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好头颅，岂能斩之

孙守红/文

百余年前，晚清大臣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正是这一变局，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 的文学革命又以“白话诗”（即所谓新诗）和“白话文” 为铁骑先锋。很快，“孔家店” 被打倒，“旧文化”被扫除。虽说其间也有“学衡” 那样的群体不断出现，但萤囊之光，如何能撼动日月？所以，“新文化” 的蓬勃发展，终成正统。然至今日，笔者不禁想：中国新诗抛去自身的民族语言传统，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法统的中国现代诗，你横行于中华大地之上，合法吗？

一

“合法”一词，在政治学中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在中国古代，《春秋》是最早论述合法性的史书。蒋庆先生在《公羊学引论》中对《春秋》“通三统”说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说：“公羊家的通三统说既是改制创新之说，又是尊重传统之说，既主张六合同风九洲共贯的一统论，又主张存二王后的多统论；既承认新政权有其独立的合法性，又不否认旧政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故在通三统的思想中，世界是多统中的一统世界，世界既丰富多彩，又统一有序；既增加了新内容，又不尽弃旧成分。如此的世界既生动活泼，又秩序井然，充分体现出了孔子所追求的中庸之德。”

按照“通三统” 的律法，中国的新诗存在和发展，是不合法的。

新诗成长百年，质疑之声也百年不绝于耳。作为百年来最有影响的质疑声，笔者认为有三位：一是季羡林先生；二是毛泽东先生；三是流沙河先生。

伴随着白话文运动一起走来的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指出：“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笔者认为，季先生作为现当代中国文化泰斗级的人物，说出这样的话，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是仅仅出于个人的喜好，而得出此论断的。

也许有人会说，季羡林先生的成就不在诗歌，他的说法有待商榷。作为在政治上和诗词方面都具有卓越成就的共和国开国元首毛泽东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也对新诗的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质疑：“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这是作为一个诗人对诗歌创作体会的真实总结，是一种正视现实的见解。作为诗人，毛泽东先生对新诗的出路也提出了意见，对新诗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务实的见解。他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有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含蓄、凝练……格律诗要学习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

如果你还要说毛泽东先生的诗歌成就只是在古典诗词方面的话，那么请你来看一看一生都在写新诗的流沙河先生吧。2013年12月，流沙河先生分别在杭州“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和成都市图书馆进行讲演时指出：“除了徐志摩、戴望舒、海子少数几个人写的，新诗有多少可以反复读，可以进入典籍的？很少。现在很多诗都是口语、大白话，甚至口水话。”他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包括他自己以前的新诗创作的作品都失败了，因此新诗仍需“继续实验”。

新诗的确需要继续试验。但我们也必须得正视目前新诗面临的最大的两个困境：一、文论失语；二、文本方向性缺失。

文论失语。早先想起这个词，是在2012年10月漳州旧镇的诗会上，听周伦佑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诗人和诗评家中，没有几个人拥有自己的诗学传统。针对这个问题，从漳州回来后，我上网查阅了资料，发现1996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上，曹庆顺就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指出：

“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时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

连珠炮式的反问：“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完全展示了曹庆顺面对中国文论失语现状时的痛心疾首。透过他这愤慨的言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不，这不是一个现象，是一个事实，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百余年以来存在于中国文坛的事实！西方文论占据着中国文学理论主流的江山，以一统天下之势睥睨中国文坛（也许有人会说，在主流之外的潜流中，也许有中国自我的文论，如张嘉谚的《诗性正治》，但是如《诗性正治》一样的文论，没有得到彰显，喑哑于潜流，流布于乡野，当是算不上主流的）。

没有自己的诗学理论方向，就不会有自己的诗写方向！汉语诗歌，到底走向了何方？郑敏在《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中指出：

“从胡适的‘老鸦’，郭沫若的‘女神’到如今中国新诗的近百年的旅途中，虽说新诗从无到有，已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和不少的诗歌艺术尝试，但总的说来，作为汉语诗歌，中国新诗仍处于寻找自我的阶段；寻找自己的诗歌人格，诗歌形象，诗歌的汉语特色。新诗已经告别了古典诗歌，走出古典汉语的家族，在不停的流浪当中。他不希望自己与几千年的家族血缘有什么联系，更不希望在形体、五官上与家庭成员有什么遗传上的相似。胡适曾将这类遗传联系比作‘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新诗已出走，它已完全背叛自己的汉诗大家族的诗歌语言与精神约束，他奔向西方，接受西方的诗歌标准。”

中国现代诗歌背叛了自己的家族语言与家族精神，奔向西方，接受了西方的语言标准和精神信仰，那么，他的精血、他的走向当然也是西方的。根据《春秋》“通三统” 之说，对这些没有自我文化精血继承的现代诗歌，横行于中华大地上的行为，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你们的写法，不合法！

说中国现代诗不合法，我们还有这些理由：中国的现代诗自诞生伊始，就大规模照搬西方现代诗，除了无法照搬诗歌的语言技巧，只剩下所谓诗歌内容。而在学习西方诗歌内容上，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原本属于西方诗歌的意境也受到局限，只剩下枯燥的直译内容。因此，中国现代诗百年学习外国诗歌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现代诗丢掉了自我语言的优点，缺乏自我语言的诗歌韵律，只剩的一点诗歌的分行之相和所谓的表达内容罢了。而表达一个内容，如果不用韵律，除了诗歌之外，不论你分不分行，用那一种文体不能表达？如果仅仅为了表现内容，丢弃韵律等诗歌的表达技巧，随便进行断句，就能造就一首所谓的现代诗的话，那么我们的现代诗，就只能如韩寒氏所言：“只要会用回车键，就能写诗。”

中国现代诗的萌生，始于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变革。可是这语言变革在诗学和政治之间，更为明确地选择了向政治敞开。对于现代诗的推行，乃是居于民族生存焦虑而进行的“文学革命”，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现代诗的诞生，是政治目的而非诗学目的。就二十世纪前半叶来说，中国现代诗的目的是在于变革一个僵化的文化公共领域，经由它，希望中国社会踏入一个新生的文化时代。因此，中国现代诗歌的先驱诗写者们，让中国现代诗作出了在传统诗学继承上的牺牲，从而导致了中国现代诗付出了沉重的诗学代价。虽然说新的语言与一切语言一样，在通往诗意的路途上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但是失去了传统本源的中国现代诗，在经历了曲折的百年经验之后，它的诗学探求在诗歌主体面前，貌似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才会有了2012年10月漳州旧镇的诗会上，周伦佑先生谈起今天的中国诗人和诗评家时，说出当今中国没有几个人拥有自己本土诗学传统的论断。这本与中国现代诗的“失败” 无关，但从诗学角度来说，中国现代诗走过的百年辉煌，却又真的失败了，而且失败的无从辩驳。

经历了百年的实践，中国现代诗何以会得到这样的结局？诗人们放着自身几千年伟大的诗歌传统血脉不续、不延却去生搬硬套西方的诗歌理念，进行所谓的“文学革命”，大喊时代精神口号，这无异于背叛诗歌传统意义上的合法父亲，投奔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权贵，认贼做父，卑躬屈膝，削足适履，亦步亦趋地跟从西方现代诗的步调。这也难怪了今天的中国的现代诗，除了走进了语言花样的死胡同外，便别无它途了。

二

上述的现象和理论，得出了中国现代诗身份的不合法结论，其目的不是想一棒子把中国现代诗歌打死，而是在于批判中国现代诗的“背叛父亲”、“奔向西方”后的“失语” 现状，让“构建中国现代诗的合法性” 成为今天中国现代诗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现代诗的合法化呢？根据《春秋》“通三统” 说，毫无疑问的答案便是：续脉。续传统文化的诗脉。

鲁迅先生曾经断言： “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 此话虽然偏激，但是变相的指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经验”，中国现代诗却视而不见。也就是，说中国新诗没有基本的传统经验可言，新诗生存的“合法性”，一直在受到质疑，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困境，一直处在我们的新诗写作进程中。一百年来，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认为新诗是失败的三人，其实都为新诗的健康发展开出了良方：中国的新诗为什么是一个失败？季老虽然没有说，但他却指出：“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

至于毛泽东先生，他则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开出的方子： “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流沙河先生则直接说：“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新华网《流沙河：我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就上面的三个良方来说，无疑都有一个共同点：续脉。为什么三个不同身份的人，三个在不同的时期，会开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良方呢？

要想滤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中国现代诗诞生的环境说起。社会的巨大转型，蕴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性。百年前的中国，政治衰弱，民族面临着危亡的险境，民族生存的焦虑侵袭着中华大地，内忧外患的雾霾笼罩着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激变的时刻，中华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认同危机，文学、文字作为文化的最直接的载体，遭受难以估量的冲击（有人在这一时期甚至提倡废除汉字的主张），“去传统化” 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那段历史，便不难发现文化发展的裂隙、文学的发展的断裂、现代诗歌的断奶史实。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中华民族的生存性焦虑得到了缓解（至少不再显得如20世纪初期的那样迫切）。生存的焦虑缓解了，但由于历史的去传统化，我们又不得不面临文化的焦虑。因此，诗歌作为文化的一类载体，其必然成为文化焦虑的一个类型。文化焦虑是因“去传统化”而埋下的祸根，因此，其解决方式必然是回归传统，延续传统的精神血脉，寻找到合法化的根据，使文化的身份得到认可，认同的焦虑最终得到解决。

毛泽东、季羡林、流沙河等先生对中国现代诗开出的续脉良方，乃是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诗“去传统化”的回应。当然，就三位先生的观点来说，续脉，并非是生搬硬套回到过去，而是以深厚的传统来重塑现在的诗歌（毛泽东先生认为，要学习民歌和古典，最后结合两者，产生新的诗歌；流沙河则说：“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从而诞生出中国现代诗的新生命。

在笔者看来，这个因“续脉” 诞生的中国现代诗的新生命，至少能在文化心理和历史本源两个层面上缓解甚至解决对中国现代诗的文化性认同焦虑。

首先，从文化心理层面上得到文化认同。续脉，乃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重新继承民族传统，从而让漂泊无依的中国现代诗得到民族的归宿，让断裂的诗性得到合法身份的继承，让躁动的诗心寻到至善之境。正如《大学》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能止、能定、能安、能静、能虑，便能有所得。然而，要做到这样，我们必须先明白传统文化精脉在续脉中的定义。

对于续脉来说，所谓的传统文化精脉，首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已经逝去了的，与现在构成一种鲜明对比的文化参照；其次是精脉，这很重要。它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囫囵吞枣，而是择优传承，让传统在后世的创造中，彰显出其生生不息的文化价值。从《诗经》、《楚辞》、乐府诗、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词、元曲的演变，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显然是在演绎着“续脉诗写”生生不息的历史。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政治家、文化学者，还是现代诗的诗写者，在寻找解决现代诗文化身份焦虑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续脉”的重要性。

续脉，在中国现代诗合法化的论辩中不是简单的诗学观念，也不是实质的诗歌技巧，而是民族文化情感的有效容器。它可以通过具体的符号象征（诸如古典哲学、文论以及诗歌技巧等），让我们在焦虑中能心有所安。对于文化共同体来讲，续脉并不仅仅是对“精神父亲” 确认与继承，而是把过去的文化精血注入到今天的文化实践当中，为当下现代诗歌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开掘新的源泉，创造“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诗歌家园。

其次，从历史本源层面得到文化认同。续脉，乃是从历史的长河寻到民族文化的本真和本源。任何文化共同体都有自己的起源神话，拥有自己的文化源头或根源。中国的现代诗自面世之日始，便妄图割断它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非我的、异质的西方文化因子大肆渗入，促使了中国现代诗的异质性混杂面貌的生成，造成了今天迥异的现代诗歌文本面貌。百年来，随着异质性文化混杂脚步的加剧，民族传统的本体文化危机现象也越来越显著，导致了中国现代诗“今终日营营，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有采摘汲引之劳，而莹涸劳枯无常。” （宋·陆九渊《与曾宅之书》）因此，续脉这一作为民族传统本体文化的应激反应也越来越激烈。这个时候，阐发或者重构自我民族地域性和差异性的文化传统，继承、续脉延伸成了文化存在合法化的惯常做法。

续脉，实际上就是从异质性的文化，回归到本土文化传统，回归到自我民族文化传统的纯粹本真，找到可以依赖的民族文化本源，让中国现代诗不再做“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从历史的源头上找到“中国” 之所以成为“中国” 的历史根据所在。

综上所述，续脉在文化心理层面和历史本源层面上来说，都能够让中国现代诗生出诗体合法、安全的文化心理功能，解决其“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的文化认同性焦虑。因此，我们认为，续脉诗写对今天中国现代诗的文化认同构建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其实，就20世纪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史来考察，它无论是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趣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的，仍然不在少数。遗憾是，这继承的一面，在中国现代诗“还在交倒霉运”（鲁迅语）的大背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一直在走“西化” “大众化” 的道路，1958年的全民“新民歌运动”，“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从而出现了“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的盛况。就算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北岛、顾城等人的一句诗响遍全中国的壮举，也不能说明中国现代诗的西化成功。因为只要今天我们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北岛、顾城等人的现代诗，吸引人的，更主要的难道不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口号？以至到近年，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革命，引发“黎花诗”、“口水诗” “乌青体”的盛行，写诗软件出现等恶搞技术现象） 下，显得暗淡、潜流些罢了。

因此，中国现代诗要进行续脉，彰显其续脉传统，我们就有必要从中国现代诗诞生伊始进行一下梳理。

作为白话新诗发轫的倡导人胡适，就承认他的新诗： “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尤其是在《尝试集》里面，我们更容易发现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血脉。诗歌形式手法方面，有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押韵方面，最显著的代表有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意象意境方面，有戴望舒、余光中等人。如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瞡《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曾经说过，戴望舒的《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 的现代白话版”；古今诗歌文本构思方面，郑愁予名篇《错误》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而舒婷表现咫尺天涯《船》，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简直同出一源；诗人诗性方面，有艾青诗歌与杜甫诗歌的深沉悲郁，戴望舒、何其芳诗歌与晚唐温李诗词的辞色情调，卞之琳诗歌与南宋姜、吴雅词的字斟句酌，黄翔诗歌与李白诗歌的豪情气势，海子诗歌与李商隐诗歌的意蕴深婉、辞采精美等；诗歌文体方面，有胡适之“尝试体” 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诗歌主题方面，有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因此，我们发现，就算是四方的异质文化大量渗入中国现代诗的诗写，但是它根本不能完全割去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为今天的现代诗进行续脉诗写，回归民族文化本源，构建其的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必要的参照策略。

开展扎实有效的续脉诗歌研究工作，不但有利于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促进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拓展出一片中国诗学领域的新垦地，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滋生出创造性的青春活力。

四

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化的转型的时代，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基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两次（第一次为“五四”；第二次为“文革”） 遭到大面积割裂的史实，重新回到传统，中国现代诗将延续中国传统诗歌的精脉，寻求中国现代诗“合法化” 理论张的出现，是应对今天的文化焦虑而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是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但是，在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之下，与它一胎同生的负面问题，我们也必须得关注。不然，必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首先，要警惕排他性的文化暴力出现。续脉诗写作为文化认同、回归传统的一种诗写方式，它必然会以文化认同的倾向性来区分“我们” 和“他者” 的差异性。但是，在这区分“我们”和“他者”的差异性过程中，必须要警惕排他性的文化暴力出现。所谓排他性文化暴力，即是指某一文化不容许其他文化与自己在同一范围内并存的排他性。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自我在某一范围内的独占性和专有性，使用非此即彼的二元优劣论断排除他者的暴力行为。先锋＼保守、忠诚＼反动、现代＼传统、发展＼落后等，就是非此即彼的二元优劣论断排除他者的暴力行为，自中国现代诗降世之日始，早已屡见不鲜的。

在如今平等、多元和民族的语境下，续脉诗写如果不能解决排他性的文化暴力出现，走出自我文化本位的独占性和专有性，那么，它必然步入自我封闭、自我设限的死胡同之中。因此，在回归本土的续脉过程当中，续脉不但不能主观地将他者“妖魔化”加以排除，而且还应注意吸收他者文化的精髓，抱以融合和再生的态度，处理好“我们” 和“他者” 的关系，因为对传统的续脉和创生，乃是在“他者” 的参照下才能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与“他者” 的关系说破了，也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罢了。

其次，要警惕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诞生。这里的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是指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思想和技巧的极端恪守现象。在经济、政治、文化趋于一体化的今天，续脉诗写如果不能以一种发展的、开放的观念来看待传统，那么就只能抱柱而亡。其实，考察中国３０００年的文化历史，每一次的文化繁荣，无不是坚守自我本源文化的同时，将外来文化精髓化以自用后结出的果实。如汉代，如唐朝。因此，续脉诗写所延续的并不是顽固不变的“传统意义上的传统”，而是圆融的、善于汲取其他文化精髓的“现代意义上的传统”。

最后，要警惕纯粹的一元化续脉思想。在续脉诗写提出后，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那个嘲讽的声音：续脉诗写？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提倡新格律体，希望给现代诗戴上“镣铐” 跳舞，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提倡续脉，难道是想重蹈覆辙？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对新诗的续脉的方向认识是不足的。因为他一看到“续脉” 这个词，就下意识地把“续脉” 等同于一个格律的封闭化妆盒，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可以说是极其狭隘的，不可取的。众所周知，文化传统本身根本不是纯粹的一元，而是复杂的多元，（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较显著的就有儒道释三家，而隐态或潜流的就难计其数） 所以，传统诗歌也一样，它并非只有律诗一家。所以，真正的续脉诗写，必须是多元的续脉诗写。肯定续脉诗写的多元化和合法化，最终的目的并非只是寻求一种文化或一种诗写方式的合法化，而是力求不同传统文化价值得以合法化继承。因此，我们认为，续脉诗写的多元化不但是解决中国现代诗的文化性认同焦虑，而且指明了今天中国现代诗歌向多元文化发展的路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愿意讲一讲本文的文目：大好头颅，岂能斩之。一日读《资治通鉴》，看到第185卷记载： “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沉醉。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 ‘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 ‘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看到“好头颈，谁当斫之？” 的感慨后，我不知怎的，竟然想到了续脉，想到了传统文化，想到了古典诗词，于是便有了此文的诞生：大好头颅，岂能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