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题记：

我奶奶死了，我似乎没什么太大感觉，只是有些害怕，那时，我很小，记忆模糊。成年后，我经历过众多亲人的死亡，恐惧是没有了，留下的是对生活、生命的深度思索。父亲的死，对我触动很深。有这样一群亡父，除了子女及一些亲人外，他们死后，谁也不会再关注他们一点，没有人会记住他们、悼念他们。他们生如草芥，死如尘埃，来自自然，归于自然。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以及如他一样的人。

父亲健在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又是一年春节过，父亲又活了一岁。风烛残年的父亲，当你远去以后，我该怎样面对生活呢？”，那时，父亲因糖尿病引起中风瘫痪在床半年，那时，我们的日子都很苦。如今，父亲去世已经13年3个多月了。时光渐逝，我对父亲的记忆却愈益清晰。

2009年5月13日凌晨零点20分左右，接到三姐夫电话，说父亲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之前的一年零14天，他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照料。

父亲走了，带走了我的担心与牵挂，带来了我的悲痛与遗憾。

见父亲最后一面是2009年清明节（4月4日）。拉父亲起来解了小便，喂了他几口水。父亲喉咙里的痰堵塞着，我说：“大大（爸爸），我走了。”他不言不语，只动了一下头。短暂的停留，我便离开了，又回到我工作的城市。之后的39天，不知父亲是怎样的喝水、小便。

父亲瘫痪在床，子女又不在身边，老母亲一人拉不动，服侍不了，兄弟姐妹商量，由三姐夫放弃打工，帮老母亲一起服侍，损失由兄弟姐妹平摊。2009年5月12日（周二）傍晚，我刚吃过晚饭，接到三姐夫电话，说父亲想看看我儿子，问我明天能不能回去。我说不能啊，要工作啊，儿子要上学啊，要等到周六（5月16日）才能回去。春节，儿子在老家呆了几天，之后4个多月，一直没有回家。5月13日凌晨，父亲走了。听母亲说，父亲走时没有什么异样，只是眼睛渐渐呆滞、无光，喊他没有反应，才知道走了。当时只有老母亲在身边，三姐夫睡在隔壁，听到母亲的喊声起床过来的。父亲是深夜走的，走时7个子女无一人在身边。

车窗外一片葱茏，模模糊糊到家，已是13日上午11点多了。泪水朦胧了我的眼睛，打开冰棺，父亲冻得僵硬，揭开蒙在父亲脸上的白布，抹平父亲还有点睁的眼睛。父亲等不及了，等不及他的儿子和孙子归家，他消耗掉了所有元气，死不瞑目吧。

2004年9月，因工作原因，我离开家乡来到城市，便远离了父亲。我想，如果我没有离开父亲到城市，父亲不会这么早就离开人世。糖尿病不是致死之病，父亲是因糖尿病引发脑中风转成脑梗塞，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瘫痪。

我一直以为父亲不会死，然而他真的远走了。

2009年春节，我在老家拉屎拉尿地尽了十来天孝道，又把父亲托付给年迈的母亲，托付给三姐夫，回到工作的城市。临走时，父亲破天荒地对我说感谢，他说，“幸亏有你这些天的照料，不然，我怎么过呢。”我无语凝咽，我懂父亲的意思，他希望我能一直在家照料他，但他又知道这不可能。

2005年7月某日，我行走在蜿蜒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到家时，门掩着，一推，门开了，家里没人（家里没有电话）。我知道父亲可能在菜园里干活，于是走向菜园。走到离父亲几十步之遥时，我喊道：“大大，在栽菜啊。”父亲抬起头，看着我，愣愣的，一言不发。我又喊了一声，这回，他应了，“玉林啊，我眼睛不行了，看不清。”父亲2004年10月查出糖尿病。

“你妈到你大姐家去了，家里留了一些鸡蛋，给你的。”

当时大姐因良性脊髓瘤动了大手术，术后综合征，情绪不稳，正处于恢复中，母亲必须时不时的去看看。父亲因糖尿病的侵害，近年视力越来越差，我给他买了些消渴丸（控制血糖的药）。

匆匆的我回来了，带了点药；匆匆的我又离开了，带走了一些家里的土鸡蛋。

三个月后，二姐来电话说父亲脑中风，解小便时摔倒了，膝盖磕破了皮。老母亲拉不动，去找同村叔叔，把父亲扶起来，然后电话二姐他们。他们回家把父亲送到镇医院，连着在医院吊了几天水，花掉一千多块钱，现在好了。因怕影响我工作，当时没告诉我，只她和大哥、三姐回家照料了几天。二姐说，父亲的脾气现在好像大了，有时无缘无故生气，特别是对母亲发脾气。从二姐沙哑的声音中，我知道父亲艰难、苦涩中的固执与执拗。

“年龄大了，血糖又高，非还要种一点田……”

“二姐，大大多大了？”

“七十四了。”

7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贫瘠得很，我在那年代降生了。打记事时始，父亲就是一个起早摸黑的劳动者，一双扁担，一肩犁靶，是父亲出门的标配。我没有姐姐们经历的那些苦难，倒是在父母的呵护中成长着。重男轻女一直是中国农村的习俗，也是中国农人的无奈之举（养儿防老），况且我家兄弟姐妹7人（应该是8人，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一个），只我和哥哥两个男孩。姐姐们都没有读书的机会和条件，只有我一直平稳地读着书。我后来才知道，就在我读高三时，家里没钱，四妹辍学了。80年代后期，农村仍然贫瘠。那个年代，没办法，孩子不可能都念书，家家如此，有所侧重是难免的。

到县城读书，实践着七月（7月7、8、9三天高考）的渴望与梦想。父亲送我，千叮咛万嘱咐，好似我是一个几岁的孩童。80年代中后期，能上高中的农村孩子并不多，似乎也是一种荣耀。

一个艳阳高照、秋风微拂的上午，我正在上课，老师突然把我叫出去，对我说：“你父亲来了。”我的父亲，戴一顶草帽，穿一件浆洗得很干净的深褐色老式衣服，站在校门口，见了我，满脸的皱纹绽成了笑容。

“上课啊。”

“嗯！”

我挑起父亲带来的米，“大，到我寝室去吧！”

“我挑吧，别把衣服搞脏了。”

“我行。”我这般迅速，掩盖内心一个卑鄙的、龌龊的念头：怕同学看到父亲老土的样子。少年的虚荣就是这样真实。

父亲解开上衣的纽子，把手伸进去，摸索着掏出一个纸包，小心地把它展开，露出一叠钞票，“这是25块钱，你拿着。——念书累，买点吃的，不要苦了身体。”

“嗯！”我伸手接过父亲的钱。

“大，吃了饭再走吧！”

“不了，你去上课吧，家里还有事。”父亲肩着扁担，迈着步子，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此时，阳光灿烂，秋日胜春朝。

青春不言痛，成长中，我懂得了父亲扁担与犁耙的份量，走出土地的唯一途径是读书。我考上了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虽然很不理想，但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一件喜事。父亲非常高兴，他收集了家里所有的钱，请来亲朋好友，摆了几桌。热热闹闹的欢声笑语中，我从父亲的眼神中读到了艰难时代疲倦与欣慰交织的无奈。后来父亲跟我多次谈起，四妹当时念书很聪明，他为无力兼顾多个孩子读书一直自责着。

工作了，在离家5公里的小镇教书，父亲时不时送来米、面、鸡蛋、香油等日用品，我觉得理所当然。周末偶尔回家，但与父亲的相处是越来越少了。偶然的一次，父亲在与村人谈话中提到我时，话语间流露出一股压抑不住的喜悦，甚至带点自夸。我知道情况后，很生气地责备父亲，“你这样会使别人看不起我的！”父亲惘然，知道错了。不过，在艰难年代，在贫穷农村，孩子如能摆脱土地，便被认为是一种莫大荣耀。现在，当我的儿子获得奖励带着童稚的笑脸回家的时候，当他书法获得一等奖的时候，当他捧着试卷带着自豪叫我签名的时候，当他获得“三好学生”的时候，当他兴奋地谈论着羽毛球比赛的时候……我有意无意流露的喜悦让我懂得了父亲当时的“自吹自擂”。与贫困、劳累、土地相伴了一辈子的父亲，老年的欣慰在哪里呢？拿他唯一考上的儿子来证明他劳动的价值，来作为他晚年心灵的慰藉，这种“自吹自擂”是可以原谅的。

2003年开始，父亲干农活时、走路时，经常被枯草绊住，一次被绊倒在地里起不来，幸亏不久被村人发现拉起。他感觉腿上没劲，父亲也和我谈起，这几年，走路经常打磕、跌跤，腿上没劲，走一小截路就要停一下。父亲渐渐瘦下来，我大约的确感觉到了这种情况，但并没在意，认为“有钱难买老来瘦”，认为父亲吃得下，而且吃得相当多，没把父亲的话当回事，“年龄大了，哪能还如年青时那样有力气呢？”我安慰着，迫于经济以及习以为常的思维，并没有带父亲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大概是年青时的过度劳累，父亲的腿僵硬，膝关节失灵，蹲不下去，解大便时只好带一条长板凳坐在上面（农村没有马桶），腰也佝偻了。我们子女劝他不要种田了，父亲执意不肯，“不种点地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吃什么呢。你们负担也重。不做田，整天闲着也不是个事。”父亲沉默了一会，“论饭量，我还能活几年；论力气，我可能年把就不行了。我死后，你要记着清明冬至回来烧烧纸。”父亲躬着腰，满脸皱纹，眼睛红肿，湿湿的。

后来父亲大拇指害了，烂了一个小窟窿，在乡村郎中（医生）处瞧了几天，吊了几瓶葡萄糖水，却不见好，且越来越严重，这样的拖了一个星期。后在郎中建议下，到镇医院一查，结果是糖尿病引起的肌肉腐烂（我们子女都不懂医，根本不知道父亲的瘦、走不动路是糖尿病引起的）。母亲非常生气，要找那位郎中理论，父亲说算了，还不是出口气而已，反而搞坏了关系。

2004年9月，在父亲没查出糖尿病之前，我带着没工作的妻子、带着呀呀学语的幼子，去合肥读研，日子是艰苦的。父亲知道我的艰难，“你不要担心我和你妈，要好好读书，家里有你大姐他们。”

父母一生养育活了7个子女，除大姐在家靠种菜为生外，其他子女都打工在外，为生活奔波劳累着，长年不在父母身边。我亦如是，在父亲最艰难的时候，奔波在谋生的路上，哪里顾得上父亲呢。

2022年清明节回家给父亲上坟。父亲在世时的面貌已荡然无存，荒草、水泥路、小楼掩盖了童、少年记忆。遍布我童年足迹的池塘早不在了，我家的老土屋也早倒掉了，父亲静静地躺在我小时候割牛草的小山岗上。13年了，父亲再没有和我谈心了，“大大，你在另一个世界安好吧。”

父亲一生勤俭，不抽烟，最大奢侈是喝酒，日子拮据，只在过年过节或有亲戚时，才饮上一杯，2004年10月查出糖尿病，这唯一的奢侈也放弃了。

“一别都门”十三载，“天涯踏尽红尘”，父亲远去后，我以更加勇毅的力量努力工作。如今，我承担着老母亲的赡养任务，她已经86岁了。在我这里，她活得很好，身体健康，精神矍铄。

父亲，永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