，只留下一点荒凉、一点寂寞、一点破败不堪的残景。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船娘上岸了，冰站关门了，锡箔烧成了灰，这些曾经的热门行当，终于都成了如烟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