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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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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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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的大盛魁驼队驮载的是什么

当我们翻阅邓九刚的小说《大盛魁商号》,或是品读代林和马静主编的《大盛魁闻见录》,亦或是沉醉于王新民导演的电视剧《大盛魁》时,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那个三百多年前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那是一座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驼铃叮咚、百街千路的繁华城市,而大盛魁,便是这座城市中最耀眼的星辰,也是旅蒙商贸易兴衰的见证者。

让我们感受到了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等那些旅蒙商,眼光有多远,脚步就能走多远;魄力有多大,市场就能有多大;志向有多坚定,宏图就有多高远,智商、格局与胸怀决定事业的高度。诚信作注,茶路做证。

在大盛魁博物馆的展墙上有一幅茶叶之路地图,图上那一条条曲曲折折、支叉交织的线路,深深地被打动了。这些线路是马帮驼队连成的万里茶道,是旅蒙商用血泪凝成、生命铺就的足迹。古昔之时,闽、赣、湘、鄂、浙之地,茶山之间,旅蒙商跋山涉水,采购这些天地间的珍宝,他们途经河南、山西、河北,一路风霜雨雪,驼车和牛马车,数以十万计,汇成一股洪流,缓缓在古道上前行。那浩大的驼阵马队,像是大地上的一条巨龙,时而在旱路上缓缓蠕动,时而在水路上破浪前行,时而穿越北方的草原,时而又涉足戈壁荒漠。他们的速度虽缓,但每一步都坚实有力,展现出人类坚韧不拔的精神。

从百人口述,到小说,到电视剧的故事里,大盛魁与元盛德、天义德等旅蒙商一样,那些旅蒙商的身影便仿佛又活了过来。他们背着沉重的行囊,踏上那条山高水长、天寒地冻的旅途。每一个脚步都显得那么沉重,却又那么坚定,他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时刻提防那些狼的袭击、穷凶极恶的劫匪。每一次遭遇劫匪,都是一次生死考验。

然而,即使面临再多的困难和危险,他们也没有放弃过。他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只为了那个衣锦还乡的梦想。他们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现实往往比想象更残酷。有的人十年生死两茫茫,最终在戈壁荒漠中化为一道风干的身影;有的人血汗渗进了万里茶道,却未能看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但只要有信念、有勇气、有毅力,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演绎一段段从万里茶道上的传奇。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南街办事处德胜街18号就是“大盛魁”商号。这是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在清康熙年间合伙创办的。

在康熙下诏允许汉族商人参与随军贸易:“至于随军贸易之人,固不可少,……准其贸易。”于是被称为“旅蒙商”的商人们就迅速发展起来。

大盛魁的创始人,正是随军进行贸易的旅蒙商人中的一员。到了乾隆时期,准噶尔已经被打回了老家,无力再出兵进攻清朝。朝廷不再需要商人随军供应军需,但并没有将其禁绝,反而逐渐放开限制,这有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

而且,民间的贸易早已成为惯例,无法杜绝,同时朝廷也可以从中收取交易税。以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为代表的三大号几乎垄断了漠北所有的商业贸易,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们的债务人。当时的买卖人“丹门庆”(蒙语卖货)郎已经成为连接内陆与蒙古贸易交往最重要的枢纽。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盛魁得以发展,创始人的灵活手腕和经济头脑,以买卖公道、注重信誉、服务周到著称,大盛魁逐渐发展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商号。全盛时期,它的资本达到白银二千多万两,全国的员工有五六千人,骆驼两万峰,各省都有分号,在归化更是号称“半个归化城”。

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俗话,就是因为有强盛的文化背景支撑。如今仍然供奉着祖传的三件宝物,扁担,石头,两个木箱,告诫后人不忘出身不忘本,才有近三百年不衰。

大盛魁每年派出的房子数量没有固定的数目,通常出十几顶房子,少时八九顶,多时二十几顶。每顶房子包括14把子骆驼,每一把子有14只,共是196只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4匹,总共200峰左右。

在货物负载方面,大盛魁的骆驼每峰能驮一担四重的货物,而驼队出发前,会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师傅根据每峰骆驼的体质来仔细检查健康状况,并视情况决定负载量,通常在二百到二百四十斤之间。

通常情况下,驼队每天会赶路六十到八十里。例如,在秋高气爽、沿途水足草好的情况下,驼队可能会酌情增加每日行程。然而,具体的行走距离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条件、骆驼的体力状况以及路况等。长长的驼队在无边无际的草原荒漠中沿着一条无形的路走下去。

大盛魁的生意,无所不包,当时民间流传着“大盛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走”的说法,号称“集二十二省之奇货”。足见其商业版图的广阔与深厚。所经营的商品琳琅满目,从蒙古靴子、木碗到药材、牲畜,再到冻羊肉、皮毛,乃至驼头酒、砖茶、生烟、绸缎、糖、铁器等,无一不体现着其对于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和精准把握。砖茶与生烟,每年走三九砖茶五几千箱。走生烟五几千囤,。绸缎与布匹每年运销绸缎4000匹,洋布和斜纹布共6000匹。每年蒙古靴子运销一万多双,以香牛皮制作,品种多样。每年运销蒙古价值银一万余两的木碗,一千多副木桶,一年走一千多个汆壶,铜锅五六百口。从福盛隆买铁锅三四百口,药材有二种:一种供喇嘛治病用,另一种药是灌牲畜用的。每年走三万斤白酒包括自己产的驼头酒:,三十多担炒米。每年饽饽就是点心五斤的匣子走五千多,二斤半的匣子走一万多,一斤的匣子走三几万。每年供应各王府三十多顶布。

因冬季沿路草少,赶运活羊往内地比较困难,大盛魁便贩运冻羊肉到北京等地。大盛魁还结交清政府官吏,在官员每年挑选贡皮时,大盛魁也派人参与其事,并借此获得上等兽皮,兽皮多运往大同加工,制成珍贵皮货运销内地。

据说每年贩运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运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象大盛魁这样长期长途贩运羊马的商号,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大盛魁告诉我们,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市场份额,更取决于它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只有真正做到了诚信经营、质量为本,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大盛魁的经营之道,既体现了对于商品质量的严格把控,更在对待手工业户时展现出了长远眼光与扶持之心。凡涉及大宗货物的交易,只要货物的价格在三百银两以下,大盛魁便选择现银交易,不驳价,以此显示对“相与”的尊重与厚待。然而,若是货物的价格高昂而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大盛魁便会毫不犹豫地断绝与之的合作。使得大盛魁的名声在外,无人敢轻易欺骗。

对于手工业品的订货,大盛魁的做法更是让人称道。一旦被选中作为加工户,这户手工业者便能够世代相传。而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大盛魁便会伸出援手,借垫银两予以扶持。不仅解决了手工业户的燃眉之急,更从而取得了对这些加工户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

而每当帐期到来之时,大盛魁更是会对那些“相与”商号进行宴请。这不仅是对商号们的一种感谢与回馈,更使得其能够长久地立足于商界之中。

大盛魁以及旅蒙商按照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对牧民和喇嘛需要的专用产品,一般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满足供应。因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针对牧民手头无现银的情况,就采取以畜产品抵价和赊销的办法。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即盖有皇帝印玺的经商信票,以放“印票”帐“印票”即为清代蒙古王公贵族需要贷款银两和赊购货物时,由蒙旗官府开具盖有官印的借契。并在借契上注明:“父贷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它具有金融债券的性质的为主要业务。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蒙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

然而,大盛魁以及旅蒙商的交易活动,并非仅仅局限于商品的输送。还积极参与草原的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捐资助学、修建庙宇、救济灾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义利并举”的商业理念。他们的善举不仅赢得了蒙旗官府和牧民的尊敬和信任。大盛魁更是文明的使者,将中原的先进文化、科技、医疗等知识带到了这片广袤的草原。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富,这对牧民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草原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望大盛魁的历史,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意和感慨。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以及旅蒙商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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