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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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前腊月二十三，我带着孩子回到乡下，这时无论城区还是乡下，全国各地道路畅通，谁也没有预料恶魔已经在天底下游荡。该忙啥就忙啥，为了这个春节，人们都活在自己或他人的世界里。
日子照旧，生活依旧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但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了一点儿不太平。闲居之时，像所有人一样，我也刷刷头条，浏览各色资讯。武汉的新冠疫情已经显示出扩大的征象。恶魔由幕后走向台前，撕下伪善的面目，不管这面目之下曾经是怎样的一副面孔。
我对家里的老父母说，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开始了，而且每日都在递增，恐怕有爆发的危险，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老父母不知道什么叫新冠肺炎，这个新名词于他们而言，很是陌生，尽管他们也经历过曾经的非典。但是，像绝大部分人那样，以为非典是第一次也会是最后一次。善良的人们，安分守己、小心度日的人们，都低估了恶魔的阴险和世界的复杂，他们总是以一颗简单的心思来揣摩这个世界，以为日子就这样平平凡凡地过，世界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共处。明天和今天能有什么区别？
我的话，他们不以为然。老母亲说，别的地方的事儿我们不管，离我们这儿这么远。老父干脆说，你不用管！他们该出门的时候出门，不该出门的时候依然出门。那一刻，我隐约感觉到疫情大爆发就在这段时间了。我的老父母，他们就是一面镜子，映出了千千万万老父母的形象。这是中国乡下老一辈人的普遍共性。
窝居在乡下，我和孩子唯一的一次出行，就是在距家百十米之外的初级中学校园里打了会儿篮球。那一次，校园里人也不算多，三三两两，大人在足球场上歇息闲聊，小孩儿开着玩具车，或是追逐玩耍。看装扮，应该都是外地返乡人员，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亲人团聚和放松的日子。没有人戴口罩，我和孩子也没戴。乡下的空间，天大地大，暖风已经在肆意吹拂……
不过，腊月的乡间，大多阴雨绵绵，寒风肆虐到骨子里。我老家都是那种乡野已很难寻见的砖瓦房，冬风更是无孔不入。我尝试着劝导老父母，老父母仍然进进出出，忙碌个不停，老父亲还三两头地去超市买这买那，而且还不是一次性地购置完毕，完全是随性所至。我知道我的话为什么不起作用，因为自小到大，我习惯了那种直接的言说方式，而这种言说方式对他们而言越是到老越是不能接受。我把规劝的任务交给儿子。一听到大门门栓拉动声响，儿子就高声说，爹爹不要出门。老父亲“哦”地一声，并未停止迈出的脚步。儿子说，爹爹不听，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要知道怎么办，会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吗？真的，若是离开乡下久了，你会发现你与那些乡间固有的生活方式已经是格格不入，当然格格不入的还有你的家人和你的乡亲。其实，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农村的伦理纲常也在现代化的大潮中逐渐失范，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已经阐明过的一个观点。传统宗法关系崩溃所带来的影响，别说是乡里乡亲，就连亲情血脉似乎也是越来越淡，这样的困窘，我们是无力改变的。
一个人的记忆，苍茫而遥远。我的童年，一般人无法理解；就像我的儿子也无法理解我的童年一样。我想我与老父母的隔膜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我童年所蒙受的阴影开始……如果我问你，那种乡下农村里常见的带竹节的竹棍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乡下生活经验的你估计会说是赶猪赶牛，甚至是赶鸡赶狗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那是我父母用来“教育”我们兄弟二人的工具。这工具混杂在锄头铁锹洋镐一大堆农具之中，就藏在大门的角落里。我的老父母们激动了，随手就能准确地在农具堆中抄出那根竹棍，劈头盖脸地抽打在我们身上，而且，专拣衣服遮不到的地方……这样的情形远远超出了我儿子的想象，竹棍在他看来是玩具，可以被用来弯成弓拉成箭。同样的东西要看用在什么人手里，就如同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来祭鬼神；而火药传入西方，洋鬼子却制成枪炮，反过来杀华夏子孙。若是不慎抽破了衣服，母亲会心疼；父亲抡起的巴常，能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紫红凸起的掌痕。以至于我们兄弟俩常会怀疑我们血缘的真实性，亲情与现实的反差似乎太大了，我们接受不了，也理解不了。
六岁，我就计划过离家出走，一个清空课本文具的书包，内装一包饼干，再加上穿在身上的那套寒伧的衣服。那包饼干比较稀罕，母亲藏起来不给，我缠着要。母亲正在打谷场上忙碌，气极了扔过她房门的钥匙说，拿去胀，胀了就给我滚。那个“胀”字我记得特别准，若干年后我和兄长谈起来，还会眼泪花花地笑，说母亲堪称语言发明者，从她嘴巴里冒出的词要多形象有多形象……当时，我顺利地拿到了饼干，顺利地吃进了肚子，淡定地在街上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因为我的计划早制订好了。饼干吃完了没关系，我可以浪迹天涯，有手有脚，还怕活不下去。就算是要饭，也绝不回来了……
印象中，这件事似乎没了下文，母亲当时好像没有坚持让我“胀”完了就滚！
劝说无效，我寄希望于兄长，希望他的话能起到一点儿作用。兄长回话：腊月三十下午回！
费尔南多·佩索阿说，我从来不求被他人理解，求他人理解类似于自我贱卖。对此，我持同样的观点。所以，在屡次劝说失败的情况下，我放弃了坚持的念头。老父母的观念，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犹如这愈发苍寂的乡下。他们以为，自安，便是世间安好。我不知道那些左邻右舍，是否与我的老父母一样固执。一别多年，故乡似乎成为异乡。碰到眼熟的人，我喊不出名字，叫不出辈份。碰到我的乡邻，他们俱都莫测高深地探询我在家里排行老几。彼此都是对方眼中的陌生人。你说故乡的存在又有何意义？
山上有几处祖宗的老坟，年年清明不忘祭祀，风里雨里，从未错过。每逢春节，我依旧携幼子归来，就为一家人团聚。就剩下这些仿佛在告诉我，这里是你的故土，你的老家在这里，你的亲人在这里。有时候，我在想，多年以后我还回得来吗？兄长也说，再回来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了。我们这一代人当然是无法割舍的，但是我们的子孙又当如何？很多无主的荒坟散落在山间，夕阳残照，寒鸦风影。天地静默无言。
二
乡间的氛围终于显出一些不同于往年的冷寂，如此看来多少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有人糊涂，但总会有人清醒。朋友圈里慢慢地鼓噪开了，不走亲访友不串门拜年的号召开始由一些胆大的人发出。对此有人理解，有人讥讽。
我对老父母们说，今年大年初一我不出门拜年了吧？别人估计也不会到我们家里来，毕竟疫情一天天变得严重。老父亲不出声，听若罔闻。老母亲说，别人来家里拜年，你不去别人家拜年像什么事儿？我说，应该不会，为了安全，有人来了我也不敢开门……没办法，我必须坚持。老母亲很生气。
武汉每日感染的人数犹如院子墙角的野草，见风就长，手机头条上满屏都是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有官方报道，也有各类看似小道的消息，真真假假，虚实难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恐惧的情绪开始在觉醒者中间蔓延。口罩告急，防护服告急，超市的生活物资也开始告急。我不想考虑有关责任，有关良知之类的东西，思想有时太沉重，沉重得让人屈膝弯腰，艰于呼吸。现实有时远比魔幻小说更魔幻，充满了黑色的讽剌。相比而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乡下的老家没有口罩。街上似乎有家药店，我没敢去买，也不知道能否买到。我那时想顶多就在老家小院里荡一荡，有无口罩大概不要紧吧。事后想想，当时的我也是盲目地乐观。不管自己是如何标榜思想和判断的独立性，但仍然有部分意识不自觉地随着某些媒体在走。稍微想一想，心底悚然，类似的事情，类似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其《乌合之众》一书中早就明确揭示过个人的意识是如何地被“特殊群体”所左右的真相。生活的镜像是如此真实地映射着“真相”！
我的老父母依然进进出出，那些忙碌的真实意义，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仔细地想过。传统深入骨髓，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剥夺人的思维功能。因为不需要过多地思维，而传统又能代代传递。每日里，老父母都是起三更睡五更，天不亮地不亮就起床祭祀先祖，夜里也不知在忙些什么我不知道的礼俗。一日三祭，祭品摆放有序，八椅环桌。烧香点烛敬奉天地鬼神与列祖列宗。老父亲在堂屋挨墙烧过三堆火，代表三巡礼。每一巡老父亲都要在蒲团上向着神柜遥遥跪拜，三磕头一作揖。然后就是我，我跪祭过了，就是儿子。儿子依样画葫芦，脸上带着笑意，他不知道什么是敬畏，因为他不知道祭拜的对象是什么。对那些朦胧的事物，他缺乏足够的理解。祭礼的最后的一个环节是放鞭炮。家家户户的鞭炮声响连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火药香。儿子说，太吵了，都吵得睡不着觉了。我说这是传统，驱邪祈福，很快就会完的……
兄长腊月三十下午准时返乡，拐弯抹角地谈着有关疫情的事儿，我们的老父母有点儿动摇了，但仍不是很在意。直到我父亲那居住在县城的小妹——我们的幺姨——在微信里向他反复强调，我父亲才开始相信疫情形势的严竣了。大年初二上午，幺姨特地赶回乡下，全程医用口罩蒙面，在屋内讲话也极少摘下。她说，县城和各乡村已经计划封城封村了。因为工作的原因，午饭后，幺姨、兄长、我和幺姨一同返城。
上车时，我看见我的老母亲终于戴上了口罩，只有老父亲淡定如常……
三
若不是身处于疫情的风暴眼，是不可能体会到这场巨大的灾难带给我们生活以怎样的影响，而我所居住的城市正处于疫情的风暴眼。疫情的到来，让春天愈发地遥远。至今，我和九岁的儿子依然居家隔离。
在这数十天里，风霜雨雪化作春燕呢喃。儿子看我关注天气太过密切，说每天又不能出去，外面是出太阳，还是下雨下雪有什么关系呀！他不会明白，我关注的事情远比天气更重要。他不知道他父亲不希望天气三天两头地变化，乍暖还寒、起伏不定的天气，最易引发感冒发烧之类的。而一旦感冒发烧，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担忧和折磨。
我们每天上报体温，上午下午各一次，既向社区汇报，也向单位汇报，还必须在在手机软件上健康打卡。面对无穷无尽的电话咨询和登门查访，相同的回答我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恐惧在整个小城的空气里蔓延，四野无声，千家万户都陷入死一般的冷寂。
米袋里的大米只余半袋，十斤的样子，就我父子二人，约莫可以撑过二十天；一袋青菜和萝卜，共四五斤，是封城之前我从乡下老家带回。冰箱里放着为数不多的腊肉、香肠、牛肉，还有年前我的老母亲腌制的油浸草鱼块儿，密封在玻璃缸里。这些菜算起来，可以度过一些时日。
我努力让儿子吃饱，他一碗米饭，我就半碗。数着菜叶下锅，十片菜叶，儿子八片我两片。就那么一袋蔬菜，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由外到内，最后吃菜芯。这样的生活在平时是无法想象的，但我和儿子仍觉得幸福，因为我们还能填饱肚子，还有菜吃。要知道，封城的初期，各大超市，各个菜场，全部停止营业。城里的老百姓买不到生活物资，城外的蔬菜进不了城。新冠这个幽灵在小城的天地之间游荡，看不见摸不着，却硬生生地压过了饥饿和寒冷。
平日里挑食的儿子开始明白每一颗大米、每一片菜叶和每一根萝卜丝的珍贵，他饭后的碗光可鉴人……蔬菜吃完后，我发起愁来。儿子说，没关系，那不是还有萝卜吗，一数还有八个大大小小的萝卜。一个小萝卜可以炒一盘，一个大萝卜可以管一天。儿子说，萝卜也是蔬菜，我们还可以吃上一星期。看着儿子乐观的笑脸，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卓别林的黑白电影中那个流浪汉带着一个流浪小孩儿，餐巾碗碟刀叉齐全，细细切割分享那一小块焦糊食物的镜头……生活也能如此充满“仪式感”，而生活与艺术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家中流浪。
整个小区犹如一座海外孤岛，每天都在新冠疫情的惊涛骇浪的拍打之下。巡逻车在街上来来往往，高分贝的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告诫着居民呆在家中，千万别外出。其实，谁也出去不了，小区院门已经被紧锁，能够自由出入的只有那肆无忌惮的风。我家在五楼，凭窗远望，眼神撞到灰暗的住宅楼的墙壁，只能无奈折回。
树长叶子的时候，我们就该自由了吧？儿子指着不远处两棵高高的尖尖的、枝桠如细铁丝一般斜指天空的树说。他把幽居在家的日子比作坐牢，但坐牢至少还有物质生活的保障。我说，不一定啊，专家说了疫情短时间不会平息的。我把手机上的疫情通告给儿子看，暗红色、深红色、深橙色、橙色、黄色将雄鸡形的地图分解得支离破碎。儿子对色彩敏感，有一定的美术感知力，不用过多说明，他能明白形势的严峻。
新冠感染人数急剧增加，疫情坐标轴上的曲线顽固而坚韧地近乎九十度地攀升。我所在的小城，感染人数每日也是几十几十地递增……黑云压城城欲摧，即使深深地窝居在家，人也能分明地感受到病毒恶魔般的咆哮。
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都接到号召，迅速向所在单位、社区报到，主动领取防疫任务。消息通过手机短信发布，每日重复，措辞语气十万火急。看着身旁伏案写作业的儿子，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疫”大动员面前，我最终选择了退守在家。为了不让自己觉得耻辱，我安慰自己，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你若出去了，你儿子谁照顾？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耻辱，如果真算耻辱，我也会忍受；但我并没有闲着，也没有机会闲着，随着教育部发布的“停课不停学”的通知，我又被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繁复无比的网课运动之中。幸好家中开有网络，手机、电脑交替使用，既要给高三两个毕业班的学生授课，又要督促、检查孩子的小学作业。在我并不短暂的从教生涯里，印象中各级主管教育部门似乎从未如此热情高涨过。那边是没有硝烟、凶险异常的抗“疫”战场，这边是轰轰烈烈、大干快上的网课运动。给学生上课之前，对着电脑屏幕，我经常敲下一行行无声的询问：你们家人还好吧，有无特殊情况？我吩咐他们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出门，哪怕是在乡下，万不得已，与人接触也一定要保持一米半的安全距离，还要把防护措施做实做细……在全国连假口罩都是一罩难求的情况下，我知道我这样的关心很空洞。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自己在封城之前购买的那包口罩都是“三无产品”。
在高三微信学习群里我寄语：疫情严重，非常时期，严于律己，勤奋学习。只要你们还有饭吃，你们就是幸福的，至少是幸运的。身为老师的我，比你们还不堪，我都勒紧了腰带。我还能说些什么？我是教育工作者，我不仅担当着“授业”“解惑”的重任，还扮演着灵魂导师的角色。夜深人静，只有自己清楚我的话语是多么苍白，我的灵魂在无边潮水般的夜色里如鸿毛一般轻飘……
儿子读小学三年级，每天语数外三科学习任务狂轰乱炸，全是新课。他要看上课视频，要写成堆的作业，要完成老师布置的背诵任务，然后由我检查、批改、签字，最后交给老师审查。从早到晚，要依学校日常课程表执行，班主任在家长群里特别叮嘱。我唯唯诺诺，连连称是；实际上我每天尽量让孩子睡到自然醒。醒来后儿子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几点啦？我有时说八点半，有时九点。儿子总是责备我，你怎么不早点儿把我叫起来？老师早就布置作业了，要是老师批评怎么办？我说，不会的，只要我们完成了学习任务就可以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儿子领悟力比较强，写字速度也快，总能在完成学习任务后，给自己留出些许玩乐的时间。他玩网络小游戏，还画画，经常把游戏里的场景纤毫毕肖地描画出来，仅凭回想，就能把各式枪械、坦克、工具、建筑画得生动立体。我虽然喜欢美术，但仅停留在鉴赏层级，再说美术也不是我的专业。我没办法教给孩子具体的绘画技能，也不能给他正确的指导。我所做的，只是在他生命最初的一年半里，只要天气正常，我就抱着他外出散步，引导他从各个角度观察有生命的和没生命的事物。我说，眼睛看到的可以用线条画出来，眼睛看不到的就是被遮挡了，线条就省略掉。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他呀呀学语，他明亮的大眼忽闪忽闪，身为父亲的我，累但幸福着。两岁，儿子可以跑可以跳。在我临帖时，他拿我的毛笔蘸墨在纸上涂抹，弄得满手油黑。不知为何，他最终没有选择毛笔，而是选择了中性水笔，开始了他无拘无束、自由勾勒的线条画生涯。绘画是一条艰辛且很难看到曙光的路，而且以我寒伧的经济也无法支撑他走得更远。所以，我偶尔提醒他，画画只可以作为爱好，让你的一生有所寄托，不至于空虚寂寞，要想有出头之日，还得靠好好读书。有时，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把真相赤裸裸地告诉孩子，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大约小区封闭两周左右，小区里常传来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呵斥声，孩子和大人都躁动不安。我问儿子，这么长时间没出门了，你想不想出去玩。儿子说，不想。我说要是没网络，你就玩不了游戏了，那还想不想？儿子仍然说，不想，不能玩游戏，我可以画画呢。是的，只要有足够的中性水笔和画纸，他可以一坐几个小时。他的性格终究还是有些内向，有时我情愿他不会画画，只愿他活泼阳光，或许有一天他会懂得他父亲的一番苦心。
在勉强能够支撑二十天的粮食和蔬菜告罄之前，兄嫂排除万难，分几次送来生活物资。儿子高兴地说，现在我们不愁吃喝了，四袋大米最少可以管三个月了。一袋大米二十斤，儿子在心里把算盘打得哗哗响……感谢兄嫂！锦上添花总不比雪中送炭！我开始让自己吃饱饭，为自己更是为儿子。外面的油菜花已经全开了，黄艳艳的。漫长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我们坚信幽禁的日子总会有个尽头，大自然必然呈现给我们一个明媚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