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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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00年前的呼和浩特与恰克图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呢？
著名作家邓九刚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邓九刚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他的父亲曾经是在茶叶之路上的商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曾经跟随驼队长途跋涉，拉着骆驼走过新疆。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驼道世界”里，周围都是旅蒙商人、牲畜牙纪、羊马把式、钉鞋匠人和驼夫等人物。他从记事起，就听他们讲述着由商人和驼夫以及他们商队中的骆驼与狗的绵软的蹄掌印形成的商道故事。这些传奇的驼道世界和来自远方的神秘故事，构成了邓九刚老师童年记忆中的重要部分，也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创作驼道系列小说时，在遍阅众多翻译资料后，发现关于茶路的故事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为了求证这条茶路的存在，深入山西、河南、湖北以及俄罗斯恰克图等城市去追寻清代晋商一路贩茶从福建到俄罗斯的路线，这条商道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之大，出乎他的意料。
于是写下后来被他自己称为“四不像”体裁的《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揭开了被国人遗忘的、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与丝绸之路同样起过重要作用的茶叶之路的奥秘，他发现这条商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这条国际商道，在十七、十八世纪，乃至于二十世纪初，滋养了整个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兴起的俄罗斯国家。
“茶叶之路，它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其准确的地理含义是，从产茶的南方诸省算起，将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货物集散在当时地处黄河中游的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从归化城往北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沙漠，几万到十几万峰骆驼承担着运输货物的重任，将这些运送到俄罗斯边贸小镇恰克图。”
而这条古老的万里茶道，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万里茶道”全长13000公里，途经中、蒙、俄的200多座城市，活跃了300多年的国际商道。不仅是一条连接亚欧的商贸之路，是一条跨越苍茫的文明交融之路，更是各民族文化融合之路。被俄国学者被称为“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是跨越亚欧的“世纪动脉”。
二
著名作家邓九刚的《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一书所说“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美国作家艾梅霞的著作也提到“我的蒙古朋友有父母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叶”的丧葬习俗，都源于这种生命的渴求。
确实，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高纬度寒冷地带，其饮食习惯主要以肉食为主，较少摄入蔬菜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在这样的饮食结构中，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茶不仅具有解腻、提神的功效，茶中所含的多种营养物质也有助于增强游牧民族的体质，提高他们适应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自唐代以来，茶逐渐成为游牧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记载， 到清代，俄罗斯人普遍饮茶。其西伯利亚的游牧、渔猎民族，已达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涅尔斯克（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龄，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喝茶的人可以喝十杯到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招待你。”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早在公元16世纪，已有茶叶出口的历史。公元1654年，俄国公使巴伊科夫在北京住了半年多，清政府每天提供一定的普洱贡茶给俄国使团，巴伊科夫在同清政府打交道的北京贸易谈判中，购买了茶叶带回国。
公元1674年，莫斯科已经有了中国茶售卖。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但确认了两国东段的边界及其走向，也正式开启了两国间的商贸往来。公元1716年，俄国来华商队开始成交茶叶，此后，茶叶逐步成为俄国商队采购的重要商品。
《晋中地区志》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太谷、祁县、榆次的旅蒙及旅俄商人中以骆驼和车辆作运输工具的‘驼帮’和‘车帮’开始出现。穿越蒙古高原，将福建、两湖的茶叶、丝绸运往俄国及东欧各国。”
1727年，清政府与沙俄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线，更丰富了清王朝与俄国的贸易形式。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从此，两国贸易局面一步步打开，从单纯的商队贸易逐步过渡到商队与边境互市贸易并存。恰克图和买卖城仅以木栅栏相隔，不久便出现了“万货云囤，居然一都会也”的胜景。据史料记载，在恰克图口岸每年的贸易总额中，茶叶比重一直在一半以上。《外贸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写道：“一个恰克图抵得上3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的财富和富有生机的汁液输送到整个西伯利亚！”
在万里茶道，旅蒙商驼队在蒙古草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踏出了一条条道路 ，俄罗斯商人、中国商人、阿拉伯商人，官方的、私家的商行，各种各样的角色竞相在交易里亮相。
“商业造就城邦。”万里茶道的繁荣，大批城镇在它的影响下萌芽、发育、成长。这批城镇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中心，在其两翼铺展开的有：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定远营、河口镇、集宁、丰镇、隆盛庄、多伦、张家口、小库伦、海拉尔和牙克石、满洲里。这些商城的崛起，可以说是“平地冒出”的奇迹。1654年，俄罗斯学者巴伊科夫随俄罗斯商队进入归化城，亲眼目睹了这里的情形。后来他在《巴伊科夫出使报告》中这样描写呼和浩特：“城里店铺林立，都由砖石砌成，还带有后院。店铺里的货物有各种缎子和棉布。…………还有大量的各色丝绸。许多铁器和铜器…………整个郊外全都是耕地，种植有糜黍、小麦、燕麦、亚麻，还有各种瓜果蔬菜。”
三
对于万里茶道不仅仅是国际商道，更是一条文明交融之路，思想交流之路，文化传播之路。使岭南文化、湘楚文化、中原文化、秦晋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相交融，不仅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值得注意的几种文化现象。
从茶品文化方面：则是与茶叶本身及其相关事物紧密相关的文化。这包括茶叶的品种背后的种植文化和习惯，如普洱、滇红、大红袍、龙井等茶叶品种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茶叶企业的品牌文化，例如“川”字号砖茶、大益普洱茶等品牌所代表的企业文化；原产地品牌文化，如西湖龙井、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信阳毛尖等所代表的地域特色；以及茶的分类文化，如红茶、绿茶、黑茶等茶类的独特文化。奶茶在蒙古草原和俄罗斯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蒙古草原，奶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蒙古奶茶，蒙古语称“苏台茄”，使用的是青砖茶，以湖北老青茶，属黑茶类为原料，汤色红黄明亮、茶香醇厚。蒙古奶茶不仅具有解渴充饥、暖胃、助消化的功能，还可以为缺乏绿色蔬菜的牧民补充营养。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的奶茶叫做卡尔梅克茶。并不是使用茶砖来煮制，而是选用散茶。奶茶不仅是一种饮品，还是交流的方式。
在教育文化方面：在万里茶道上，旅蒙俄商人将中原的先进文化、科技、医疗等知识带到了这片广袤的草原。活跃着一个庞大的、通晓俄语和蒙古语的队伍。出于生意上交流与沟通的需要，商人们会主动学习蒙古语和俄语，“舌头”亦即鏖战商场的语言。归化城流传着一句民谚:“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有数，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于是，一种汉语、俄语、蒙语交杂的交际语言出现了。中国商人把它叫做“买卖语”。
在制度文化方面：著名作家邓九刚在《大盛魁商号》一书中所写，三个生意人合伙做买卖开始，就形成了股东制雏形，后又形成了股东大会制度。这也是现代企业里的“员工股份制”。针对牧民手头无现银的情况，就采取以畜产品抵价和赊销的办法。大盛魁和天义德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即盖有皇帝印玺的经商信票，以放“印票”帐“印票”即为清代蒙古王公贵族需要贷款银两和赊购货物时，由蒙旗官府开具盖有官印的借契。并在借契上注明：“父贷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它具有金融债券的性质的为主要业务。元盛德将东家和牧民利益捆绑起来，把草原上骆驼和羊为代表的畜牧生意逐渐商业化。是中国最早实行公司加牧户模式的企业。茶叶作为茶路上最重要的商品，还影响了蒙古的货币形式。19世纪的蒙古纸币甚至以砖茶，蒙古人称黄茶作为保证金，因为砖茶本身作为整体不被分割。以砖茶为保证金的纸币和茶叶还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蒙古商品也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一头活羊值10到16个黄茶，而一头活牛则值30到50个黄茶。还积极参与草原的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捐资助学、修建庙宇、救济灾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义利并举”的商业理念。他们的善举不仅赢得了蒙旗官府和牧民的尊敬和信任。
从宗教文化方面：万里茶道的中心城市归化城是著名的召城，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蒙古草原地区开始大量兴建寺庙，据统计，至清代中期，蒙古草原寺庙已达一千八百余座。藏传佛教寺庙的建立，吸引大批民众前来拈香拜佛，人口聚集便形成消费群体，寺庙周围逐渐形成商业区，于是大量内地商人在寺庙附近展开了交易活动，寺庙成了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佛教与商业相互促进，二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逢寺庙修葺、庆典，商人们都积极捐献钱物。作为回报，若是遇上某商号开张或有喜庆之事，喇嘛们也都到场为其诵经祈福。喇嘛乃至活佛还亲自出面帮助商人促成生意，喇嘛也可以做生意，僧人又是商人。旅蒙商人、商号和庙宇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了200多年。这是旅蒙商的独有特色。
四
驼运文化是万里茶道的核心文化，骆驼作为茶叶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驼运文化则是万里茶道的一道风景线。驼夫们的生活习俗、运输习惯以及民间传说等，共同构成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骆驼以其强大的耐力和适应力，成为沙漠和草原地区的主要运输工具。骆驼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草原文化中的象征和精神的体现。
通常出少时八九顶，多时二十几顶。每顶房子包括十几把子骆驼，七到十峰骆驼，就可以算作一链；两链凑一把，一个驼夫管理十八头骆驼，共二百多头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还有十几只护卫狗。
骆驼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被运往蒙古草原和俄罗斯，同时也带回了当地的皮张、牲畜和特产。而驼队出发前，会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师傅根据每峰骆驼的体质来仔细检查健康状况，并视情况决定负载量，通常在二百四十到二百八十斤之间。
通常情况下，驼队每天会赶路六十到八十里。然而，具体的行走距离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条件、骆驼的体力状况以及路况等。
诚信则是万里茶道得以繁荣发展的基石。在这条商道上，无论是驼夫还是商人，都深知诚信的重要性。他们恪守诚信原则，遵守商业道德，以诚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支持。这种诚信精神不仅促进了万里茶道的贸易繁荣，也为后人树立了诚信经营的典范。
驼夫精神是万里茶道的灵魂。旅蒙商有着儒家诚信厚道的传统精神，也有商人的精明强干与开拓精神，但仅凭此，想要闯过大草原、大荒漠是不够的，还需要蒙古族、回族等兄弟民族组成的驼夫队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承载着茶叶等货物，穿越茫茫草原，历经风霜雨雪，才能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闯出一条血路。他们的勤劳、勇敢和互助精神，是万里茶道得以延续的重要动力。在漫长的驼运过程中，驼夫们形成了独特的团结协作精神，他们相互照应，共同面对困难，展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顽强与智慧。踏上历史的万里茶道，并非是浪漫之旅，而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它们不仅是历史文化的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在现代社会，万里茶道的驼夫精神、驼运文化以及诚信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铭记万里茶道上的领房人与驼夫们的传奇故事，传承并弘扬驼队文化的精髓。
五
万里茶道作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具备巨大的经济开发潜力和社会价值。因此，按照建设我国向北开放桥头堡任务，在保护和利用这些遗产资源时，本着保护优先、推动整体发展，古今融合、传承历史文脉，坚持文化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至关重要。
“万里茶道”遗产项目线路长、规模大，从中国南方茶区启始，沿一系列山间盆地北上。其中中国国内相关文物资源点达1000多处，遗产点110多处。包含了茶园、村落、古道、码头、工厂、集镇、会馆、海关、银行、寺院、宅院等一系列丰富的功能型遗产要素。
文化效益是万里茶道遗产资源利用的核心。通过深入挖掘和整理万里茶道沿线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大盛魁文化博物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文物活起来，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同时，文化效益的提升还可以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游览，进一步推动地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经济效益是万里茶道遗产资源利用的重要目标。通过合理的商业开发和产业融合，可以将万里茶道文化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可以开发重走万里茶道文化体验等旅游产品，也可以利用万里茶道沿线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社会效益也是万里茶道遗产资源利用不可忽视的方面。遗产资源的利用应该注重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促进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加强万里茶道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收入水平，从而增强万里茶道产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
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万里茶道的文化价值和经济潜力。注重“文、旅、体、产”融合，例如，开发茶文化旅游产品，打造茶文化主题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举办茶文化节庆活动，如茶叶博览会、茶文化节等，推动茶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开发茶文化创意产品，如茶具、茶叶包装等，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万里茶道的现代化发展还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和国际交流。推动建立中蒙俄三国交流平台，通过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同推动万里茶道的保护和开发工作；通过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展览活动，展示万里茶道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万里茶道遗产资源的利用应坚持文化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注重公众参与和科技赋能的作用，以实现其活态化利用和匠心化传承，为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著名作家邓九刚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万里茶道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中来，通过共同的努力，让这条承载着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商道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