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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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盘门护城河边，有一幢民国建筑静静地坐落着，青灰色的屋顶呈浅平的三角形，圆弧形的窗框构成起伏的波浪线，枣红色的墙裙裹紧中西合璧的建筑主体，有点像风靡一时的宝塔牌火柴的外壳，这座小洋楼就是原鸿生火柴厂的百年遗址。

从开平煤矿的“跑楼先生”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火柴大王”，浙江定海人刘鸿生曾经叱咤风云半个多世纪，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实业家。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刘鸿生心情激动地说：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看惯了渔民出海捕鱼。我就是这样一个船老大，我办的企业就是大大小小的船。我驾驶着我的船，不敢有半点疏忽。无论惊涛骇浪、激流险滩，还是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总算是熬过来了，熬到了今天。现在我跟共产党走，心里是开心的，为新中国办实业，这正是我们这些爱国工商业者所向往的。”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

刘鸿生自小就聪明，《三字经》读过两遍，就能背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了，眼神里总是透着自信。13岁时，他进入上海基督教会办的圣约翰中学读书，四年后升入圣约翰大学深造，门门功课非“优”即“良”。就在读“大二”时，校长卜舫济博士决定资助他去美国留学深造，学成后回国担任圣约翰中学的牧师兼英语教员，月薪150元（当时国民政府的科长月薪才40元），还允诺送他一座小洋楼，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谁知道刘鸿生并不领情，断然拒绝校长这样的安排，说自己实在不愿去学神学、当牧师，更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

校长再三劝说，刘鸿生执意不从。事情闹僵了，校董会一纸文书，劝退了刘鸿生。18岁的他离开圣约翰大学后，生活无着落，一度也有点后悔，反而自我安慰，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不信走出圣约翰大门就无路可走！

刘鸿生好像天生是一块经商的料，办实业是他一生的选择。跑楼业务和进洋行打工，他都做得风生水起。积累一定实力后，他就开始炒地皮，在五角场附近盘下几十亩地；炒地皮赚到钱后，就租了条货轮跑煤炭运输；跑运输两年又赚了一大笔钱就开始兴办实业，开了一家又一家工厂，其中鸿生火柴厂是最早兴办、也最为得意的民族实业。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洋货纷纷涌入，激起一批中国实业家出来兴办民族工业。两江总督张之洞提议在苏州城南青旸地圈出6平方千米土地，兴办工业园区，以租赁、合资、独资、参股等方式，吸引了26家企业涉足青旸地。

30岁的刘鸿生看到了这是难得的商机，把目光瞄准了千家万户不可或缺的火柴。古人钻木取火或燧石取火，延续了5千年。现代安全火柴的发明在19世纪下半叶，瑞典人伦德斯特伦根据前任对黄磷、氯化钾、二硫化钾的研制，首次发明了安全火柴，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刘鸿生把火柴厂搬到苏州来，基于三方面考虑：苏州距上海近，可进可退；苏州可以带动江南城乡消费；苏州水陆交通便捷。更主要的是苏州自吴越交战后，数千年无战事，民风淳朴，经商基础优良。早在1908年夏，刘鸿生为推销煤炭就数次来过苏州，结识了当时振兴电灯厂的老板篑敏伯，与之聊起办实业的愿景，两人竟是一拍即合。后来的十多年间，篑敏伯也确实参与了鸿生厂的兴建。

刘鸿生选择在苏州城南办火柴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妻子叶素贞是苏州的富家女，长得十分秀气，知书达理，其父亲是上海燮昌火柴厂的老板叶澄衷。据《南方人物周刊》载，青年刘鸿生长得很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对叶小姐也不乏吸引力。但那时的刘鸿生“高”和“帅”有了，却没有“富”，叶老板反对女儿的这门婚事。叶小姐不从父命，毅然跑出去与相爱相知的人草草结婚了。刘鸿生后来在江苏省政协座谈会上讲起这段婚事时说，“那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火柴厂办起来，办得比老丈人的燮昌厂更风光，让我的妻子生活幸福。”

刘鸿生满怀信心在苏州落地生根。

2

1920年元月，位于胥门护城河边的鸿生火柴厂投资建厂。

刘鸿生的脑子里早就有厂房模型，那就是要打造成帆船模样，寓意乘风破浪一帆风顺，总体设计由上海王湘记水木作承包，聘用一批香山帮匠人来建设。“造厂房，百年大计，一点不能拆烂污。”在建厂的10个月里，刘鸿生在沪苏之间往返20多趟，“不能拆烂污”成为保证工程质量的口头禅。

那时8月的一天，太阳烤得河岸发烫。刘鸿生一早从上海坐车赶到苏州，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就撑了一把黑洋伞来到工地上。厂房的雏形已历历在目，既气派又实用。他走进写字楼，四处转转看看，忽然发现窗框上方有一块木板稍微有点歪。他不放心，叫人家拿来木工直尺，横竖一量，相差约2个厘米。

“不行，拆下来重做。”刘鸿生吩咐手下去把管工叫来，毫不客气地说。

管工赔着笑脸低声说：“相差一点点，看不出来的。”

“你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良心看得出来。”刘鸿生断然说，“做工程，一点不能拆烂污！”

窗框拆掉重做，工程一丝不苟，厂房就在人们眼皮底下自豪地站起来，那个气派在当时苏州城里都是名气十足的。

厂房造起来了，招工更不用愁了。那一年的夏秋之交，暴雨如注，苏北里下河地区发生特大水灾，房塌路淹，70%乡村被淹，城区水位高达2.18米。那一年，逃难到苏州来的灾民有3.56万人。不少灾民就聚居在胥门、阊门、盘门一带的桥洞里。落地生根的灾民一般从事的都是粗活（如码头搬运工、粪行掏粪工）、苦活（如缫丝工）、恶活（如殡葬工），能进鸿生厂是一种福气。建厂初期，厂里就办有公共食堂、浴室、托幼所等。

鸿生厂首期招工757人，其中男工90人，女工544人，童工123人。建厂初期，工资采用计件、计日或计月三种方式支付。工人最高月薪9元（当时每担米价为5元），最低6元，与不远处的苏纶厂相比，月薪仅仅少了3元。

据老工人周金根1963年的口述记录（原载《鸿生厂志》）：

我原籍河南安阳，今年59岁。1920年当我18岁时就进了鸿生厂。进厂那年，老家遭受荒旱，我们兄弟二人租种20亩地，颗粒无收，别说缴地租，连饭都吃不饱。村里有人从上海回来说，苏州的鸿生厂招人。我们借了钱坐火车来到苏州，和我们一起进厂的油150人。

进厂时，我们经过层层盘问，好像审犯人一样，问得很仔细，喜欢抽烟、酗酒的不要，参加过罢工的不要、参加党派活动的不要、行为不规的不要。然后跟大家签生死合同，好像卖身契一样就卖给厂子了。

进厂后的清规戒律多达20条，如抄身制、管理童工制、更表管时制等。触犯条列，轻则罚款，重则开除。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刘鸿生不至一次在建厂初期的工长会议上说，“管得严一点，不仅是为工厂好，也是为工人好。一个人吊儿郎当，做生活拆烂污，是没有出息的。我有话在先，厂里的规矩是用来遵守的，啥人破了规矩，别怪我刘老板不讲面子。”

鸿生厂的金钱梦是以工人的血汗为代价的，当机器轰隆作响，工人们从鸟叫做到鬼叫，坐在帐房里的老板正在拨拉着财富的金算盘。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刘鸿生不无得意，踌躇满志，看来自己架驭的这一艘帆船顺顺当当扬帆远航了。在鸿生厂董事会举办的年度酒会上，刘鸿生喝了几杯酒，不无得意地说起了当年为开平煤矿做跑楼先生的那段往事——

那是一个雨天，浑身湿透的青年刘鸿生撑了一把小伞，匆匆赶往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茶楼，面见前一天侮辱过自己的申江煤厂黄老板。他得知黄老板约了客户在豫园吃茶，那天一早就赶过来向他推销“开平煤”，这时他的身份是英商开平矿务公司驻上海的推销员。那时谈生意一般都在茶楼，上海人称推销员为“跑楼先生”。黄老板正与客户洽谈一笔大生意，几番讨价还价还是谈不拢，回头看见灰头土脸的刘鸿生，顿时火冒三丈，开口就骂：“滚开，跑楼瘪三，侬（你）来触我霉头啊！”

刘鸿生那时是个穷小子，穿一身皱皱巴巴的灰色洋装，被黄老板迎头一顿痛骂，委屈得要哭：“我。。。。。。我想向你推销一批煤，成色上乘。。。。。。”

黄老板根本不等他说完，挥挥手就让他滚开。

刘鸿生年轻气盛，对黄老板说：“我是跑楼的，可你不能侮辱我。”

“小赤佬，脾气不小嘛，”黄老板对眼前这个年轻人有点刮目相看，“好吧，你明天到这里来找我。”

刘鸿生一句话不说，拎起包就走。第二天，他特地在楼下要了两客“南翔小笼包”向黄老板赔礼，昨天人家在谈生意，自己是不该去打扰的。黄老板见他如此真诚，不仅与他做成一笔大生意，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以后你有啥困难尽可以来找我。”

在酒会上，刘鸿生回忆往事，感慨地说：“如果有人错过机会，多半不是机会没有来，而是因为等待机会的人没有看到机会到来，没有耐心和信心去抓住机会。就像天上掉下一只金元宝，它并不是规定给哪一个人的，谁都有机会拿到它，可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它，比的就是谁的眼光更准，运气更好，下手更快。”

这时的刘鸿生得意洋洋，众股东也是乐不可支。鸿生厂开工后，“定军山”牌黄磷火柴成箱成箱出厂，换回大沓钞票，日产40大箱（每箱500大盒，每大盒10小盒）的产量并不算大，但对于刚刚起步的鸿生厂就像听到了第一声婴儿的啼哭，充满了欢喜和希望。刘鸿生在骨干会议上慷慨承诺，日产能提高到100大箱，就给工人加薪1.5个大洋。

做火柴说起来并不复杂，无非是10道工序：齐梗、排板、上油、上药、烘干、拆板、装盒、刷磷、包封、装箱。但要做成一根合格的火柴，却需要严谨的工匠精神。

“定军山”火柴进入市场，像汇入江海的一条小溪，并没有太大响声，甚至苏州闹市观前街上几家大商号都不让其摆进柜台，因为关于“定军山”的负面消息传播开来了。

1924年12月22日苏州《明报》在一篇题为《冬至脚下的玄妙观》中提到，“鸿生火柴出摊销货，冷冷清清，购着寥寥。知情者称，定军山牌火柴乃烂污火柴，划燃多根未见火星，因其使用的黄磷乃有毒原料，故销售愈见困难。”虽然当年年底就改用赤磷制做火柴头，并以“宝塔”“单狮”“地球”作为品牌，但鸿生厂头上这顶“烂污火柴”的帽子仍然没有摘去。

“烂污火柴”的根子在药料配方，刘鸿生何尝不知，但这个配方中的配比究竟怎样，这是各家火柴厂锁在铁箱里的绝密档案！当时销路最佳的是瑞典“凤凰”牌火柴，火柴一擦就燃，根根出彩，它的药料配比连瑞典商务参赞都不清楚，故作神秘地对前来采访的《申报》记者说：“凤凰是怎么飞起来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烂污火柴”名声不好，纷纷遭遇退货。刘鸿生焦虑万分，寝食难安。

4

有志者，天相助。就在刘鸿生焦头烂额时，厂里来了个美国海归化学博士，此人叫林天骥。刘鸿生开出月薪1000大洋任用他任总工程师，林天骥确实不负众望，技高一筹，经过半年多数百次试验，采用高强度的粘合剂和精确配比，一下子就解决了“烂污”问题，改进后的“宝塔”火柴发火快，火苗白，风吹不熄火，磷面经久耐用，其质量甚至超过了瑞典火柴。上海《申报》是这样报道的：“鸿生‘宝塔’火柴质优价廉，经久耐用，声誉鹊起，国人翘首以盼已久，实乃我中华之名牌。”

“宝塔”火柴供不应求，日产量迅速提高到日产200大箱，在江南一带乡镇甚至常常断货。刘鸿生信心满满，短短三年内，就采取各种手段挤走了苏州另外的四家小型火柴厂，包括他的妻舅叶世恭开在小日晖桥的燮昌火柴厂分厂，上海滩上的火柴生意也被抢走了约70%！

最先气急恼火的是瑞典火柴商，“凤凰”火柴本来是占领中国市场的拳头产品，没想到竟然败在“宝塔”名下！这个一头卷发、瓦刀脸的瑞典火柴商，气愤地跑到瑞典大使馆，恶人先告状，称鸿生厂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推销产品，使瑞典厂商蒙受重大损失：“我们的‘凤凰’绝不会认输，瑞典也不可能输掉中国市场。”据《民国档案》记载，1925年瑞典大使曾三次与南京政府交涉，要求政府出面压制鸿生厂。南京政府先予调解，调解不被接受，遂不予理睬。瑞典火柴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联合日本“燧石”牌火柴大幅度压价，企图从价格上压垮“宝塔”牌。

1926年3月7日《申报》豁然刊登整版广告：凤凰火柴五折销售！

一天，瑞典商务参赞携同瑞典火柴商不请自来，约刘鸿生在锦江酒楼相聚，以互利的名义与鸿生厂合资经营，被刘鸿生断然拒绝。在1952年的上海工商联座谈会上，刘鸿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瑞典商人要我‘宝塔’投降‘凤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哪怕亏得赤脚地皮光，也不会答应这样的合资方式。做一个中国人，我是要面子的，也要有骨气的。那时的中国市场到处都是洋火柴，我看着就来气。我就拍卖全部家当，也要把中国火柴做下去。”

瑞典火柴商气急败坏，连同大使馆一起向南京政府发难，明确提出鸿生厂必须关门。刘鸿生闻之气得不行，多次走访沪上几家大型火柴厂，提出减少内耗、一致对外的倡议。1928年8月，他起草了《告火柴同业书》中称：“窃思火柴一物，为家常日用之品，我华地大、民众，全国销之广，岁以金钱计，当不下千万之巨，其为重要实业，奚待赘言。。。。。。外货侵略之锐利可畏，于此可见一斑。我国货同业处此情势之下，前途岌岌，极为可虑。当同心协力、奋然起行也。”（摘自《鸿生厂志》）他还说服十多家火柴厂，成立江苏省火柴同业会，共同议价，产销互济。同业会向南京政府上书，要求限制瑞典火柴进口数量，减少国内火柴税收。然而，瑞典火柴商并没有停止“东扩”野心，1930年10月3日的《时事新报》上爆出惊天消息，瑞典拟用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营权50年！

面对瑞典火柴商气势汹汹的挑战，刘鸿生不甘示弱，联合33家火柴厂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总额达191万元。鸿生厂这时的厂区面积扩大到33亩多，厂房358间，职工874人，资本总额2367300元。

这一年，鸿生厂工人自发停产一天，上街游行，队伍出胥门到阊门，一路散发《同胞，快醒醒罢》的传单，呼喊口号：“支持国货，抵制洋货！”游行声势震惊了南京当局，紧急约请瑞典大使协商，遭到冷遇。瑞典火柴商以更强大的促销攻势，不仅在上海收买日本火柴的经销权，而且北上南下收购一大批国内中小火柴厂的经销权，目的就是从根本上压垮“宝塔”火柴。

刘鸿生并不示弱，而是联合上海、扬州、九江、芜湖、汉口等多家火柴厂，统一质量、统一压价，与瑞典商一决高下。最后，瑞典商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承认：“我们尽了所有努力，但还是要被挤出中国市场。上帝似乎站在刘鸿生一边，我们已无计可施。只有上帝知道，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摘自1933年瑞典商给瑞典大使的信）

那一年，鸿生厂厂区里的几株老桃树忽然花开满树。

那一年的端午节，鸿生厂破天荒放假三天，每个工人发了3个大洋过节金。

那一年，“宝塔”牌火柴占苏州市场份额68%。

5

前门拒虎，后门有狼。日本火柴商摇身一变，借助大炮、刺刀助威，挤进江南市场。设在苏州南门外的日本洋行是一座两层青砖小楼，窗口插了一面太阳旗，进出人员有穿和服的日本女人，也有留着两撇小胡子的日本武士。

1937年深秋的一天，日本洋行派人到鸿生厂，要求不能与洋行抢生意，否则就要有日本警备队来封厂。这是最后通牒。据《民国档案》记载，1937年全年进口火柴总计529679大箱，其中日产火柴占56%。苏州市场上，日产“燧石”火柴铺天盖地，占市场份额78%。当时的汪伪政府明令规定，所有日杂店、烟纸店、日用品商铺要销售火柴，必须先去日本洋行进货。

日本《朝日新闻》在一篇报道中描述道：“苏州是一座美丽的古城，可与我国的京都相媲美。那儿的市场尤其繁荣。我国的火柴商人具有聪明的经营头脑，很快就占领了大半个市场，‘燧石’火柴已经深入千家万户。可以预知未来迟则三年，快则一年，那儿的火柴市场将属于大日本帝国了。”

正是民族生死存忙的危难时刻，刘鸿生挺身而出，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名义，募集抗日义款，组织沪上企业迁往内地。三井、三菱、燧石等日商先后派员拜访刘鸿生，威逼他与日商合作，都被刘鸿生一一拒绝了。直到刘公馆外，日本人故意打枪来恐吓他，家人都劝刘鸿生赶快离开上海。刘鸿生经过化装，带了两个保镖，秘密登上俄罗斯“皇后号”邮轮匆忙南下，转道香港飞往陪都重庆。他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设便宴招待同乡刘鸿生，对他慷慨赴难的义举大加赞赏，表示刘鸿生在沿海沦陷区总值3500万元资产，待抗战胜利后全部由国民政府来归还。

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刘鸿生在大后方办企业，不仅赔钱，而且寸步难行。

“那些人给我们刘氏企业注资，就像是往我头上套绳索，而且越勒越紧。注资的利息简直就是高利贷，利滚利，我们刘家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送给了他们。我们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我刘鸿生名义上是总经理，实际上只是他们属下的小伙计。”

（摘自1952年刘鸿生在全国工商联小组会上的发言）

在内地的那些日子，刘鸿生深感气急胸闷。更令他寝食难安的是，从敌占区的苏州传来一个惊人消息：鸿生火柴厂加入了由日本人掌控的火柴联营社！

鸿生厂出了大汉奸，奇耻大辱！刘鸿生怒不可遏，奈何鞭长莫及，气得摔破了桌上的一只花瓶。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作为“敌产”的鸿生厂复业，日产量恢复到576大箱，“宝塔”牌火柴再次成为市场抢手货。复产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刘鸿生到厂里来看望老员工，刚进厂区就被大家团团围住了，纷纷向他诉说物价飞涨，日子难过。刘鸿生听后非常难过。他关照会计科从厂里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帮助困难员工渡过难关。同时，派出多路人马去打通江南、华南、华中市场。1947年，鸿生厂全年产量比抗战前的1937年翻了3倍，达到20.5万件，主营产品“宝塔牌”及副产品“蝶丹牌”“飞轮牌”火柴畅销沪宁一线城乡。

鸿生厂尽管一度颇有东山再起的气势，但挡不住物价飞涨的压力。别小看一根小小的火柴，各种原料有37种，单说火柴头所需药料就有氯化钾、硫磺、氧化锌、三硫化锑等26种。因物价涨得太凶，厂方一时以“资金不足，原料不继”为由，生产开开停停，以致工人数次集会要求正常开工。

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当局朝令夕改，忽然宣布放弃限购政策，物价顿时像脱缰野马一样向上狂奔，以大米、豆油、食糖为主的物价指数分别上涨25倍、19倍、13倍！

鸿生厂工人难以度日，刘鸿生也无计可施，只能不死不活地拖到破晓天明。刘鸿生说：“我在苏州创办的火柴厂，几落几起，它要恢复元气，扩大生产，只有靠人民政府。所以，我与政府合作办企业的决心是不会变的。”（引自上海《工商联档案资料》）1956年5月，刘鸿生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公私合营。据《宁波商界巨头》一书记载，刘鸿生在公私合营时，上海市领导曾专门约见他，问他有什么要求、刘鸿生摆摆手说：“我拥护政府的决定，我的全部企业都参与公私合营。至于苏州鸿生火柴厂，我可以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吗？希望上海市领导能与苏州方面通融一下，能否保留‘鸿生’的厂名？”

据说当时反对意见不少，公私合营后的苏州火柴厂还能用资方的名字吗？

曾任上海第一任市长的陈毅在参加华东局会议时，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在会上说：“人家把自己的企业都拿出来与我们合营了，我们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能保留，未免会有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的肚量也太小了吧？我看刘鸿生对公私合营的态度‘呱呱叫’，鸿生火柴厂可以挂他的大名嘛，还要把厂牌做得大一点，告诉大家就说是我陈毅说的，还可以叫鸿生火柴厂。”

1956年6月，由5家火柴厂合并的“公私合营鸿生火柴厂”的厂牌在欢腾的锣鼓声中挂牌。之后，在生产的火柴盒上也都印有“鸿生”的大名。同年，10月1日，刘鸿生因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69岁。临终前的一天，他给所有在场子女留下遗嘱：

“我名下的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不好，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给国家，这是我对国家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鸿生厂在苏州，你们要多去看看，跟大家一起经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