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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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邮封，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也承载了无数人的情感与记忆。
董和平老师是1965年出生于呼和浩特。中央党校函授大专班毕业。从军三年，后入国企先后从事共青团、党务、行政管理等工作。自八十年代初期在同班宋同学启发爱上集邮后，无论初中、高中、部队、几地工作至今，收集从未间断，痴心不改，特别是2000年在我区著名老集邮家悉心指导下，历经23载，千方百计的苦苦寻找收集，精心的收藏与研究，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智慧，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每一个邮封，获得了丰硕成果。根据20多年专注收集，编组了《绥远邮政史（1904～1954）》五框80片邮集。参加了全国铁路第二届集邮展览荣获金奖加特别奖，又在今年北京举办的全国集邮展览中获得镀金奖。已经成为了今天呼和浩特地区最权威的邮政史专家。这种情怀与使命担当，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宝贵精神财富。
他的成果和故事，不仅展现了邮封这一小小物件背后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片段，让我们在邮封的信封、邮戳、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与温度。他的这种执着与热爱，远远超出了邮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深情致敬，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贡献。
二
董和平老师说，从邮封的外观设计可能透露出时代特色。无论是纸质、颜色、图案还是邮戳，都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些细微之处都能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质朴与真实，无疑承载着这个城市的邮政的历史。
呼和浩特市是明代蒙古族首领阿拉坦汗建“库库和屯”（明廷赐名“归化城”），于1575年建成，清乾隆四年（1739年）于归化城东北筑绥远城，相差160多年，以致清廷设归绥道，成为正式建制名。民国三年北洋政府将归绥道和兴和道合并设置绥远特别区，隶属山西省。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设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抗日战争爆发，是年10月归绥沦陷，日本侵略军在归绥拼凑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将归绥市改称厚和豪特市。
1954年3月，绥远省与内蒙古合并，绥远省建制撤销。绥远地区在设立官方邮政之前，民间信件一直由民信局等承担，只有商营的"永利"信局等寥寥数家。绥远的近代邮政始于清末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副邮界、太原副邮务总局在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绥远厅（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设立归化和绥远邮寄代办所，此为绥远近代邮政之始。次年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改升归化邮寄代办所为邮政分局，是绥远第一个邮局，局址设归化城大南街。至此，绥远地区进入近代邮政时期。此后，随着商业的发展，邮政机构沿着杀虎口归化厅、包头镇一线和大同得胜口、丰镇一线不断增设。民国3年1月1日，交通部实行新区制，各邮务管理局按业务简划定邮局等级。归绥、包头邮政分局划为二等邮局，丰镇、绥远城、隆盛庄邮寄代办所改设二等邮局。民国8年，北京邮局复升北京邮务管理局，归绥邮局升为一等邮局，到民国9年年底，绥远地区有一等邮局归绥；二等邮局包头、丰镇；三等邮局萨拉齐、隆盛庄、隆兴长、宁远…清朝末年，绥远邮驿体系被近代邮政体系所取代,并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为此董和平老师，还收集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二十二年（1933年）、二十四年（1935年）的《邮政舆图》。对于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交通、邮政发展乃至社会风貌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样的图不仅展现了当时邮政线路的布局，还能让我们窥见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区域间的联系。从各邮政舆图上可以看到大召、大南街、小东街、半道街等老街道的名称。
三
董和平老师说，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确实存在着多种邮封传递的方式，除了寄信，手递、马递以及火票，都是当时重要的通信手段
一是 手递。购得七枚民国时期递土默特总管署的公函封，当时见到这些封时，因没有贴邮票、盖邮戳，总感觉没有多大研究价值。后经与该藏家深入交流、探讨，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的文物资料，文史价值，名人、总署接收，且都是公函性质、手写专递和它的唯一属性，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二是马递：骑马传送官方紧急公文的通信方式。马封：清代马递公文的封套。清制，凡紧要公文、俱加外封。正面印就“内封紧急公文，仰沿途驿站铺司星驰飞递，某官某姓告投，毋得延迟擦损，致干检查重究不贷，速速，临投不去外封”字样。其印信用于上方左角及下方右角。背面正中“某年某月某时”，下端右角印有“自某处发”，左角为“限行若千里”。其特急者，在封套另粘排单一张。清代驿递公文，每日限行300里，若需加急的，则标明400里、500里或600里“加急”字样，最高时一昼夜可达到800里的速度。因此，每个驿站同时备有几个不同的时限规定，依限传送。
三是火票，清代驿递紧急公文的凭证，源于明代火牌，飞报军情时使用，万历三年（1575年），仿造牌式刊印成票，故称火票。董和平老师收集的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荆州将军部火票。随着邮封的徐徐展开，打马而来，鲜活灵动；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景，扑面而至，尘土飞扬。
四
董和平老师说，要在收集各时期、各类型、各戳式、各邮路、各邮资实寄封上苦下功夫。一个个时代特色鲜明的邮戳，一张一张故纸堆里淘出来的老邮封，不同人物和不同笔体写出来的姓名和地址，所有这些，都在董和平老师的讲述中成为了“见字如面”最生动的老故事。
一是与时代变迁有关的老邮封。有一个邮封是厚和市益文斋吉记寄往天津六吉宝号。这是日本占领时期老字号的通信。
有一个厚和市北门寄往天津张茂林大人。1954年3月17日，陶林县建制撤销，组成察哈尔右翼中旗，简称察右中旗。出现了两种“内蒙”中间夹蒙文字样的点线三格式蒙汉双文字日戳。一种是上部为内蒙中间夹一个蒙文，邮界俗称“单蒙文”，另一种是上部内蒙中间夹两个蒙文，俗称“双蒙文”。 至此刻有“陶林”字样的邮政日戳正式推出历史舞台。还有绥远垦务总局封，是蒙地放垦后，成立 的机构邮封。
《奋斗日报》是傅作义将军主政绥远时期的军政机关报。创刊于晋西北的河曲、发展活跃于绥远陕坝、稳固壮大于绥远归绥、扩大影响于察哈尔张家口、回归正常于绥远和平解放前后。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便扩为对开一大张。张家口版《奋斗日报》在当时的察、绥两省所有报纸中，是最气派的一家，发行量最多多时达万余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张家口，报社被我军接管，张家口版《奋斗日报》就此告终。
二是与归绥城有关的老邮封，从这些收藏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当年归化城的老街道。有一个邮封这封信是当年从归绥市小召半道街45号，邮寄到天津市中纺公司杨亦周先生查收的。它是民国37年2月14日到的天津，盖的邮戳也非常罕见。有一个是归绥小西街寄往山西交城县张宝和先生。绥远东五十家街寄往山西忻县马先生。
三是归绥城与国际的联系。此封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2日由归绥中转天津经西伯利亚邮路寄瑞典西式封。封背印有“丹麦皇家地理学协会中亚细亚考察团”黑色英、中文繁体字，分别贴伦敦二版孙中山像绿4分、蓝20分，北平版陈英士烈士像橘黄1分各一枚，在封口处盖有“哈士纶印”章。亨宁·哈士纶，张家口出生的丹麦探险家，精通汉蒙双语。他以宣化为基地，深入蒙古探险，虽农耕实验未果，却成就蒙古学专家之名。其《蒙古的人和神》为土尔扈特信史，对蒙古音乐传播有巨大贡献。抗战期间，他搜集蒙古音乐资料，后出版《蒙古民歌》。此外，一封从归绥寄往比利时的邮封，记录了他与中国的深厚联系
四是有了时尚的明信片。有一张1898年发行的大清国一版蟠龙的明信片，盖的邮戳是山西归化城。当年的这些信封和明信片，都是前前后后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的。一百多年以后，重新回到本土呼和浩特。还有一张民国发行的拉骆驼的明信片，是汉语和日语，题的是蒙古风俗、沙漠、商队。
五是“走西口”走东口的邮封，或者旅蒙商的家书。 历史上的“走西口”与“走东口”，亦称“走口外”。“西口”、“东口”是源于山西人从自己的地理位置出发对“口外”归化城和张家口的称呼，成为了几代人的俗称。 归化城双挂号实寄封（1907年）盖永和堂商号三格碑型戳记。其上格“西口”，中格为“归化城”，底格为“永和堂”。（著名集邮家钟恕藏品） 二年（1913年）十月二十九日直隶张家口寄京都外馆实寄封。（封正面落款直接写着“东口”本号寄） 当年这些“走口外”的民众，无论是“走西口”，还是“走东口”，在进入长城以外的蒙古地区进行草原垦荒、经商谋生，称得上是一次大的移民活动。 已酉年十月十七日（即1909年11月29日）归化城寄山西祁县实寄封。封背直接写着“由西口慶豐隆起”。 由此可知“西口”基本泛指后来的归绥道地区，自大同府往西北出“杀虎口”就是“走西口”了。以后由于归化城逐渐发展为“西口”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后来狭义讲的“西口”就专指归化城了。这一带早年通信量最大、最频繁的也莫过于西口与山西之间了。而通信主流则是商户。故就形成了商号信函与走西口的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了。如在清末民初的一些信封上往往在归化城前就冠以“西口”二字，这已成为了当时人们通信的习惯。 庚戌年三月八日（即1910年4月17日）归化城寄山西祁县挂号实寄封。盖红色“西口大德誠記”商号章。 二年十二月初六（即1913年12月6日）归化成寄张家口实寄封。落款写着“西口城號仲椷”。早年广义的“西口”泛指归绥道地区，“东口”则指张家口无疑。后来日渐侠义的“西口”、“东口”就分别专指归化城、张家口所取代了。
这是一个老字号的挂号实寄封，是庚戌年三月八日从西口大德城邮寄至祁县大西街大德城记。当年很多山西人从杀虎口出来以后往西，走到归化城以及周边经营生活，在历史上被称为走西口。一开始人们写信还写成西口归化城，到后来为了简便，就直接写成西口。西口就成了我们归化城的代称了。 还有一封民国23年，也就是1934年，从绥远饭店邮寄到山西平遥的实寄封。当年的绥远饭店在归绥非常有名，很多达官贵人都曾在这里办过酒席。当年的位置就在如今玉泉区大北街路西九龙湾附近，后来又被改成了人民电影院。
六是茶叶对归绥城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年旅蒙商走西口就是往蒙古国和俄罗斯运送茶叶。有一封归化城老字号德源隆茶庄的实寄封，是从归绥市大十（什）字北路邮寄出去的。有一封是绥远北茶坊寄往山西忻县的李泌先生。
七是公函性的邮封。有一个邮封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绥远萨县寄绥远归化红框中式实寄封，封面手书：“邮寄绥远归化市即呈 土默特总管署 荣总管安禀 由萨县东园村谨上”。邮件贴民国孙中山头像绿色5分邮票一枚。邮程3天。封上书写荣总管即荣祥。此封正是荣祥总管在任时接收的实寄封。荣祥，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二十八日，蒙古族。姓云硕布氏，字耀宸。早年笔名塞翁，晚年自号大青山人。归化城土默特美岱召村人（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美岱召村）。民国二十三年（1934）10月，荣祥被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为土默特总管。改旗名为土默特特别旗。土默特总管署改为旗政府。民国二十七年（1938），出任蒙旗宣慰使公署秘书长，进行救国宣传、安抚策反、联络抗日等工作。同年5月，出任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汉口会议期间，与蒋介石会晤。北归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有一个杀虎口驿传道署寄给归化土默特总管。
五
董和平老师，给我展现出来的老邮封只是收藏中的一小部分，其中有在国内相互寄递的，还有往国外寄的，通过这些邮封就能反映出当年归绥的繁华。一个个邮寄封传递着当年人们的情感，也通过这里面的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到了邮封曾经的往事。
总之，从收藏的一个个信封中感受归绥城，是一种独特而深刻的文化体验。这些信封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气息，更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是每一个邮封，都是时间的见证者。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走近它们或许经历了长途跋涉，从归绥城的某个角落寄往远方，又或是从世界的另一端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思念归来。邮封上的邮戳、手写的地址、甚至是偶尔可见的邮递员手写的备注，都是历史的细微注脚，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通讯方式、人们的生活节奏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递方式 ，在此多重时空交汇中，是生命体验、学术思考和故事表达，由此升华为共通性的情结、家国情怀和人类经验。
二是每一个邮封，感受到文字的温度。拆开邮封，里面的信件或明信片，字里行间流淌的是真实而质朴的情感。无论是家书中的家长里短、亲友间的嘘寒问暖，还是商业往来的信函，都透露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和人情味。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归绥城及其居民的生活点滴，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交融以及个人命运的起伏，在具体的时代氛围中知人论世。
三是每一个邮封，都有历史的回响。通过收藏和阅读这些邮封及其内容，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曾经的岁月，可以看到城墙上斑驳的痕迹，听到市集上熙熙攘攘的叫卖声，感受到那份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氛围。同时，这些邮封也让我们思考，历史是如何在个体的记忆中得以延续，又是如何通过这些微小的物件，在时间、历史、地理的互证中追问与解密，汇聚成一部部生动而具体的历史长卷。
四是每一个邮封，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近几年，董和平老师多次进学校、入社区参加邮事活动；受邀内蒙古财经大学图书馆讲座《“藏”忆拾光》；撰文投寄国内、行业邮报刊社，见诸报端；协助配合主题教育，用邮票讲党史；根据不同场地、组织不同规模邮展内容，既丰富了所进单位、学校、社区的党课形式，又发挥了协会和邮人的作用。年终岁尾，偶尔触“电”，接受采访，入镜讲史，邮封见证，老城西口，共忆时光，邮事不断……
总之，董和平老师收藏邮封，不仅是对个人记忆的保存，更是对地域文化和历史传承的一种贡献。它们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即将消逝的传统和习俗，也激励我们去挖掘、整理和传播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每个邮封 ，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