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召”,是专指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寺庙而言。
万里茶道是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继中国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延伸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1.3万公里,纵贯中蒙俄,是历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国际商贸大通道。是“伟大的茶叶之路”,是跨越亚欧的“世纪动脉”。
从 17 世纪中期始,清廷为了巩固对蒙古族人民的统治,通过广建庙宇,使僧侣们成为政府统治的得力助手。乾隆深有感触地说:“ 修庙一所,胜用十万兵。”到1900年统计,整个蒙古高原有1260座召庙。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不可胜数,很多知识,像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等,就是从寺庙向外渗透传播的。寺庙所拥有的金银器皿更是多得很,是草原上财富的聚集场所。
召庙对于蒙古高原人民的精神影响,几乎是不分阶层、不分职业、不分年龄。贯穿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归绥县志》载:“蒙人自王公迄民庶,无不尊奉喇嘛教”,深刻说明喇嘛教已深入蒙古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之中。
在万里茶道,蒙古高原游牧是其社会生活的主要存在形态,逐水草而居的现实让人们很少能携带大量财富游牧。而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在蒙古地区及中俄边境地区有着重要地位。
二
与城市的形成有关,出现了“以庙兴镇”的格局宗教。
美国城市史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曾指出:“古代社会的社会性和宗教性推动力,正是在这两种推动力的协同作用下,人类才最终形成了城市。”
在探讨国际上以寺庙为中心建立的城市时,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城市的特色体现在其寺庙数量多或寺庙在城市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被誉为“寺庙之城”。寺庙超过3000多座。
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城市文化、历史和建筑艺术的重要载体。泰国的首都曼谷是,被称为“佛教之都”。拥有大小400多个佛教寺院。以“寺庙之城”著称,但许多亚洲国家,如印度、缅甸、柬埔寨等,都有大量寺庙分布在各个城市,寺庙文化在这些国家的城市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万里茶道上,蒙古高原发展的城市主要包括呼和浩特、多伦和张家口。呼和浩特是大清朝的中心,又是万里茶道的中转站,多伦作为中、俄、蒙“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曾是联通蒙俄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门户,以山西会馆等为代表的清代古建筑群,见证了“万里茶道”的兴衰。而张家口则东望京津,南通中原,西连三晋,北接蒙古大草原,从这里出发,通往蒙古草原腹地城市乌兰巴托,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全长1400多公里,是有着“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古商道——张库大道的重要起点。在万里茶道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都与召庙有着紧密的关系。
三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早先有别名“召城”。
著名作家邓九刚在《茶叶之路上的呼和浩特》说,呼和浩特历史上经历了明朝末年、康熙年间、雍正年间三次建庙高潮。民间广为流传的“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的说法,就是对呼和浩特召庙林立状况的生动写照。一直到1900年统计,整个蒙古高原有1260座召庙。其中,仅呼和浩特就占有87座,成全了呼和浩特作为整个蒙古高原黄教中心崇高地位。比如小召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大概在公元1623年左右,康熙委派在小召坐床的托音二世做了归化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从此,托音二世展开活动,一方面受命入藏联络班掸,以后又随康熙皇帝出征协助策划。因这些原因,康熙西征凯旋回京时路经归化城,驻跸小召,并将甲宵、弓箭、腰刀等随身之物,留在小召做为纪念。从此,小召在当时的归化城召庙中的地位曾一度凌驾于大召之上。这也就有了“大召不大,小召不小”的说法。呼和浩特成为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上无可争议的中心,,它的影响所及南至五台山北到贝加尔湖西起居延海东到科尔沁,方圆数千平方公里。可以说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召城。稳定繁荣的蒙古高原为万里茶道的开辟和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城镇寺院周围的地铺是城内分布的寺庙所属地铺,以租赁为主要经营方式。召庙拥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其他财产。比如庆缘寺在土默特有6万亩土地,寺庙周围有200亩好地,长寿寺有630多亩,法禧寺有牧场2000多亩、耕地33300亩。席力图召在归化城内拥有两千余间房屋,乌素图召在归化城里有出租商用房屋36处581间,庆缘寺在小南街有铺面房50余间;长寿寺在小北街、大西街、大召前等地有铺面房15处231间;法禧寺在吕祖庙街、小西街、大东街等地有21处318间房屋。大批内地商人涌进归化城,商业日益繁荣,商业用房需求量极大,于是召庙就把土地和房屋出租给商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归化城地皮月租金高达2000“当十钱”。有的召庙还有众多牲畜,大召在归化城内拥有817间房屋,全都做了买卖人的店铺!就是说召庙也是商人的东家。
从明代蒙古族首领阿拉坦汗于1580建成算起,到1693年茶叶之路正式开通,中间经历了整整113年。这一个多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草原都市呼和浩特已经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还有藏传佛教的迅猛发展,使得呼和浩特在17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一座地地道道的召城,一座地地道道的商城,成为整个蒙古高原政治、经济、宗教和商业的中心。
当万里茶道开通之后,商路开通致使呼和浩特商贾云集。呼和浩特作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逐渐成为塞外有名的商埠。
四
但是在持续300多年的万里茶道上,万里茶道的开辟和畅通与稳定繁荣的蒙古高原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的网络与商业的网络迅融合。商人巧妙地利用了召庙的权威和影响,在草原上顺利开展业务。召庙的影响达到哪里,商业的触角就伸到那里。这种融合为万里茶道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和保障。
召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成为了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商人们利用召庙的聚集效应,进行商品展示、交易和谈判。这种宗教与商业的结合,促进了万里茶道上的贸易繁荣。
通过万里茶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宗教、艺术等得以交流和传播。召庙在其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发展。由于召庙在草原上的广泛分布和权威影响,它们成为了商队行进中的重要停靠点和安全保障点。商队在召庙附近可以得到休息、补给和保护。
旅蒙商在沿线地区的商业活动,与当地的召庙有着深厚的渊源。许多旅蒙商乐善好施,为附近的召庙集资募捐,召庙内的僧侣,特别是上层喇嘛,往往通过借高利贷、赊购货物或与旅蒙商合伙经营商业等方式参与经济活动。召庙与商业活动的紧密结合,增强了所在地区游牧社会生活的稳定性。
五
在万里茶道上,召庙与旅蒙商渊源至深。
著名作家邓九刚介绍,康熙征讨噶尔丹期间领军驻归化城,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归化成为屯粮驻兵的军事重镇。随军进驻的粮队、商队和手工匠人陆续定居于此,归化城开始繁荣,居民稠密,行户众多。当时最大的商号是大盛魁。200多年的时间里,总部设在归化的大盛魁在内蒙古和中国南北其他地方设立的分庄、分号、票号、牧场、马庄、羊庄和茶叶加工厂多达几十个,经营物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关于大盛魁与召庙以及喇嘛的关系,有一个“财神股”的故事与此相关。因为在大盛魁最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喇嘛留下的银两为股金加入了大盛魁,成为了大盛魁的股东之一,并被称为“财神股”。正是这位“财神”的加入,让大盛魁在商海中顺风顺水,越做越大。为了纪念这位“财神”,山西晋商出资修建了财神庙,这也是为什么财神庙会位于费公祠对面的原因。此外,大盛魁还因此定下了两个号规。第一个号规是,从今往后,大盛魁的年夜饭都喝稀粥。这个规矩被大盛魁的后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知道规矩的由来。第二个号规是,喇嘛留下的银子单记一笔“财神股”,参与分红,但不取出,以后连本代利还给人家。
“阴山古刹”的牌匾就是大盛魁于1724年(雍正甲辰年)敬献给席力图召的。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大盛魁对宗教的尊重和支持,也显示了大盛魁在当时社会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
六
召庙是重要文化遗产。
在曾经繁荣一时的国际商贸通道,万里茶道不仅见证了茶叶贸易的辉煌历史,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其中,召庙是万里茶道沿线的重要文化遗产,作为茶道上的重要节点,不仅见证了茶道的兴衰,更成为了当地人民的精神寄托。对于这些古老的建筑,不仅拥有精美的艺术装饰,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召庙因缺乏有效保护而面临损毁的风险,更是我们研究和保护的重点,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召庙的保护和利用。
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对召庙的保护工作。加强召庙的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召庙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度;加强召庙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确保召庙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其次,我们需要探索召庙的活化利用途径。这包括将召庙纳入旅游开发计划,通过旅游开发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开展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深入挖掘召庙的历史文化内涵,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兴趣;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为公众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文化体验。
最后,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万里茶道召庙的文化遗产,召庙保护和利用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应该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制定保护计划和措施,推动万里茶道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扬,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