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水轻歌

孩子牵着我和外婆的手，在地上越过浅浅的水洼，抬起头问我：“这是村里吗？”

昨天的雨很大，河堤边在修建沿江风光带，有仿古的牌楼，还没有完工，所以路面不平整，积成了深深浅浅的小水洼。

我笑说，这可不是村里，这是我生活过的小镇。

鼎城，鼎城，以城命名，朗州为号。

眼前的沅水，潮涨潮落，堤边的沙地，有我童年时的记忆。小学时，春游和秋游，老师家长老是不放心让我们跑远了，来得最多的就是河堤边。我们放自制的风筝，自己手劈竹条再打磨，画好的老鹰毛羽辉煌，粗粗的棉线攥在我们手上，欢声笑语飞上天际。用砖头搭好的土灶，放上黑黝黝的铁锅，就地捡拾的枝条烘托起热腾腾的锅气，炒蛋、炒肉、炒饭我们都很拿手。当初这里就有一条像模像样的街道，中心小学和中学里的同龄人，大家基本上都认识。吃饱喝足后的游戏环节，总要击鼓传花、猜谜讲故事。羞涩的我，其实很不喜欢当众表演节目，却偏偏参加了不少舞蹈表演，如果有时光机回到现场，会发现我的表情总是微皱着眉的。还记得六年级时那次春游，油菜花黄，暖风习习，那个时候正流行学雷锋，节目表演时我背的是《雷锋日记》，那时候我还写了不少读后感，用稚嫩的笔触描摹一些朦胧的感动和敬意。3月学雷锋的日子，我们常常停课上街，要么提着水桶擦洗街边栏杆，要么是清扫大街，只要不上课，孩子们都觉得很好。现在想来，都是有趣的时代记忆，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潜移默化地被我们习得。

曾经的堤边空地，被开成了小块的菜地，市民们总是见缝插针地利用着所剩不多的土地，在食品极度不安全的时代里，尽量地争取更多的舌尖上的安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后，我也随着父母在堤边菜地里种瓜种菜，夏秋两季抗旱是很辛苦的，水哗哗地流到沙地里，仿佛一下就蒸发了，只有一遍一遍地肩挑手提，才能保证那有限的收成。但我连扁担都挑不起……父母们的勤劳和能干，他们的劳动力和生活经验，常常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城里人”望尘莫及的。父辈没有完全离开土地，他们住在哪里都有种点菜的习惯，就算在高楼上的阳台前，也有可能打造出小小菜园，吃到四季的小果蔬。

但现在回老家，常常是为了探望生病的长辈，甚至是生死诀别。上一次回来还是和老外婆告别。也许中年哀乐，大抵如此。年纪大的人，即使很小的感冒都不能太大意。每次出入医院时，走廊上都加了病床，医院外依托着医院的商户也特别显得红火。长辈们身边儿女围绕，轮流回护，但这些病痛无法被家人分担，长久卧榻时生命的尊严也难以保留。但长辈们又是幸运的，身为独生子女，照顾亲人时，我能做的只会更少。自从奶奶去世后，我已经很少回老家了。记得在泰国任教时，向学生们解释什么是老家，费了很大的劲。中国的人口流动性和户籍制度的复杂，是比泰国要复杂得多的。随着老人们的离去，我们回老家的机会越来越少，那里我认识的人、认识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里的河沟、田坎、团圆饭、乡里菜……变成了记忆里美化的图景。

医院对面的九重天小区，曾经是沅水边高楼的标杆，很多人曾经担心，水边的地质结构是否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高层建筑，不过，一生二，二生三，水边风光已经变成了很多市民的专享，也掀起了后来的房产投资建设的高潮。曾经的北站是市区第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我当初随着父母逛街，总是上这儿。后来，下南门建成了，过河也分流了，商业重心也转移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里一度很是没落，现在又回复了一点元气。对我来说，最念念不忘的是这个“北风坡”上的一家旧粉馆。当初乌黑油亮的木门、木桌，进门就牛肉味飘香，每个人先要排队交钱领回各种颜色的小牌牌——表明自己的点的米粉的品种和分量，然后再拿着小牌牌去端回自己的米粉。那时候总是很有耐心，尽管排着那么长的队，没有人端碗伺候，一切都得自助；我也总是咽着口水，饥饿地等着等着，研究着其他正享用美食的人的表情。自那家店子搬走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米粉了……

还是坐着有点陈旧的轮渡过河，看着沅水在身后翻起白色的浪花，孩子很开心地在一旁问这问那……在微微的江风里，沅水轻歌，小时代里的记忆也泛起了粼粼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