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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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人生至美是少年。很庆幸老天赋予每个人金子般的少年时光。青春年少肆意张扬，拥有着五彩的梦。在这段人生旅程里，不管命运对你公平与否，不管老天怎么惩罚你，你总能感受到骨子里有股力量，像天空中的闪电一样驱着你，不放弃、不妥协，矢志向前。莫欺少年穷。但在青春飞扬的日子里，谁说就没有一点风雨，没有一点青涩的泪呢？
1990年的夏，苏北还不算太热。在一个芦苇疯长荫凉充足的池塘边上，几个少年正在钓鱼。他们看上去年纪都不大，也就十五六岁，个个晒得黑黝黝的，一边钓着鱼，一边嘻嘻哈哈。独中间一个少年立在一棵老树旁，不说一句话，一双眼睛死盯着水面，时不时用余光瞟一眼远处。这个样子不像在钓鱼，更像在池边放哨，或者说在等人。
这些猜测不无道理。不过言归正传，且说这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我，那一年十五岁，刚参加完中考等着放榜。可眼瞅着八月二十八了，录取的事没一点消息，听说同班同学杜长林已经到县一中报到两天，另外一个同学张天宇也准备去县二中报到，我的心里开始像猫一样抓狂，强装的最后那点淡定马上要丧失殆尽。
都这个点了还淡定个鸟！虽说我在村里是个调皮蛋，但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老师们对我一直寄予厚望，村里人都说我有文曲星的命。不过话说回来，落榜的可能性并非没有，我就读的村办初中与县城中学差的不是一丁点，全校升高中的也就两三个人，我这个学霸只能算个“鸡头”，并没什么嘚瑟或者骄傲的资本。
接下来我将有三条路：一，上高中，去心仪已久的省重点县一中，差些去县二中，这条路是我的首选，现在貌似要断。二，上技校或者职业中学，毕业后找个手艺活，这条路略过，我压根就没想过；三，回家跟父亲干活，这是最后一条路，也是最不情愿的路。自从国家提出大力发展以公有经济为主私有经济为辅的市场经济后，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当过木工、瓦工和车工的父亲不甘示弱，带着两个哥哥在自家院子里搞了个机械加工厂，听大哥说父亲弄了一台小车床，希望我回去和他一起干。
上阵父子兵！人为什么要读书？难道只是为了拿个文凭今后吃好混好？我对父亲的安排和说辞没一点兴趣，甚至都不想跟他争辩。我晓得自己要什么：我喜欢背着书包和坐在课堂里的感觉，我不想天天在家里摸油灰、搬冷铁，我要读书！
三天前为这事我找过父亲的茬，嫌他多管闲事、目光短浅。
可是父亲又错在哪里？父为子忧理所当然，找茬除了宣泄，并无卵用。人生许多事情，有时候即使有一万个不甘心也只能面对。说得直白些，不是你愿不愿意，是命运的手一直拿捏你，逼着你去接受。
那个年代像我这么大的农村孩子能把初小念完就算到头了，没几个人去念高中。为什么我必须念高中？因为我有个大学梦？谁没有梦？！梦想是虚幻的东西，在现实面前它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就像掉进池塘踩不着向上的力，半天爬不上岸来。
奇怪，今天的池塘风平浪静，除了一两只蜻蜓飞过来走马观花毫无作为地巡视一番，几乎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它今天如此悠然淡定，居然一点不体恤我的心在翻江倒海⋯⋯抑或这是一种暗示？
“动了，动了！”当我思绪纷乱还陷在翩翩联想中，站在一旁的强子忽然手指水面大声喊了起来。这个比我小两岁的男孩，是我最要好的跟班。
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见白色的鱼漂在轻微地抖动，狡猾的鱼趁着水面仅有的微风一点点地试探。我挺了挺快僵麻的身体，像逃离黑暗一样从心不在焉的状态褪出来。
鱼儿似乎要斗智斗勇，一会儿抖两下，一会儿一动不动。不过它终究斗不过人，四五分钟后，鱼漂猛地一沉，回浮一一上来！我用力起竿，“啪嗒”，一条巴掌大的黑板鲫被我从水里甩到半空，划了一个漂亮的弧落到了岸边的草丛里。
“小山，来了，来了！”正当我俯身要把蹦跶的黑板鲫捉进网兜，忽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唤我，像是母亲，我抬头向远处看去。
母亲不知何时到的，正站在不远处稍高点的一条田埂上使劲向我挥手，响亮有穿透力的声音似乎把身边的草都震颤了。这个时候能有什么紧急军情，一定是通知书来了！我浑身像燃着了火，嘴里开始不停地念叨“鱼儿，鱼儿，你终于来了”。我扔下黑板鲫，向着母亲的方向跑了出去。
母亲拿着一个大号牛皮信封，对着我挥舞，入学通知书一一县一中的！我差点喜极而泣，挽着母亲的肩膀，顾不上收拾东西，急急忙忙跟她回家。母亲一边走一边讲关于通知书的事。原来老天爷开了个玩笑，我的中考成绩全班第二，但分数挨着县一中的录取线，并且有七个人同分。如果不录，招生指标没用完；全录吧，总人数超计划，最后县教育局把选择权交给了学校。经过几轮商讨，学校决定给学生机会，全部予以录取。
甚幸至哉！难怪一直杳无音讯，原来卡在这里，我为教育局和学校的善意欢呼雀跃。机会多重要啊，它就像江河的水，奔腾向前，去拥抱大海；而困在河湾里，只能原地打涡涡。之后每当回首人生路，我都会不由自主想起这件事。我无疑是幸运的，在人生关键时候得到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真心感谢母校，感谢教育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将来回报社会。
立了秋，苏北的早晚凉天气愈加明显，第二天又是个秋高气爽的大晴天，也注定是载入我人生史册的好日子，母亲陪我去县一中报到注册。学校离家只有半个小时路程，我们20多分钟就到了。
省重点果然气宇非凡，那天县一中的景象至今仍烙在我的脑海里：高大的铁栏校门刷得漆黑，两侧各挂一块黑字大招牌，主干道旁间隔插着五颜六色的彩旗，被风吹得呼呼作响，不远处整齐耸立着几排漂亮的教学楼，正面墙上“四个面向”的鲜红大字标语格外醒目，操场上少男少女英姿飒爽，熟悉的喧闹声不绝于耳。
我喜欢这青春流动的画面。离开校园不到两个月，我竟有了如隔三秋的滋味。当抬脚迈过校门口的那一刻，我像被电流击中一般，胸口有股热浪向上翻涌，眼睛也有点模糊。昨天的悲伤、委屈和绝望终于要被洗刷了，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真想大吼一声：“县一中，我来了！”
跟着墙上张贴的指示牌，我和母亲很快找到了教务处，眼前一片忙碌的景象。接待我们的是位卷发女老师，年纪看上去比母亲小一些，身体微胖，脸上笑容可掬。当站在她的面前，我却好像被谁施了魔法，心里开始打鼓，变得局促不安，仿佛自己犯了什么错，又像是做了贼，身子僵僵的，刚才雄起的嘚瑟劲不见了，那个胆大自信满满的乡下少年不见了。
“小同学，这次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读书！”漂亮的女老师一边埋头填写表册，一边柔声向我交代。怔怔的我半天没缓过神，一时竟不知如何回话。
“是的是的，一定一定！”母亲赶紧替我作答。
现在想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肯定是种下了一个梗，只要提起未来就怯怯不自信，一种莫名的惶恐紧紧缠绕着我。
后面的情节有点断片，依稀记得办完入学手续后，我被一位年轻瘦高的男老师领走，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我与将并肩战斗三年的“战友”们见了面。我被分到高一3班，杜长林也在这个班。这让我稍微心安，好歹有个伴。这种难得的人生情谊值得一辈子珍惜，事实上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中考事件”以喜剧收场，我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在长林的帮助下，我成功上岸，开始了陌生又充满挑战的高中生活。我心若明镜，走过这片沼泽地，将看见太阳升起，日子会愈发光明；只是我不知道，我再回不去那个乡下小子了。
开学初的时光过得飞快，一转眼几个月过去，县一中的教师队伍、教学质量和设施环境都堪称一流，从没受过“优待”的我有点受宠若惊，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暂时沉浸在上学的美好与兴奋中。
有一次与强子在路上偶遇，他说我上高中后像变了个人，周末见不到影子，也不来找他玩。他不知道县一中“战况”有多么激烈，每天考勤点名，课程安排饱满，定期成绩测试，每个人都在拼命奔跑，刚刚“劫后余生”的我哪敢懈怠，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疲于应付了。
这种状态慢慢成为常态，我与强子们还有曾经快乐无忧的乡村生活越来越远。我心里很清楚，与城里学生比我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必须深刻吸取过去的教训，抓紧迎头赶上去。当然，光着急不行，打基础不会是一天两天。
我梳理了接下来要干的几件事情：首先，要立即端正态度，过去吊儿郎当混日子的学习态度再也要不得。其次，要尽快改变习惯，改进方法，那种不讲究计划章法的学习在高中行不通，必须尽快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第三，笨鸟先飞，作为农民的儿子，家里没有金爹银矿，但至少可以拼一股不服输的蛮劲，拼一股不怕苦的拼劲，吃个馒头争口气。我不知道别的同学心里咋想，这时能说上话的只有长林，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
现在看来，年少时吃点苦头也不全是坏事，起码不至于傻到要反复去撞南墙。没“栽过”的人很难体会那种跌落谷底无法翻身的绝望，也体会不了这种失而复得柳暗花明的惊喜，就像没经历特殊年代的人理解不了上辈人在那个年代的纯粹和疯狂。因为相信所以绝望，又因为绝望变得坚强。这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于自己却莫名其妙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有人说我们是迷惘的一代。那个年代董宇辉式“小作文”没有现在多，谁也不去问为什么要读书。对于未来我暂时还没有多少深邃思考，不过作为年轻人，爱做梦是天生的。那时候我们喜欢在笔记本上抄名人语录作为座右铭，可能是几句话，也可能只有一个字。你一定在多个场合看到过有年轻人用针蘸上墨水在手臂或者别的部位刺的“武”或者“忍”字，伴着岁月长进肉里，多少年洗不掉。
这个算不上“梦”，我也不喜欢这个“武”和“忍”字。在县一中教室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经典语录，见得最多的是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有教室差不多都这样布置。身为苏北人，我更喜欢我们班挂的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像爷爷赶牛耕田那样，我每天用这条“小鞭子”抽打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懈怠，不能辜负教务处老师的教诲，不能辜负青春的梦。
我像一条在干涸池塘里垂死很久又被放回到河里的鱼，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清澈的河水里吐故纳新、拼命向前。
学校是教书育人充满美好的地方，不是江湖不能有江湖气，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校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着每个人，今天你变成什么人离不开你曾经流淌的河、走过的路。从村办学校到县城中学环境跨度很大，也深度重塑着我。
过去在村办学校，同学都是农村娃，一起长大玩大，彼此很熟，不分高低，大家思想单纯，谁也不笑话谁。加上学校低得可怜的升学率，早让很多人对未来的路充满绝望，绝大部分人不会对考学真有什么奢望，无非是混几年回家种地或者到附近工厂找个班上，然后结婚抱娃，这大抵就是最后的结局。
县一中显然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家都揣着一个梦，本科或者专科上个大学基本不成问题。除了升学率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陌生，使得城里和农村孩子自动形成两拨人，他们在思想、言行、习惯和认知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没认真考虑过环境对学生的影响问题，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已经在高考之后，这里暂且不表。总之，当年的我不谙世事，尚不懂多少人情世故，我的全部心思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把自己划到了农村同学那一拨里。不过与偏远住校的农村学生又有点区别，我家在城边住，算半个城里人，我两边都挨着，谁都不招惹。城里同学见多识广、学习基础好，就虚心向高手和“大伽”学习；农村同学重情义、能吃苦，就互帮互助，一起求进步。
对于出身问题，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早在20世纪中后期，档案材料里各式表格有一栏叫家庭出身，每个人都要填，最光荣最愿意填的当然是革命干部或者贫下中农。“出身，出身，穷人的命根。”这个家庭出身随时代发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我读高中那会儿还没有消亡殆尽，上学、工作、找对象好像什么事都要看出身，对家庭出身的敏感根深蒂固。
实际上我对农村出身有自卑感，甚至今天还有。这个自卑不是嫌贫爱富、怕脏怕累，而是痛恨贫穷让我失去很多机会。我甚至把“中考事件”发生归结于这个原因，现在看虽不是很客观，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缘由。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依然是当下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总之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个自卑让我发现贫穷限制了想象，少年的我所有知识经验没出过一直生活的县城，我甚至对梦想不敢奢求，所谓的梦想不过是考一所好点的大学，好像上了大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羡慕城里的同学见多识广、爱好广泛，整天不是讨论热点时政大事，就是结伴玩游戏机、踢足球，而在这之前排球、足球、台球、羽毛球我一个都没触摸过，更不用说游戏机。这让我更加渴望读书，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像天空、大海那样辽阔。
当然也要感谢这个自卑，它让我在青涩的岁月里不迷茫。在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年代里，成绩好是硬道理。我清楚记得我的学号是47号，这个根据中考成绩确定的学号一直用到高三毕业，全班总共50人，每当写下这个学号，教务处卷发老师的教诲就在耳畔响起，一次次提醒我、鞭策我，激起我内心的不羁和倔强，催促我不断向前。
县一中的学习高度紧张，从高一起，除了期中期末考试，每个月进行一次月考，考完后排名、开家长会。这让很多同学头大，跟男人回家要向老婆报告工资的感觉差不多。不过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排斥，在我看来，父母辛辛苦苦供我们上学，总要给他们报告一下“庄稼的收成”。甘蔗没有两头甜。差生这时候就有了心理优势，考好了受表扬，考差了是本来基础差情有可原，至少不会再往后退多少。
也许正是这种阿Q心理，让我放手一搏，我和长林并肩战斗，一起探讨交流提高，成绩开始稳步提升，到高一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排名已经能保持在班前30名以内。我曾跟我的孩子交流，我能考上大学主要靠勤奋和坚持，我的基础比城里孩子差很多，最大的优势是能吃苦，那种知耻后勇的动力一旦被激发是惊人的。
那时候没有“卷”这个词，很多农村同学一入学就开跑，周末和假日也不回家待在学校补习。记得刚入校时，城市同学的成绩远远排在农村同学前面，但过了一阵子农村同学就赶了上来。学习成绩提高增强了心理上的优越，同时也消融了贫穷带来的自卑，使得两拨力量在心理上实现平衡。这种良性竞争，促进了大家学习交流和和谐相处，最终转化为深厚的同窗情谊。这些也是我一辈子要珍惜的。
人这一辈子，要感恩的人很多，但有时遗忘的恰恰是该感恩的。在学生时代，最该感恩的当然是老师，可在做学生时却意识不到，总觉得老师教我们天经地义，是职业职责所系，没必要说多少感恩的话。直到多少年过去，忽然发现与高中以前的老师基本上没有联系，有的甚至连名字都记不起来。
这些忘恩的人包括我。我很愧疚在毕业分手季里，纵情于同学各奔东西的伤感和家人离别的眷恋不舍，却忘了当面向辛勤付出的老师道一声谢谢，到外地上学工作一别几十年，有的再也没有相见，成为一生的憾事。如果可以用文字来忏悔，请允许我在这里真诚地忏悔一次：“对不起，老师，谢谢您！”
那个年代师生情总体上要大于现在，这不是说那个年代师生关系有多好，而是在那个年代，老师的认真负责劲确实有目共睹、令人敬佩。与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学生比，我们平均年纪特别是心理年龄也要大得多，也许更容易动情吧。
县一中的老师是一支优秀的队伍，在他们眼里，学生只有成绩好坏，不看什么身份背景，而对学习好的学生自然偏爱多一点。这让我感到欣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学习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只取决于自己，学不好就怨不得别人了。
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一般任课老师上好自己的课就行，没啥大事；但班主任不行，他们是基层带兵人，所有事情都要管，哪怕一位女生来例假也要操心。所以，在学校里，上年纪的老师很多不愿意当班主任，实在是操不下这个心。
我在高中有两个班主任，那天下午把我领进教室的那个瘦高个子男人，是高一也是我的第一位班主任，姓李，听说刚结婚，看上去年纪不大，除了瘦高就是白。通常学校会安排年轻老师在低年级历练，让能扛把子的老师从高二带到高三，这样既能保证升学率不降，也利于年轻老师成长。这只是一种猜测，我对老师的评价，一看他的教学能力，二看他的师德。
李老师有品德，但不算威严。我很惊讶城里有男同学敢把他的话当耳边风，早上迟到被训话却一犯再犯，该迟到照样迟到，不知道是青春荷尔蒙分泌起了作用，还是身高体型接近成年人胆子肥了。当壮实的小伙站到李老师的跟前，倒显出李老师的几分弱小来。
我也迟到过一次，被李老师批评后再不敢迟到，为了赶时间有时宁愿不吃饭。在我眼里，学习是首要任务，所有影响学习的事情都要努力避免。若在过去农村，迟到根本算不上事，学生无故旷课的也大有人在。我曾几次见过一些男同学把老师气火甚至气跑的。当然，一般是教书时间不长且没有成家的女老师，男老师或者结过婚的女老师处理这档子事显然游刃有余，那时候男生也还不够高大。
迟到这件事让李老师很懊恼，每天早读课他干脆亲自坐到班上值勤，这样迟到“专业户”全部被抓个现形。他把他们留在走廊里，一个接一个训话，瘦白的脸拉得老长。那会我对城里学生每天一大早心急如焚赶车尚没有真切体验，总觉得李老师不够“狠”，镇不住场子。
李老师确实不“狠”，只是反复唠叨，即使有时大声训人，也不动粗。这倒让我对他保持敬重。在农村，“先生”是备受尊重的人，被“请”到学校的家长从来不会认为“先生”有什么错，回家之后免不了要把孩子责罚一顿。“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长辈们也一直这么教诲我。
我对李老师的敬重信任从文理科分班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我的语文、历史成绩不错，但数理化一般，这让我有点迷茫，不知如何选科。父母亲对我学习上的事很少具体过问，他们愁的是交学费，选科全凭我自己做主。我专门听取李老师的意见，他告诉我文科生招得少，选理科上大学保险。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最终成了一名工科男。现在回头看，他的意见很中肯，上大学是一切梦想的前提。
上高二后班主任换成了50多岁的郝老师，他是县一中高中部的扛把子，听说带学生很有一套，经常能把一个差班带成强班。这个强，主要体现在升学率上。郝老师是过来人，经验比李老师丰富得多，对于迟到的学生，只冷眼瞟你一眼，什么也不说，早读结束让你回到座位。在我看来，这实在比反复训话要高明得多，对于快成人的高中生显然要区别对待。
之前郝老师一定带过很多学生，对我们一些不明白的道理，他像一个哲思的智者，经常飘出一两句你想不到的金句来。比如，要我们谦虚淡定，“小鱼浮在水面，大鱼沉在水底”；要我们多吃苦，“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年不努力，到老徒伤悲”；要我们自信从容，“别人难我不为难，别人易我不大意”⋯⋯这些很功利甚至糙一点的话，却让人醍醐灌顶、终身不忘。
我喜欢这样的教育方式。万人过独木桥，学生不仅拼智力，也拼身体、心理、作风，正如行军打仗。听父亲说，家长们对郝老师评价很高，他们觉得还是老一点的老师靠谱，把孩子们交给他放心。
我也一直认为郝老师是个负责任的好老师，他高考前最后几次“训话”让我至今难忘。他反复叮嘱我们要冷静从容、先易后难，对不会做的题不用慌，你难别人也为难，拉不开多少分；对容易做的题要确保100%，这时候不大意就能拉开很多人。感谢郝老师这些“葵花宝典”，高考我成为一匹黑马恐怕多少得益于此。他还把考前注意事项列成单子：防止拉肚子，这几天不要吃西瓜；防止中暑，准备点人丹、清凉油……瞧，郝老师还是个细心的人呢。
我对语文刘老师印象也比较深。据说他是返聘的全国高级教师，梳个大分头，头发从来不乱，戴一副黑框大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那时候我不喜欢跟父亲打交道，但喜欢听刘老师上课。每次听他朗诵课文，像听广播或者电视播音，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优美动听的男声，我躁动的心也跟着平静下来，语文课变成了美妙的享受。现在看来不是语文不好学，不同的授课效果有天壤之别。
刘老师在教学上有一套，对好的文章段落总要求我们动笔记一记，加强积累；教授晦涩难懂的文言古文，选一个经典段落，让我们限时续写。作文课上，给我们梳理各种文体的基本套路，鼓励我们加大课外阅读量，培养文感和词汇积淀。语文成为最受欢迎的一门课。大概是年纪大了，刘老师教了两学期就没再教书了，想不到今天想起来依然美好。
英语梁老师是位中年男教师，戴个细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据说学校专门安排他到我们班加强英语，说对他印象深，不如说对英语课印象深，无关喜欢。加上他性格好像内向，课后很少跟学生互动，见到他我总感到一种压力。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英语让我头大，我不喜欢这门课。我经常在想，一个十几亿人说汉语的国家为啥要学西方一个不到七千万人口国家的语言？看到华人用英语跟中国人交流我就觉得憋屈。
学不好英语也不能全怪我们，在农村直到初中才开始教英语，没有口语听力这一说，而此时高考开始考听力，这让我无语，每次戴上耳机就感到眩晕，说基本靠蒙也差不多。语法也靠强记死背，除了加快脑细胞新陈代谢，找不到一点乐趣。由于英语一直超低空飞行，我心里很着急，总盼着梁老师能让奇迹出现，但直到高考结束，奇迹也没出现，这让我对中国人的英语教学方法产生怀疑，有时我想，如果再遇到梁老师，一定要当面和他交流一次，后来竟还是忘了。
除了主课老师外，还有几位老师印象比较深刻，他们也都是非常好的老师，由于忙于学习，这段缘分一闪而过，现在只能继续欠着。
同学间的情义，最深的还要数大学同学，大家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不容易，都已经成人，说话做事也靠谱得多。相对大学，高中学习任务重、节奏快，同学情义要寡得多，每忆起这一段生活，想起最多的还是学习。是的，学习，高中三年基本上被填鸭式的教育给霸占，除了学习之外好像还是学习。好在大家在一个频道，一起学习，并肩战斗，留下许多美好回忆。
和我走得最近的肯定非长林莫属，初中高中都在一起，同样的身份、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梦想，让我们结下深厚的情谊。长林高中比我早报到几天，也算是我的领路人，我们与两拨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从彼此身上寻找发现自己，像两个亲密无间的战友，不甘心被命运拉开，又重新战斗在了一起。
用战友这个词是准确的，初中时我和长林只是成绩好一些、意气相投，这时候就不一样，共同的大学梦把我们绑到一起，加上我们所在的村子又挨着，上学放学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切磋“武艺”，这时候的友谊就非同寻常。通过长林，我知晓了实实在在“我”的存在，学习目标变得清晰而具体，这种踏实的感觉让我减少了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脚下的路愈加坚实。
每次月考前后，我们分析研判形势，相互启发，相互建议，打一仗进一步。随着年龄学识增长，我们变得无话不谈，信仰、生活、家庭、爱情、人生，每有新见识、新思想，就激励激发彼此。有时下自习晚了，我干脆到长林家过夜，腻了再轮到我家睡几晚，我们经常学到很晚，洗脚上铺后躺着又继续吹，吹着吹着就睡着了。这种情义一辈子就只有长林了。
长林最令我佩服的是目标坚定、行动具体，他对于考什么大学、如何努力、自己的长处短处等都有清醒的认识，总能把时间精力用在刀口上，而不是放在奔赴战场的路上。这个离不开她的姐姐。长林的姐姐叫长梅，我叫她梅姐。上高一时，梅姐刚从县一中考上南师大，家里出个女大学生在农村里不容易，现在弟弟也考上县一中，是个准大学生，村里人好生羡慕，夸长林父母教子有方，孩子争气。
现在回想起来，梅姐当年充当了人生导师角色，在那段踯躅前行的日子里，她成为我和长林最近可学的榜样，每当学习上遇到什么事，我们就向她求助。梅姐把自己踩过的坑和成功的经验全盘托出，让我们受益匪浅。而我们活脱脱两个愣青，很多事情搞不清楚，自从有了人生导师，旅途就顺利多了，学习成绩也稳步提升。
除了自身勤奋努力和导师相助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长林的父亲农民出身，但一直在公家上班，见识较一般农村人要多很多。他能把住年轻人心思，说的话我们能听进去。长林的母亲也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们在前方打仗，她默默地在后方做着保障工作，照顾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自从大女儿考上大学之后，长林的父母对孩子更善解人意、张弛有度，既不放纵又不死板，这让长林得心应手，渐入佳境。
相比长林的父母，我的父母与孩子的距离要远得多。那时父亲正忙于他的加工厂，对我的学习并不是特别关注，偶尔去参加一下家长会，回来啥也不说。母亲对我倒是心疼，生怕我不吃早饭，每天五点半就把早饭做好，盛一碗帮我凉起。每想起这个场景，我就内心感动，我考上大学饱含着母亲的辛劳。总之，他们不过问也不干扰，由着我自由奔跑，这种方式也是挺好的。可怜今天的父母们个个望子成龙，为了孩子总有操不完的心。
同学里还有一些要好的，但像长林对我影响这么大的确是没有。上高中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开启了“无社交”模式。这种自我封闭让人觉得窒息，像一个人独自在海里游泳，不知道距离港湾还有多远。这时候影子的威力就显了出来，提示你激励你奋勇向前。感谢长林相遇相知，把我的高中生活点缀成美好，在一天天的拼搏努力中，我的大学梦越来越近。
每次爱人让我交代她是不是我的初恋，我都回答说是。当还是少年时，我的青春荷尔蒙也在不可遏止飞长，如果说初中对异性是朦朦胧胧的情愫，那么到高中已经长成了小树苗，不过它显然被人为压制，小火花还没燃旺就熄灭了。
时钟回拨到去县一中报到的那个下午，假使我抬头稍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和我一起到六班的其实还有一位女生，留着齐耳的短发，戴着一副深色塑料框眼镜，与白皙的脸形成反差，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看样子从城里来。李老师把她安排坐在了我的前排，情绪不高的我当时竟忽略了她的存在。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敢问她为啥这么晚报到。我害怕她和我一样，我们谁也不愿意再揭这个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问，我们做学生的都懂，如果不是因为某个事情耽搁，这时候来报到的多少有点来头，我不能傻到这个地步。后来听长林说，她是某厂厂长的女儿。果然不是一拨人，我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了我的学习上。
说实话，刚开学这阵子，因中考那个梗我的心情无法平复到可以去留意一位女生，更不用说对她产生什么情愫，实际上我对所有女生都不敢有想法，更不会傻到认为某个女生会对一个成绩平平长相一般的农村娃感兴趣。不多久，同学们发现，我的世界里只有书和卷子。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是感情这东西又何曾以人的意志而蹁跹，即使你是书呆子或者刻意去回避压制它，该来的还是要来。
“苏小山，帮我看看这道题”。有一天，短发女生转身主动和我说话，脸上张开的蒙娜丽莎式迷之微笑，让我有酥酥麻麻的感觉。
她叫梅小艾，学号49号，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从学号看，学习成绩和我不相上下，这倒使我有了抬眼看她的勇气。开学这么长时间，我竟然没好好看她的脸，全是后脑勺和背影。梅小艾其实长得挺耐看，活泼大方，一笑就露出白牙齿和两个小酒窝，除了成绩差点，我挑不出她什么毛病。
而成绩又让我有惺惺相惜的冲动，就当互相帮助吧，我耐心给她讲题。怕自己讲不好，每次老师讲完课，我先自己研究一遍，然后等她来问。开始我以为她刚来压力大，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但熟络之后我发现，她找我更频。这让我感到压力，一方面我的成绩比她强不到哪去，我想安静思考；另外一个原因是每次她眨巴眼睛看我，让我心虚。从小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我和女孩子从没有如此近距离。我承认，两个年纪相仿的少男少女抗不住日久生情。
后来梅小艾再找我讨论题目，我只顾低头讲解，不看她的大眼睛。等她一转身，我在后座偷偷瞄她的背影，有时竟走了神。不过她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依旧说着笑着找我讨论问题。我喜欢这种青涩带甜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一块橡皮，我们肯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这是一块调皮的橡皮。有一天，梅小艾转头冲我一笑，神情有点诡异，我以为她又要讨论题目，准备好纸张等着，她却把头转了回去，抬手扔过来一块橡皮。这是干什么？还没来得及问，我就看见了橡皮上一行小字“我喜欢你”。我的小心思好像被戳破，脸上瞬间滚烫，第一次被一个女生如此表白，我有点措手不及，手里攥着的橡皮变成了一块烙铁，不，是手雷。我不知道如何处理，甚至侥幸想这或许就是她的一个玩笑，除了藏下这块橡皮，不敢再有任何轻举妄动。
实际上除了笨以外，还有一个不愿承认的原因是害怕，我担心任其发展下去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在农村初中，我见过因早恋毁掉前程的“惨案”，对此心有余悸，“中考事件”的梗让我无法放飞自我，一切影响上大学的事都得让路。
我想把这份感情珍藏起来，等到高中毕业最好是接到大学通知书再向她表白，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甚至表白的话都想好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接下来剧情并没按我的脚本发展，她不再找我探讨问题。没过多久，李老师重新调整座位，把我和梅小艾隔开老远，这段情感竟无声地断了，好像没发生一样。我有点难过，这种美好的感觉让我迷恋却又没勇气打破平静，只好用疯狂学习来忘记。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想这件事，直到上高二总算彻底放下。
我发现，梅小艾开始和班里和另一位男生打得火热。那位男生长得很帅，听说父亲是县政府机关一位干部，成绩倒一般，两人算是门当户对。我恨她的“始乱终弃”，那个下午，我的心里下起滂沱大雨，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要狠心忘掉这个女生，从此好好读书。那天我扔掉了那块橡皮。
后来他们也分手了，但扔掉的橡皮不想再捡，高考越来越近，我全身心投入到迎考中，直到毕业。
上了高三，少年时光就剩最后的尾巴了。这时教学课程全部结束，唯一的任务就是复习迎考。一年的时光箭一样飞逝，短暂到几乎没有记忆，我的脑海里总有一幅挥不去的场景：在一张张双人课桌上，一堆堆一尺多高的试题资料，像一座小山一样堆在跟前。这是我们的战场也是青春的殇。
回顾整个高中阶段，实际上就是一场以高考为主轴的大戏，从学习到复习，从练习到实战，把无数少年的青春之火撩拨到最旺，之后戛然而止，为少年时代画上句号。人生因为这场战斗而改变，青春因为这场大戏而飞扬。
多年以后，回头再看这场刻骨铭心的大戏，我却要为它叫好。我甚至觉得不经历高考的人生是不完美的。这个阶段紧张忙碌没有任何乖张，它讲求战略策略，讲究科学方法，并且秩序井然。而指挥这场战斗、以郝老师为代表的老师们不知道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这里我还想对他们再说一声谢谢。
从这个角度看，高考不光检验学生的知识能力，也考核学校和老师团队的综合实力。高三的复习显然不是简单的温习。第一轮复习系统性回炉，不管过去懂与不懂、会与不会，把全部的知识点捋一遍，把所有人都关照到。第二轮复习更偏向实战，专攻重点难点，前一天做题，第二天讲题。到最后一两个月，复习变被动为主动，由个人查漏补缺、自由发挥，之后就是万事俱备只等考试了。
这种有计划有策略的系统性多轮次复习值得肯定。作为学生，倒不需要明机究里，跟着向前走，等到两轮半的复习走完，能开窍的自然开窍，开不了窍的只好听命了。
为提高实战能力，我和长林还拼命刷题。除了学校安排的各地名校的复习卷，我们到书店买了许多真题，效果明显。当然并不需要固守这些方法，每个人有自己的套路，对于学霸更不会按常理出牌，成功有时恰是不可复制。
在高考之前，实际上还有三次摸底考试，它们虽不是生死之战，却是大战前的最后实战。我一直觉得设计摸底考试的老师是位高人，三次摸底考试由难到易，题型题量与高考几乎一样，像实战演习，三次考下来，每个人对自己估摸得八九不离十，战斗信心极大增强。到高考前一个多月，学校不再安排任何考试，让大家从高强度的复习状态逐步过渡到轻装上阵的备考状态。这时候信心比黄金重要。幸运的是，通过两年多努力，我的成绩已稳定在班级前20名以内。
真正的战斗并不复杂，三天五门考试一晃而过，顺顺利利，一点不卡壳，这种感觉让我很舒爽，完全不同于中考的焦躁不安，虽然不知道考试成绩，但已经胸有成竹。现在看来有条经验要牢记：尽可能打有准备之仗，成功或许属于任何人，但最可能属于有准备的人。
当时苏北实行先填志愿制，高考结束大家就各自回家等着放榜。一场久长的离别马上来临，伤感的情绪开始在校园里弥漫。
不知道现在孩子如何告别，那时候简单而朴实，只一本纪念册，大家留下青春合影和最诚挚的祝福，关系要好的相互再赠送一些纪念品。同学间聚餐吃喝的很少，我也没参加过，由于不在一地居住，分散后就各奔东西了。我确实是个寡情的人，除了走访几位好同学和长辈亲戚外就没什么走动，甚至连梅小艾也没打招呼。
八月中旬分数就出来了，长林比我先查到了分数，他考得不错，最后被北方一所学校录取。我重新估了一下自己的分数，赶紧找郝老师询分。郝老师脸上堆满微笑，对我说：“你小子，考得不错，是匹黑马，不赖！”他边说边向我伸出一个大拇指。
这次我没心虚，我知道“中考事件”不会重演，努力从来没有白费。我的高考成绩比长林稍低点，长林全班第一，我第二。那一刻，郝老师一定看到了我眼里噙着的泪花，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在他面前流泪。不过他不知道，我的泪水里有三年前“中考事件”落下的盐分。
后记：少年不惧岁月。每个人一生中或许都会遇到几次“中考事件”，无论岁月短长，我们都要成长，跌跌撞撞前行，而后刻骨铭心坚强。很庆幸，在少年时代，很多人选择了与读书同行，它让我们心中有书、脚下有路。假如你正是少年，那么努力读书吧！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不好好读书，你不后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