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文化中的关公崇拜

一

关于中国商人中间存在的关公崇拜。

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在他的《茶叶之路》中用一章《关于中国商人中间存在的关公崇拜》进行了阐述：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三合成、义合美、郭胡张、董宋王……清代在归化城，在恰克图像这样的字号比比皆是。从字面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们都是合伙经营的商号。最奇的是所有这些商号的合伙人都是三个。邓九刚老师曾经查阅过几十家字号的资料，得知三姓合股的商家在归化城所有商号中所占比例约在七成以上，成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考察这一奇特的现象，不难发现这与中国商人中普遍存在的关公崇拜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无疑是他们有意无意从形式上对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直接模仿。充分反应了商人们对东汉末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崇拜。谈到商人对关公崇拜，这一深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中的信仰现象，其精神内核“勇武和忠义”确实道出了其精髓所在。关羽，这位历史上的名将，以他的非凡武艺和对主公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朋友的深情厚谊，赢得了后世无尽的敬仰。在忠的层面，关羽展现了对皇权、对主公的至高无上的忠诚，这种忠诚超越了个人生死，成为了他行为的准则。而在义的范畴，他则将兄弟情谊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这种情义不仅体现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更在关键时刻彰显出无比的坚定与决绝。‌关羽被称为关公，是因为他在民间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地位等同，关羽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去世后被民间尊为“关公”。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879年的这段时间里，共有16位皇帝对关羽进行了23次加封。其中8次的封号里带有“关圣大帝”的字样。尤其特别的是，乾隆登基的1736年，他竟然给了关羽一个“山西关夫子”的封号，“夫子”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关公的这些品质，无疑与那些在商海中搏击风浪、寻求成功的商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同样需要面对无数的挑战与风险，同样需要拥有坚定的信念与不屈的精神。因此，关公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楷模，他的精神成为了他们前行的动力。

邓九刚老师在他的《大盛魁商号》里讲到，王福林跟新入号的古海他们说，“这会儿把衣服鞋帽都穿戴好了，待会儿大掌柜领你们去拜祖宗。"在院内正对着月亮门的地方，靠着那栋二层小楼有一间长年锁着的大房子房间内正面的八仙桌上供着一尊梨花木雕成的关公坐像；在八仙桌的前面，摆着两件破旧的物件，一件是烂了帮的货郎箩筐，一件是木板条子有着长长裂缝的骆驼货驮子。除此以外，这间房子里再没有什么物件了。八仙桌上在关公像脚下是一个很大的香炉。破箩筐和空驼架前面的地上放着一排圆的软垫。一切都很普通，只是一踏进门就有一种看不见的庄严的空气使古海他们这帮小伙计感到不一般。一个个都大气不敢出一下。十二名新入号的伙计面对关公像站好，燃烧的蜡烛在高高的烛台上照着。大掌柜他们在学徒们的前面面对关公像也站成一排，都垂手立着。王福林疾步走到大掌柜的跟前伺候掌柜子打火点香，点火和吹火纸时是必要发出"福得"之声的，图的是个吉利。王福林燃了香插妥当之后就退到了后面，在新入号的伙计们的旁边站着。默立片刻，大掌柜伸出手将冒着袅袅青烟的香扶正。拜了祖宗，就算是大盛魁的正式学徒了。

大掌柜领着新入号的拜关公视为拜“祖宗”，何等的重视和尊贵，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关公崇拜派生出来的社会现象，是中国人所拥有的关于关公崇拜，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

二

旅蒙商为什么拜关公。

旅蒙商拜关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多个方面，这些原因深刻体现了关公在商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商业活动的积极影响。

一是关公作为历史上的忠义典范。崇尚关公忠义的精神。忠义‌，关公以其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的品格著称，这种诚信忠义的精神正是旅蒙商所推崇的。旅蒙商在经商过程中，确实将信誉和诚信视为生命。

二是关公是保护神与行业神。关公在民间被尊为“武圣”，具有多种功能，如司命禄、佑科举、消灾病、避邪恶等。对于归化城的大盛魁等旅蒙商来说，在那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他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如长途跋涉、爬冰卧雪，还要时刻警惕狼的袭击和土匪的抢劫，包括被蒙古扣押、新疆马匪劫持以及土匪屠杀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关公不仅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守护着他们的安全与生命，更是他们行业的守护神，保佑着他们在异地的商业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关公的忠义精神与勇敢无畏的品质，成为了旅蒙商们心中的灯塔，激励着他们勇往直前，不断开拓新的商业领域。

三是与其地域文化和行业传统密切相关。山西商人对关公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认同，他们视关公为同乡和骄傲，认为关公能够对自己更加庇佑和关照。因此，在旅蒙商中，山西籍商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沿袭了家乡的传统习俗，将拜关公作为商业活动中的重要仪式之一。因此，号伙一经录用首先拜关公，从此勇武忠义的思想，成为每个商人职业生涯中永恒的座右铭。

三

关公崇拜对旅蒙商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道德规范的建立。‌旅蒙商，尤其是旅蒙晋商，将关公视为精神纽带和道德支柱。他们崇拜关公，不仅因为关公是同乡，更因为关公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信义昭著、言必忠信等传统美德。这种崇拜促使旅蒙商在商业活动中秉持诚信忠义的原则，有效规范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清朝时期的旅蒙商，尤其是如大盛魁这般显赫的商号，其运作之道确实蕴含了深厚的乡土情怀与严苛的育才之道。他们秉持着乡谊的纽带，由经验丰富的老伙计或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乡绅担任中人，精心挑选来自本县及邻近县域的少年学徒，这些孩子不仅家世清白、品貌端正、体魄强健，更需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以确保其能迅速融入商界。对于这些少年而言，既是磨砺亦是蜕变。三年的基础学习期，他们需掌握多门语言，尤其是蒙语的精通，以及满、哈萨克、俄语的基本交流能力，此外，算盘、书法、商业信函的写作等技能亦不可或缺。这段时期，他们的生活虽清苦，月薪仅一两银子，却也是他们商业知识与技能的奠基之时。随后而来的七年考核期，更是对他们身心与意志的极大考验。前、后营的轮转，蒙语的频繁使用，蒙古名字的赋予，以及一系列行商绝技的学习，都让他们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商人。薪俸的提升，既是对他们努力的认可，也是激励他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而真正的归家之路，却显得尤为漫长与珍贵。第十一年，他们方得短暂回乡探亲，之后还需经过严格的考评，方能正式成为商号的一员，享有人力股的荣耀。这漫长的学徒与考核之路，让许多年轻小伙计在异乡奔波二十载，方能在三十余岁时成为商号的中坚力量。因此，清朝旅蒙商的从业人员，在商旅途中，同乡之间的情谊往往超越了家族血缘的束缚，而共同奋斗、共同面对风险的号伙则成为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纽带。这种人际关系的重构，既是对传统家族观念的某种背离，也是商人们在特殊环境下生存智慧的体现。“利字排头，六亲不认”的处世原则，拜关公，也拜师傅”不认爹妈认师傅，爹好娘好不如掌柜好”的口头禅，更是将商号内部的人际关系推向了极致。在伙计们的心目中，关公是他们 的保护神，大掌柜和驼队掌柜是他们最为敬仰与信赖的人物。

二是商业行为的规范。旅蒙商尊崇关公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的品格，注重关公的诚信忠义精神对商业行为的规范与震慑作用。他们通过祭祀、迎神、献戏等活动表达对关公的敬仰，并在神祗的监督下加强自我约束能力，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等行为，树立诚信忠义经商的风范。大盛魁在初创时期，就面临着与牧民进行交易的挑战。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牲畜无法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及时运回，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等人决定采用赊账的方式与牧民进行交易。他们先将茶叶等物品赊给牧民，待第二年秋天再收取牲畜作为还款。这种赊账买卖的方式在当时极具风险，但大盛魁始终坚持信用，即使面对内部分歧和亏损的风险，也未曾动摇。最终，他们的诚信赢得了牧民的信任和尊重，不仅为旅蒙商们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盛魁在购货、订货时，始终坚持诚信原则。对于大宗货物的交易，如果合价在300银两以下，大盛魁会采取现银交易的方式，并且不驳价，以此表示对“相与”（即合作伙伴或供货商）的厚待和尊重。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大盛魁的诚信，也赢得了供货商的信任和长期合作。同时，大盛魁对于货物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果价高货次，则会永不再与共事，这种对品质的坚持也是对诚信经营的一种体现。例如，在“包头赖账案”中，尽管大盛魁因经营失误而欠下巨额债务，但面对债主的追讨，大盛魁的大掌柜李顺廷并没有选择逃避或赖账，而是积极筹集资金、努力还债。虽然李顺廷在后续处理中采取了不当手段，但大盛魁商号本身对于诚信的坚持是毋庸置疑的。

三是救济小商户共度难关。在商业活动中，旅蒙商不仅注重自身的利益，更重视与合作伙伴的共存共荣。当其他商号面临困境时，大盛魁会慷慨相助，以诚信为纽带，共同渡过难关。在蒙古高原受灾后，许多小商家也因此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大盛魁作为草原上的第一商号，牵头帮助小商家渡过难关。他们不仅减少了自身在某些地区的买卖以减轻市场压力，还积极筹集资金，帮助受灾严重的小商家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确保他们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例如，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大盛魁便登门求援，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这种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大盛魁的诚信和义气，也为其在商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四是‌关心国家社稷。在清朝初期，旅蒙商受朝廷恩惠，享有随军贸易的权利。在获得利润后，他们常常热心公益，关心国家社稷，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价值追求。这种情怀与关公文化中的忠诚、信义等精神紧密相连，成为旅蒙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盛魁在获得商业成功后，并未忘记回馈社会。在草原遭遇百年不遇的白灾时，大雪不断，导致牲畜大量死亡，牧民生活陷入困境，大盛魁的及时援助有效缓解了草原上的经济困境，稳定了市场秩序，保护了牧民的生计，也维护了自身在草原上的商业地位。他们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大盛魁曾出资修建道路桥梁，改善交通条件，方便行人和商旅往来。大盛魁的掌柜们不仅关注商业利益，更将国家社稷视为己任。例如，为守卫边疆的将士过年送饺子。在内蒙古土默特旗骑兵连长玉禄叛乱时，大盛魁的掌柜段履庄挺身而出，以商号的财产和个人生命为担保，平息了叛乱，维护了地方稳定。大盛魁还出资支持国家建设，如出资成立电灯公司，为当时的呼和浩特等城市带来了光明。这些举措展现了他们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未来的期许。

五是地域文化的扩展与影响。旅蒙商每到一地经商，都会修建关帝庙（又称会馆），供奉关羽圣像。这种做法不仅表达了他们对关公的敬仰之情，也促进了关公文化在各地的传播和扩展。对于背井离乡的旅蒙商而言，关公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关帝庙不仅是他们祭祀关公的场所，也是他们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的地方。在异地经商的艰辛中，关公的形象给予了他们力量和勇气。关公的忠义精神对旅蒙商具有深刻的道德教化作用。他们通过崇拜关公来加强自我约束能力，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行为观念，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标准。据资料记载，关帝庙（又称会馆）作为旅蒙商的精神寄托和信仰象征，在蒙古地区广泛兴建。例如，呼和浩特关帝庙有七处。旧城有东茶坊关帝庙，南茶坊关帝庙，西茶坊关帝庙，北茶坊关帝庙，旧城小东街会仙楼巷关帝庙，新城关帝庙街关帝庙，新城南门外关帝庙。在包头地区，旅蒙商就修建了多座关帝庙，这些庙宇不仅是他们进行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精神寄托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此外，在新疆等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关公信仰也兴盛起来，旅蒙商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旅蒙商建关帝庙不仅是对关羽忠义精神的崇拜和传承，更是汉蒙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体现。这些庙宇成为了连接汉族与蒙古族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关帝庙的兴建也反映了旅蒙商在商业活动中的成功和影响力，以及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和贡献。

综上所述，崇拜关公对旅蒙商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旅蒙商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来源，还促进了商业行为的规范与自我约束、公益与国家情怀的体现、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播以及地域文化的扩展与影响。

参考资料：

邓九刚《茶叶之路》、《大盛魁商号》

代林、马静主编《大盛魁闻见录》

大盛魁公司《大盛魁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