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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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看看老电影，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前两天不经意间，在电脑上打开老电影《青松岭》，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拍的，说的是五十年代的故事。我深深被它欢快的主题歌所吸引，“长鞭哎，那个一甩哎，叭叭地响哎……”听着却没有快乐起来，反而心里一酸，想起了父亲。
那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家位于奈曼旗的一个山沟沟里。是白音昌乡的一个村。
我们的村里叫后斑鸠沟村，是不是因为沟里有斑鸠叫呢。
在我八岁时，母亲就病逝了。奶奶领我们姐弟三个在家。第二年奶奶也去世了。
那时，父亲只好出去打工。在离家二十里地的乡粮站赶马车，在旗里各个粮站之间转运货物。
父亲就是赶马车的人，拉脚的人。父亲的马车，不是轿车，是拉货的车。
那个年代，汽车很少，粮站之间的物流就靠马车了，父亲相当于货车司机了。
赶马车需要胆略，是辛苦活，又是项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的。那时，人们还很少外出打工，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村的温暖日子，有几个愿意赶马车天南地北的到处跑呢。何况赶马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总在路上。
那时就是一个村子，也就一两挂马车，多数是骡子驾车。对于粮站来说，那马车的就是好马配好鞍了。父亲赶的马车，在同行里应该是上乘了，应该是最上档次的马了。
想象着父亲赶着马车的样子，我依然记得当时父亲的马车。父亲的马车是三驾马车，辕马是黑马，前面拉车的是两匹红马。走起来，给人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父亲的鞭子，鞭杆是竹子编的，鞭子是上等压榨的牛皮编的，大头有红缨，鞭梢也是牛皮条，甩起来啪啪响，脆声声的，老远都能听见。
父亲那时还年轻，好胜好强，也好张扬。三十多岁的人嘛，每次父亲走出村子，也要摔几鞭子，意思说我走了。我跟几个小伙伴也要跟着车后面跑一阵，送一程。父亲回来，从梁上一下来，也要甩几鞭子，告诉我们，他回来了。
每次父亲外出回来都带点东西回来，糖块呀，饼干呀，花生呀......散给我们小伙伴们。
有一年秋天，父亲还带回来几根油条，父亲将油条装在塑料袋子在怀里揣着，掏出来还是温热的。那年我十一岁，第一次吃油条。那个香呀，过去四十多年了，一想起来，嘴里还流口水呢。
或许是赶马车的人吧，走南闯北的，心胸宽广吧。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少动怒。很少打过我。常常让我的伙伴们坐上车，走一程。
那时，看着父亲的样子，那样的令人羡慕。父亲坐在车辕上，嘴里哼着小曲，潇洒的挥舞着扎有红缨的鞭子，得――驾！”拉边套的两匹马吃上了劲，辕马跟着放开蹄子，得得嗒嗒，三套马车的后面尘起尘落。
父亲赶着马车，鞭子总在空中晃动着，很少落到马身上。下坡时用手刹闸，辕马稳住，边套的马不用力就行了。只有上坡时候，辕马前倾，拉边套的马一致，才甩几鞭子，激励每匹马一起用力，那马车稳健的行进在乡间公路上。
有一年秋天，场院的粮食刚打完，父亲的马车从村里拉一车大豆，要送到乡粮站。由于村子住户在沟里，要出村，要爬四十多度的坡，上坡时，马很吃力，马车行进缓慢，稍一松懈，车就会滑下坡，就危险了，我们几个小伙伴跟在马车后面，也紧张的汗都下来了。父亲让我们躲开，只见他向拉边套的马啪啪左右甩了两鞭子，只见马激灵一下，用力前行，不一会儿就上了坡。上了平路，父亲停下车，我才看到，每匹马身上都有鞭子打过的痕迹，父亲嘴里一阵唏嘘，轻轻拍了拍辕马的头，又用毛巾轻轻擦拭马身体的汗，就像对待刚刚被打过的孩子一样，那样的疼惜和爱怜。
我想父亲出行的路上，这样的境况一定很多，可是父亲从来都默默的与马车一起走，孤独，寂寞，那又是什么，一个人的行走，一个人的快乐。只有自己去疏解。
父亲赶着马车，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年，看惯了风花雪月，体味了风土人情，看淡了起起落落。
我坐父亲的马车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是1981年暑假，我已经上了大学了，我右腿上一块骨质增生（骨刺），父亲用车拉着我去远在三十多里地的青龙山医院做手术。到青龙山医院要走三十多里地。我坐在父亲的马车上，父亲一副悠然的姿势，双臂抱怀，腰板挺直，头微向后仰，鞭子随云流转，悠然自得。我坐在父亲装满草料的袋子上，紧抱车拦箱。父亲不时地甩动鞭子。马车加了速，屁股给颠得生痛，摇摇晃晃，那天非常开心。三个多小时就到了。
到了医院，第二天做了手术，做手术的是凌大夫，是南部山区有名的大夫。凌大夫说“小手术”。打点麻药，就用锯割掉了。做完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坐父亲的马车回家。
回来的路上，我腿疼得厉害。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沉默了，鞭子也不甩了，马车走得很慢。
我坐在父亲的后面，虽然坐在草料袋子上，但是车还是颠簸，震荡得腿好疼。
父亲给我讲故事，以便转移我的注意力。父亲说，粮站的马车，跟别的马车不一样，他承载着国家的许多东西。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父亲是一个孤独的人，母亲在世时也没有得到过温暖和爱情，因为母亲结婚后就病了。
我听着听着，疼痛确实减轻了不少，泪水在眼眶里只打转转，泪水不知道啥时候流下来了。
父亲的马车每次都拉的粮食呀，席穴呀，豆饼呀，都是紧缺商品。有时住在大车店里，老板就好肉招待，就是想留点东西。可是父亲没有被糖衣炮弹腐蚀，更别想用甜言蜜语收买。时间长了，老板也就不存那个心了，那年头人们还是很正统的。
父亲跟我说，出门在外，都担惊受怕的。何况我们拉的都是紧缺商品，又是人们的必需品。盯上的人很多。
父亲赶马车住在大车店，也经常遇到小偷，晚上就睡不安宁。有一天晚上，父亲听马不停地刨地，打响鼻，父亲以为马缺料了，就想给上点料。他悄悄起来，拿起筛子，从料袋子里装满料几走了出去。他看见马车边有人影。知道事不好，父亲回转身，从门后抄起鞭子跑了出去，朝黑影甩了两鞭子，黑影嚎叫一声跑了。从此以后，到了这个大车店，就多了份心眼，平常到别家店喝酒，到这个店，就少喝。以免误事。
父亲是个好喝酒的人，到了总出事的大车店，从来不喝酒的。要是结伴而行的话，就喝点酒。
我见过父亲的好友，都是赶马车的，供销社的翟大爷，新镇粮站的李大爷，青龙山粮站的郭大爷，还有乌拉尔格村的邸叔叔，他们常常在路上相遇，常常住在一个大车店，都相互照应。那友情，是没法比了。后来都退休了。坐在一起，都那么亲，那么耿直。总说“我们那时候！”真的，很真。
每次回家，父亲都将鞭子放在门后，挂起来，有时拿下来在热水盆里泡牛筋，缠鞭杆子。鞭杆擦得锃亮。父亲的鞭子轻易不让人动。我一动父亲就会发脾气。
村里的人也不敢惹他，有一次，村里的一个混混跟我挑衅，拿石头砸我家窗户，欺负我家没有人。父亲那天正好在家，父亲从门后拿起鞭子，朝他甩过去，把他的破棉帽子打飞了，耳朵差点没有被打掉了。吓得连帽子都没有来得及捡就逃跑了。
鞭子是父亲的仪仗，是父亲的霸气，那是父亲的威风所在。小时候，我好崇拜父亲，崇拜父亲赶马车甩鞭子的模样。
也许是父亲的影响，或许是对父亲的崇拜。我也喜欢鞭子，对鞭子格外青睐。我就跟父亲套近乎，让父亲给做鞭子。父亲就找来自己做鞭子剩下的小料，给我做鞭子，用木棍做鞭杆。
小伙伴们也都有了鞭子，每天没事出去玩的时候，就比赛看谁甩得响。声音大的，要弹声音小的脑壳。也许是父亲鞭子做的地道吧，我的鞭子是最响的那个。
冬天时，我跟小伙伴们去河边，用鞭子打冰尜，有时打翻纸片，夏天时比赛着打野果。有一次，跟小伙伴们比赛打小向日葵一样的果，谁打的多，谁吃，当时感到很好吃，后来可能中毒了，就晕了，说胡话，就像得了精神病一样，有幻觉。邻居说，是不是得了他妈妈一样的病。

父亲吓坏了，连忙领我去五里地以外的村子里看医生，父亲告诉我，我一路上翻跟头。到了医生家，医生给我吃了点药，马上就苏醒了。醒来我第一句话就是“鞭子呢”。父亲和医生笑得合不拢嘴。这孩子，命都快没了，还找鞭子呢。
这种恶习一直沿袭到上学。我刚上学时，带着鞭子去上课。上课时鞭子放在凳子上，在课堂上坐不住，下课时满院子甩鞭子。上学一星期了，就知道画圈圈。
我的老师是本家哥哥。看到我这样贪玩，就把我鞭杆给折断了，把鞭子也扔了，我才收心，开始学习了。
好多年后，本家哥哥说起这事，还津津乐道呢。悻悻地说，要不把你鞭子折断了，哪有你今天的出息呢。玩物丧志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最后一次坐父亲的马车，那已是1985年的春天了，我结婚前，父亲在家里雇了浙江木匠，给我做了一套立柜。父亲用马车拉着，一百多里路，走了两天，送到旗里，到了我们机关大门口。我见到父亲时，父亲站在马车跟前，红色的辕马，拉边套的两匹马，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精神抖擞的。
我不敢问父亲，原来那几匹马呢，十几年了，像父亲一样该是老了吧。父亲是爱马之人，不会错待了它们的。我怕一问，父亲会伤心的。
父亲当时已两鬓斑白，腰已佝偻，当年的威风已不在，手里的鞭子，鞭杆黝黑，红缨脱落，牛皮鞭子褪色成了苍白，正如父亲的花白的头发一样。
父亲那种坚韧的精神是蕴含在骨子里的，举手投足间依然的豪迈。我坐在父亲的马车上，把家具送到新房里。一路上，马好像不熟悉路似的，茫然、仓皇、畏缩的样子，全没有过去的昂扬和自信。是城市不容他们吗？！正如多年以后父亲不想进城一样，找不到东南西北，找不到自我了。
父亲赶马车十五六年光景，现在父亲已经走了，已物是人非了，想起过去的一些东西，还是值得怀念，尤其是带有亲人味道的东西。
我常常想，我坐过了父亲的马车，甩过父亲的鞭子，也玩过父亲给做的鞭子，那是一个时代的生活，自以为是威风吧。父亲用马车拉过国家的货物，也拉过我们家的生活，马蹄踏踏，鞭声脆脆，那是生生不息，到现在还让我难以忘却。
我听着《青松岭》里的快乐的老歌，全没有快乐的感觉。原来所谓好似快乐的感觉，也是有泪在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