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母亲

母亲1937年11月25日生，身份证上说的，至于其真实性，我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何止是对于母亲的生日，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日。我清晰地记得，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我当年办身份证时自己定的。

母亲一生有八个子女，听说，一个最大的儿子，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留下来七个。这样，我便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妹妹，我是儿子。打我记事时起，母亲的任务就是洗衣、烧饭，她自己永远是最后一个吃饭的。我们家秉承了中国农家的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父亲种田，购置家庭所需；母亲照顾孩子，做家务。一直都是这样。

我按照中国农人读书的孩子的状态走着我的步伐，跳出了龙门。40岁前，我不了解母亲，只是朦胧地感觉母亲活得很辛苦却从不抱怨。

对母亲的了解是从父亲的一句话开始的，“我死了，你妈日子怎么过呢？”那是父亲因糖尿病引发中风瘫痪在床时说的。他知道母亲靠我大哥不行，靠我也不行，农村，是养儿防老，女儿没有养老的义务。我们家虽穷，但农村传统，重男轻女，我们家尤甚，大哥从小惯养，我一直读书，都不懂得照顾别人，只享受别人照顾自己。听见父亲说这话，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劝父亲好好养病。现在，我完全懂了父亲的意思，他是让我照顾他离去后的母亲。一年后，父亲去世了，那是2009年5月13日凌晨。

母亲的日子怎么过呢？一个人过，应该是不行的，会面临很多问题，母亲不会买菜，不会燃气。当时三姐在镇上网厂上班，兼照顾她自己的孩子上学，母亲便暂和三姐一起生活。

每次我回老家，总会给母亲一点钱，母亲假装不要，但还是收了。我以此种方式表达着我的“孝心”，母亲也很期待我的每次回家。

我对母亲慢慢认识深刻了。

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总是很多，母亲并不是一个会处理关系的人。我回老家，当时就是回到三姐家，偶尔会碰到三姐夫。他在外打工，有时假期他会回来，享受难得的家庭团聚。而我回老家，当然是周末或假期。这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作为儿子，当然回老家不能像走亲戚一样，看到地上脏，我便拿起扫帚，准备扫。母亲看见了，便说“玉林，你不要扫，歇歇，让和平（三姐夫）扫。”我便有点不快了。因为我分明知道，三姐夫在外的打工比我在外的上班要劳累多了。之后，我便责备母亲，而母亲只默默不语。下次，她依然如此。

我渐渐知道了母亲年轻时胆小怕事。母亲说，她胳膊、腰在要下雨时就疼。自然灾害时，她“偷”了一点麦穗，晚上被封门抓捕。本来是逮父亲的，父亲逃走了，母亲被逮到了，双手被绳子绑着，吊在屋梁上老半天，胳膊受伤了。这件事我当然不知道真伪，那时根本没有我。不过，既然我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了，并且，之前我也似乎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过，父亲说“如果那次我被逮到了，那肯定是一顿毒打。”那应该是真实的。

包产到户后，农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会起冲突。每次父亲因种田利益受到别人侵害的时候，和别人起了争执，母亲总是很害怕。我也朦胧地记得因父亲和村中的某一户狠人吵得很凶时，母亲发抖的样子。其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农村有一种现象，男人在外为了利益和别人吵嘴，女人知道后往前一站，没理也变成有理了。就是因为母亲的胆小，父亲和别人吵嘴时，往往以失败告终，自然利益也受损了。为此，父亲也责怪过母亲多次。

蓦然记得二姑去世前在清醒的时刻对我讲到当年我家的艰难生活，怎样受欺压。我爹爹（爷爷）死得早，48岁去世，父亲是独子，当时19岁，带着一个小脚的母亲（我奶奶，很小的时候我见过）和三个妹妹度日。小妹妹当时5岁，不久饿死了。在村里经常受人欺负，我父亲结婚后，本指望我母亲能帮衬帮衬，结果却是相反的。我二姑2020年9月30日离世。

母亲有高血压，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每天吃高血压药了。秋风起，落叶缤纷，母亲总是咳嗽，夜里尤其厉害，便在镇上的私人诊所吊水，但一连几天，都不见好。诊所的医生说，“老人家，你年龄大了，支气管不好。没办法。”眼见着吊水把母亲身体吊得更差了，便不吊了，扛着。每次接到三姐的电话，我都揪心，不知道怎么办。

2015年初，三姐的孩子到县城上高中了，三姐要去县城租房陪读，母亲的生活成为问题。兄弟姐妹商量着，准备让母亲轮流住。我尝试着说把妈妈接到我这里来看看。于是，2015年7月，我把老母亲接来合肥了。途中，顺便到市三院给老母亲查查为什么总是咳嗽。一查，我大吃一惊，原来老母亲咳嗽是吃错药了。母亲高血压，每天吃两种药，卡托普利和硝苯地平缓释片。医生说，卡托普利停掉，只吃硝苯地平缓释片，每天两次，每次由10毫克增加为20毫克。此后，母亲便不再咳嗽了，一直到今天。

和我一起生活时，母亲偶尔和我唠叨，“以前过苦日子，现在过好日子了。”我“嗯嗯”地应付，她再多说，我便烦躁地打断她。然而，她继续说，“你大（父亲）死的时候，说他死后我会受罪。没想到我现在还享福呢。”应该是母亲年龄大了，耳朵不好，我讲的话母亲没听见。为了阻止母亲继续说，我便恐吓她，“……你再说哪天把你送回老家去。”她听见了，吓得要命，戛然而止，然后默默念叨着，“那不是叫我死吗？”

近年，母亲越来越看不清东西，她有白内障。她说，“眼睛不明亮，gan（闭）着好过些。睁开，头疼。gan着，头不疼。”我说，“你多gan着眼，少睁。”我买了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她说点了后，头好些了。

2023年1月2日，老母亲感染了新冠病毒，精神不好，无精打采，低烧，状态持续了三天。给她吃了点感冒药，好了。

2024年3月，我连续咳嗽好多天，嗓子疼。2024年4月5日，老母亲似乎被我的咳嗽传染了，吃不下饭，偶尔咳嗽一下，声音不大，气管里呼出的气很重，靠近她，会听到很强烈的“呼呼呼……”声。因为有2023年1月新冠病毒感染的经历，我就没有多在意，只是问问母亲要不要吃点感冒药，她说不要。

4月6日下午3点，我出去了。6点左右回家，发现老母亲躺在床上睡着了。我便去问她要不要吊水，她不言语。我知道老母亲听力不好，平日喊的时候，有时很大声地吼，她才能听见，我喊了几声也就放弃了。然后去楼下小诊所问诊所医生能不能上门，他说不行，并说超过85岁，他不给吊水，以免出事。他建议我买药或送到大医院去吊水。我回家又来到母亲床边，喊她，并给她量了体温，38.5，她依然不应，“呼呼呼……”地喘气。我便有点慌。再去诊所邀请医生，他说实在没办法，不行。我快速到药店买了布洛芬退烧药和莲花清瘟，先让母亲退烧。和了一袋布洛芬，再去喊母亲，她依然不应。这次，我发现她喘得更厉害，慌了，挪动她亦无反应。她其实早进入昏迷状态了。

打了120。

进入医院急救，医生说肺被二氧化碳占领了，需要送入呼吸科重症监护室。打电话让巢湖的三姐和五妹连夜打车过来了。医生说，重症监护室不允许家属进入，每天只允许一次探视，是下午16：30—17：00。

我一夜忐忑，不知怎样的心理。

4月7日上午10点，揪着的心不能等到下午4点半了，还是通过电话联系了重症监护室。护士说还好，肺里的二氧化碳排出一些了。人醒了，但烦躁，不配合治疗。

我心定了。

我对医生说，不是不配合治疗，是她听不懂你们的话，她说话你们也不懂。母亲贫农出身，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外面的世界她一点不懂。老母亲不会买东西，记得刚到我这里生活时，我曾试了一次让母亲拿钱去超市买点盐，人家不卖给她。她说的人家不懂，人家说的她不懂。后面索性不让她买了，她可能连新版的人民币都不认识。

4月7日，下午3点，重症监护室护士给我电话，让我买点吃的给送进来让我母亲吃。

我、三姐、五妹便借送食物，找护士、医生软磨。终于，说动了医生。下午6点左右，让我母亲转到普通病房。普通病房的主治医生吕主任依然警告了我，说我母亲问题还很严重，心脏、肝、肺都不好，心脏可能随时停止跳动。只是没家人在身边，她不配合治疗，才同意转入普通病房。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只把医生的话当作“医生总会告诉病人家属最坏的结果”来看待。

4月7日晚8点35，喂着，母亲终于喝了一点水，吃了几匙蛋羹。悬着的心好些了。只是还有问题，氧气罩在脸上，老母亲没有牙齿，嘴巴不能完全合拢，有些氧气就进入胃里了，造成胃部膨胀，人难受。医生说，做血氧检测，等结果出来后，看能不能拿下氧气罩。

10天后，母亲出院了，状态还好。出院时，医生开了两种药：氟替美维吸入粉雾剂和头孢呋辛酯片。

后记：谨以此文祝愿老母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