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西北有一条老街,在虎丘山门前,与七里山塘无缝相接,长约200米,最宽处不足5米。虽然今生有点尴尬,前世却是一条充满甜酸苦辣的最百姓的百年老街。它的兴盛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当时的城里人或坐马车或坐青布小轿或坐小快船到虎丘来游春,从山上下来就会到老街上来坐一坐,歇歇脚。老街上有正源菜馆、如意饭馆、兴园茶馆、卤菜铺、鲜肉庄、糖果店、烟茶店、老虎灶、豆腐坊、渔具店、竹木农具行、蜡烛铺等店铺25家,大多为夫妻老婆店,一二开间门面,经营规模虽然都不大,但日常用品一样不缺。市况之热闹,人声之鼎沸,一点也不逊色于山塘街东首闹市段。
走在虎丘老街上总有一种岁月沧桑感油然而生,庆幸它曾经有过,也惋惜它曾经失去过。老街并不多言,只是用残砖碎瓦告诉我它的故事。
老街北首称为上岸,上岸民宅有深有浅,但深宅也不像山塘街上的会馆那样有多个备弄、隔厢、天井、楼阁。沿街民宅排列紧密,街沿贴着街沿,屋檐压着屋檐,塞(se)板门靠着塞板门,东家墙上攀爬的“鬼馒头”长出墨绿的拳头大果子,掉在了西家的天井里,西家拣到后送回东家;这家搬一把梯子,就能摸到那家的楼窗。上岸房子或是开门见街,一字儿排开塞板门,或是有二层小楼,楼窗是一排镶嵌云母片的长窗。《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在阳谷县里租住的或许就是这样的小楼,一失手掉下一根晾衣裳的“丫叉”砸在西门庆头上,可能就是从这样的长窗里滑落下去的。有的人家有天井,天井里常有一眼不深的井,井水是清冽的,井边长满一围苔色;穿过客堂有一个后园,园子里种着橘树、杨树或堆放杂物。园子两侧就是东、西厢房,面对大门的是客堂,客堂中间的墙上贴着福禄寿的年画,下面是长条桌,桌上摆着过节祭祀用的香炉,炉中积聚隔年的香灰。能住在老街上的人家大多是山塘附近的富裕农户,在乡下有十几亩田产或五六间花房。
街南称为下岸,下岸民居傍着山塘河,前门是铺面,后门通向一个石埠头或简单的木板“河挑”,一级一级伸到水里,进货时石埠头就会拴上一条小船,立夏吃过咸鸭蛋后,就可以按季买到东山的枇杷、西山的杨梅、甪直的西瓜、葑门塘的鸡头米、阳澄湖的大闸蟹。
住在老街上的人自诩是“街上人”,颇有几分自豪感,就像现在有些人炫耀自己住在高档小区里一样。这种地域优越感,刺激了很多有钱的花农千方百计要攒钱挤到老街上来买屋或造屋居住,这也带动了老街上衣食住行的消费。加上它本身就连接着生意兴隆的山塘街,与街东的闹市形成互为犄角之势,市井也就格外闹猛。
正源馆在老街东首,是一家门面不大、名声不小的菜馆。1955年10月下旬一天深夜,毛主席由北京去杭州,专列曾在南京浦口的支线上停靠5个多小时。他在专列上接见了当时苏州地委、市委的领导同志。在问到苏州代市长惠廉时说:“虎丘有个正源馆,还在不在?”
惠廉答道:“正源馆还在。”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说:“那就好。”
毛泽东之所以问起正源馆,大约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在青年时代曾在上海居住过半年多,期间有可能来过苏州,在正源馆吃过饭;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源馆名气很响,《申报》等书报对此进行过介绍。毛主席博览群书或许看到,所以有印象会问起这家菜馆。
1947年刊印的《苏州游览指南》里,就有正源菜馆的广告。正源馆名气在外,靠的当然是独门绝活当家菜:刺毛鳝筒、三丝鱼卷、爆双脆,而其中最值得推荐的就是“煠紫盖”了,酥香松脆,肥而不腻。这种菜被做成一片一片的,每片都呈长方形,很薄,外表金黄色,对着灯光可隐约看见里面有一层薄薄的红白相间物体,咬开一看,原来是五花猪肉。这么美味的“煠紫盖”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据曾经学烧过这道菜的一级厨师张师傅透露,先把焖肉切成薄片,越薄越好,然后滚上蛋液,放到油锅里加工而成。清《桐桥倚棹录》在介绍山塘街酒楼时,就提到过“煠紫盖”,足见这道菜至少已有200多年历史了。
红烧塘鲤和清蒸甲鱼也是正源馆的特色菜。塘鲤鱼,俗称“土才鱼、土狗公”,鱼体粗壮,头大而阔,稍扁平,腹部浑圆,后部侧扁。体呈黑褐色,带有黄色光彩,腹部淡黄,体侧有不规则的大块黑色斑纹,各鳍都有淡黄色与黑色相间的条纹。塘鲤生活在河沟、湖泊近岸多水草、瓦砾、石隙、泥沙的底层。其含肉量高,肉质细嫩可口,为江南百姓所喜爱。特别是正源馆的红烧塘鲤肉质肥嫩,滋味鲜美,是清明前的佐餐上品。清蒸甲鱼以菜花盛开时为佳,称为“菜花甲鱼”,汤里漂上几片金华火腿、几段笋尖,肉香汤鲜,很多城里人都赶到这家菜馆来尝鲜。
大约是1948年“惊蛰”过后的一天,菜馆里来了一老一小两个人,老的是个瞎子,戴一付墨镜,穿深灰布长衫,肩上斜挎一个搭袋,手里拎了一把二胡;小的是个梳着短辫的女孩,面黄肌瘦,背了一只布袋。老板看这两个街头艺人可怜,就叫跑堂盛来两碗饭,还端出一盘塘鲤鱼给他俩吃。吃过后,瞎子抖抖索索摸出5个铜板付账,老板说“算了算了”,怎么也不肯收他的钱。瞎子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对老板说你既然不肯收我的钱,我就拉一曲二胡给你听吧。瞎子调了调琴弦,拉了一曲《良宵》,婉转之音抑扬顿挫,引得半条街上的邻居都跑过来听。那时,众人只晓得瞎子拉的二胡好听,并不晓得这个瞎子就是无锡城里赫赫有名的民间二胡大师瞎子阿炳,他的器乐作品有《听松》《塞春风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尤其是二胡曲《二泉映月》早已蜚声海内外。(据《江苏民间故事选》,省民文会编,1956年)
回到1935年初夏的一天,老街上忽然来了几个穿黑衣服的警察,来来回回巡视一圈后,就到虎丘山门前迎来一顶两人抬的竹轿,抬到街口停下。竹轿上下来一个身材高大、蓄着齐胸长须的老者,头戴铜盆帽,穿着深蓝色府绸长衫,一手撑一根栗色“司的克”,一手摇着折扇,街上人看他的气度就晓得来头不小。
长者微笑着跟正源馆里的伙计打招呼,不时还用夹杂一点陕西口音的官话问伙计:“生意好不?”
伙计回答:“蛮好蛮好。”
长者捋了下胡须,笑着对随从说:“此地乃吴中胜地也,生意好理所当然。”
长者说罢,让随从去点了几只特色菜,就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来。
长者吃罢,跟老板、伙计等挥挥手告别,然后在老街上转了一圈,饶有兴致地在茶馆门西的老虎灶前看了一会儿,就打道回府了。事后,听保长说,这蓄须长者是赫赫有名的民国老臣、书法大家于右任。(据1935年6月11日苏州《明报》载《于院长右任游虎丘》)事后,老板直呼可惜,怎么就没请书法大家题写店招呢。
邻居老李曾经租住在虎丘老街上,他从小就在老街上长大。有一年年初六,他拉着我去老街上看戏,说有个唱戏班来了。那是露天戏台,说是“台”,名不副实,其实就是用麻绳在空地上拉成一圈,唱念坐打全在圈子中。唱的是“滩簧”戏(常州的锡剧),是我这个籍贯常州的听客最喜欢听的地方戏。演员一男一女,唱的是《珍珠塔》中的片段“后园会”。跑江湖的戏子唱功自然比不上锡剧名角梅兰珍、王彬彬的,但那味儿还是令我想起了老家的土戏台,台上演陈翠娥和方卿的本乡老小(男孩)和丫头(女孩)。看戏的人围成两三层,演员唱得特别来劲。演技虽有高下,但唱腔大致是相似的。看得我好一阵乡思乡愁,那个年好像都泡在珍珠塔里了。
逢到过年,老街上也是人来车往热闹非常,红灯笼、红春联、红棉袄、散落一地的鞭炮红纸屑。店家要到“破五”(年初五)迎财神后才开张,这时都上了塞板门。店里的伙计都回家过年了。门上大多贴着表示各家经营特色的春联,是请当地的读书人撰写的。
老街上最闹猛的是一家叫“兴园”的茶馆。早晨,天刚蒙蒙亮,就有老茶客从周边的乡下跑到老街上来吃茶了。泡上一壶茶,放下几只茶盅,老茶客们一边吃茶一边扯扯“山海经”,天南地北前朝后代左邻右舍扯到哪里算哪里。到太阳爬过塔影桥时,茶馆里已经坐满人了。那些把鲜花送往茶铺工场后的花农和那些在山塘街上卖完菜的菜农,把担篮歇在茶馆门口就坐下来吃茶了。“早上皮包水,夜里水包皮”,是老苏州的饮食习俗。吃茶其实不是目的,目的是在这里能互通信息,加深感情,延续老街上传承下来的生活习惯。
68岁的黄老伯回忆道,父亲是“兴园”的常客。无论刮风落雨,天天是必到的,坐在茶馆里一坐就是一上午。茶吃得舒心了,就让茶馆跑堂去对面的面馆买一碗阳春面,茶足面饱了才回到地头上来做生活。记得村里有两家人家为花房多占地1尺,闹得不可开交,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好好的花房被砸得七零八落,最后还是父亲把两家的当家人找到茶馆里“吃讲茶”,晓以利害,明白得失,当了一回和事佬,解开了双方的矛盾。茶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调解场所,而那几个能充当调解角色的也是村里信得过的前辈。
茶馆与老虎灶总是联在一起的。灶头上有5只出火口,分别砌有紫铜汤罐,中间是灶洞,有碗口大,烧的是砻糠。三九天,飘着棉絮般大雪,老虎灶的灶洞口火苗一舔一舔,汤罐“扑扑”地冒着丝丝热气,总给人一种暖意。
离老虎灶不远,老一辈人记得街角落里开过两家店,一家是卖锡箔和纸人纸马纸房子的小店,店主叫“小绍兴”(原是山塘街上锡箔坊的伙计),公私合营时就关门歇业了。还有一家是常州阿嫂开的豆腐坊,阿嫂长得细模细样,都叫她“豆腐西施”。她做的豆腐、百叶,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豆香,城里人都跑到老街上来买她的豆腐、百叶。那老豆腐切成一方一方,掉在地上都不会碎,入锅煮半天也能有嚼劲;那嫩豆腐嫩得简直就是水了,但入锅烧不化。她还兼带卖家乡的老卜干,常州老卜干在沪宁线上都是出名的,香、脆、嫩、甜、特色鲜明。每天一早,豆腐西施就束着蓝围裙,头发盘成一个髻,把豆腐板、百叶匾摆在作坊门口,不用叫卖,她的作坊前就有不少人拎着庙篮从乡下赶上来买豆腐百叶。
小绍兴的生意也不用叫卖,都是丧家预订的。旧时虎丘农村流行土葬习俗,丧礼上要烧化纸钱、纸人纸马纸房子。小绍兴用细竹篾扎起的纸马纸房子活灵活现,是丧家办丧事、上坟时烧给死去的亲人的;他折叠的锡箔只只银亮,一烧就尽。绍兴是锡箔之乡,苏州城里有几十家锡箔庄,大多是绍兴人开设的。清明、冬至、小年夜,许多村民有祭祖的习俗,因此小绍兴的锡箔生意一年四季不断线的。纸人纸马纸房子是丧户订做的,忙起来要连夜加班做。做出来的纸人纸马纸房子就码在门前,跟戏班子里的道具差不多。
老街上还有一家特色店,专卖渔具,其品种之齐全简直就是一个渔具博览会,所售渔具有网、罩、钓筒、钓车、鱼梁、鱼叉、钓矶、钓线、蓑衣、笠帽、背篷、虾笼、撩浮、竹篙、踏网、兜网,杠网、滾钩等,琳琅满目,淋漓尽致。
店门关了,店主去了,老街还在,老街特有的“旧”味也留下来了。这“旧”味的构件是百姓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所形成的,如同出土的青铜鼎上固有的绿锈一样,老街上的“绿锈”就是包括豆腐坊、锡箔点、老虎灶、渔具店在内的小店铺。这些“绿锈”一旦消失,老街的“旧”味也就丢失了。
丢失了记忆的虎丘老街,冷冷清清没啥市面了。但在一些专家眼里却还是很有重新开发价值的。苏州籍专家周干峙对这条老街就情有独钟,他认为虎丘老街可以成为一条纽带,把山塘街、虎丘景区与虎丘背后的金鸡墩遗址串连起来,从而实现景区扩容。根据规划,可以新辟金鸡墩、花神庙、一榭园、南入口、东溪红梅、塔影园等6个景区。这其中,一榭园、孙武祠、花神庙等景区已完工。恢复老街特色不是简单复“旧”,而是扩建、新建,让其串连起山塘老街、虎丘正山门前广场、海涌山庄、和靖书院、金鸡墩、吴王宫等旅游消费景点。功能定位上,老街以“住、吃、娱”为主;住宿以小型、精致、文化为特色的主题型中高档酒店为主;餐饮方面,除苏州老字号传统品牌外,引进苏州周边地区著名餐饮品牌;娱乐方面的多样性和实用性互为配套。橫向比较,从山塘街到虎丘老街显然具有独特的吴文化和人文历史底蕴,是真古董,不是假古董,完全可以摆出来供游客反复赏玩。但是,古董没有一个精致的包装,要想吸引人也很难。因此,其周边的配套设施也需要跟上去,包括吃、住、玩的处所、项目等,这些都应该列入保护改造的内容。
老街美食可以做做“水八仙”和“三花”的文章。江南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花卉供食用和药用也早有记载。2000多年前,屈原在《离骚》中就记下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神农本草经》把菊花列为“轻身耐老”的上品。北宋文豪苏轼在山东密州的僻壤之地,常吃杞子和菊花,不仅面容更丰满了,而且白发也逐渐返青了。古人以花酿酒,用花薰茶和蒸露,拿花制作菜肴和点心更是普遍。自宋、明、清各朝代,都有文字记载用花制作的食谱,如梅花粥、芍药花粥、黄菊花饭(也称“金饭”),还有芙蓉花烧豆腐(又名“雪霞羹”)、桂花糕(别称“广寒糕”)以及油炸玉兰花瓣等。
老街商旅的立足点是留住游客。游客之所以钟情一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可看可听可品尝可参与。对游客而言,吸引他们的不仅是老街的“形”,更重要的是老街的“神”,是小桥流水之外的水乡烟火气,它蕴含着传统的文化趣味和处世哲学,以及在都市难觅的富于人情味的世俗生活。深夜,熙熙攘攘的人群散去后,老街沉寂下来,灯火如豆,犬声隐约,月色如钩挂在柳梢上。这种宁静的氛围正是现代都市所缺乏的。设想在一个飘着霏霏春雨的时节,撑一顶枣红色的小伞,一个丁香般的女子,徊徨在幽长的小镇老街上,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戴望舒《雨巷》里所描述的情景?
老街傍河,与亲水岸线和山塘河游自然连接起来。码头、缆桩、凉亭、河挑,唤回这些早已远去的东西,给远来游客一个惊喜,经过数年努力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美好的愿望总是美好,不过,要使美好回到现实也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