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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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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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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现实


这两天看了《追风筝的人》,觉得这部小说挺好,很感人。小说写的是两个人“赎罪”的故事。

小说有明、暗两条线。明线写两个阿富汗少年的成长。随着成长的展开,哈桑的隐忍、善良、苦难让读者感动。暗线写阿米尔爸爸的“赎罪”。

小说未敢正面现实。作者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他大概怀着深深的爱国情结,没有赋予小说悲剧的结局。如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小说的结局应该是悲剧的。

一谈到阿富汗,读者的本能感知是动乱和战争。《追风筝的人》未跳出这一桎梏,依然以动乱和战争作为故事的大背景来虚构人物。不用说,动乱和战争是残酷的,小说揭示了这种无人性的残酷,充斥着悲情。

小说写得很淡,战争的“恶毒”在小说中的很多地方被“友情”和“温暖”取代了。如果没有战争,现实该一切美好吧。然而,“不”,哈桑依然被阿塞夫一伙强暴了,阿里和哈桑搬到了哈扎拉贾特山区。只是动乱与战争,让现实的“恶”“雪上加霜”,“恶”更无所顾忌了。

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阿米尔和哈桑,他们个性截然不同,却因机缘小时候生活在一起,亲如兄弟,事实是真的是兄弟。然而,现实是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阿米尔不是恶人,却因懦弱的性格做出了恶心的事。作为生命的个体,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这种阶层固化、种族歧视导致了哈桑的悲剧。由于主人和仆人的身份,阿米尔和哈桑的命运云泥之别。小说最后阿米尔成功解救出哈桑的儿子索拉博,这有违生活的真实,却是作者自然流露的渴望。胡赛尼寄希望“富人”的觉醒和施爱来拯救阿富汗穷人,显示了他悲悯情怀。但这种“觉醒和施爱”太艰难了。见到了阿富汗那么多的苦难,胡赛尼不忍心再写悲剧了。他违背现实的逻辑,让阿米尔成功解救出索拉博。换句话说,作者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这无疑降低了《追风筝的人》的震撼力。

小说最打动读者的,应该是哈桑隐忍中的勇敢,勇敢里的隐忍。阿米尔为了“赎罪”,千辛万苦、甚至不惜性命解救哈桑的儿子索拉博,读者并不会惊讶,因为索拉博是阿米尔的侄子。这是作者借阿米尔展示人性的光辉,也是作者给黑暗中的人寄托一点亮色与希望。“追”的寓意明显,象征勇敢,象征美好的期待与渴望。现实哪怕鲜血淋漓,憧憬依然清晰鲜明。

善恶之斗一直是文学的一个主题,《巴黎圣母院》的克罗德和卡西莫多,是文学中“恶”与“善”的典型。在《追风筝的人》这部小说中,“善”是哈桑,“恶”是阿塞夫,并且似乎这种善恶是天生的。胡赛尼大概信奉荀子的“性恶论”,同时借助阿塞夫说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借助阿米尔说明“恶”可以被善良感化,恰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被米里哀感化一样。这种感化的力量,是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换句话说,“赎罪”的动机是小说的核心。

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一定是诅咒罪恶,呼唤善良。作家面对现实,可刻意加大“恶”的份量,以造成触目惊心的效果。《追风筝的人》这样做了。小说通过索拉博本能地反复洗澡,本能地割腕自杀刻骨铭心地渲染了阿塞夫的“恶”。同时,作者通过揭示人本身的弱小和无能为力来彰显“恶”。阿米尔的爸爸,一个能力强大的阿富汗富人,活得顽强,流亡途中冒死直面俄国兵痞,将死之时华丽地筹办了阿米尔的婚礼。然而,阿里和哈桑被迫离开,他无能为力,内心承受巨大隐痛。

小时候的“我”(阿米尔)和哈桑两小无猜,大概类似少年的“我”(鲁迅)和闰土吧。哈桑帮“我”追风筝,其童贞情谊不亚于闰土帮“我”捕鸟雀。阿米尔最终完成赎罪之旅,解救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是人“人性”的回归,从懦弱转到勇敢,还是借助了亲情的成分。很明显,胡赛尼不愿直面苦难的现实,阿米尔解救出了索拉博,他完成了“赎罪”之旅,其理想化的成分大于真实。“我(鲁迅)”回故乡后,见到闰土和闰土的儿子,一声“老爷”让“我”(鲁迅)明白了旧中国的贫穷、苦难造成的阶层“隔膜”之深、之重,不是“我”(鲁迅)理想化就能解决的。鲁迅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指出了希望,“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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