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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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在阳光下幸福生活时，总有一些人在承受痛苦，幸福在明处，痛苦在暗处。
---题记
一
蔡兵兵的家，在距离陈集镇区最远的一个村庄。门前有座客商承包的螃蟹塘，二三百亩，碧波荡漾，但在冬天，使人感觉寒冷。
他躺在小屋床上，不能动弹。旧的一年，他经历病情加重，就这样在床上撑了过来。
再过几天，就是新年2021年元旦，如果没有这场劫难，他应该还在苏州。平安夜，他会和女友，现在应该是老婆，在喧嚣的人群中，听寒山寺的钟声。
确诊小脑萎缩后，这一切戛然而止，他将自己封闭在七八平方的小屋里，不能出去，也不想出去，整日面对四壁，见得最多的是母亲，对主动上门的来访者，有时会坚持坐起来，勉强交流几句。
“他只是因为这个病，身体失去平衡能力，言语功能受了影响，其实智力正常。”他母亲说。
来访者很少，陌生人更少，基本都是残联方面的工作人员。今年初，因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阜宁县残联接二连三有人过来，开了窗户，添了助行器、洗澡椅、防滑垫、扶手等设施。
窗户本不在改造之列，有次入户交流，县残联马丽科长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说希望墙上有扇窗户，她们当即满足，并安装了滑轮窗帘。
“他心里很复杂，没法表达，每次来访者走后，都会发呆半天。”母亲这样说的时候，自己也会流泪。她哭的时候，小女儿就躲在房间哭。
一个人的时候，蔡兵兵就躺在床上玩手机，他喜欢刷快手，或者戴着耳机听小说。微信里有些好友，但基本无交流，发过来的信息有一百多条显示为未读。
二
2016年2月，蔡兵兵24岁，在此之前，他的生活和一个农村青年相似，读书、打工、服役、退伍、接着打工，生活基本上按部就班。两年特种兵生涯，是他引以为傲的一段热血青春。
与其他在社会上混迹几年，就开始走向现实的青年相比，他明显要内敛得多，母亲说这是父亲早逝对他的影响。
他四个月时，父亲在上海务工，从工地上摔下来。工友说，他本不该死，脚手架只有两米多一点，跌落后，看上去也并没有伤筋动骨，自己撑着在工棚里睡到天黑，被人发现时，已经停止呼息。
一岁多，继父走进母子俩的生活，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人善良，给了他差不多完整的父爱。这使他的童年，少年一直沿着正轨行走，虽然内向，但懂事、孝顺。
父母在农田里忙活时，他会在家里帮着刷锅、洗碗，照看妹妹。兄妹感情很好，虽是同母异父，但没有隔阂。妹妹现在县城读职校，每个周末都要回家探望哥哥。
他爱追星，也有虚荣，羡慕别人的好生活。在大刘初中读书时，学校有二十多里路，每月回家一趟。有次到家，对母亲说，有同学穿了乔丹的运动服和鞋子，嚷着也要买。
母亲买不起，就和他讲家庭的困难，他听后抱着母亲哭，说不该让母亲伤心，以后再也不要了，一定认真学习，将来好好孝顺母亲，还有继父。
他发脾气时，也很任性。退伍后，身边几无积蓄，一部旧手机网速太卡，他想买部新的，母亲没答应，冲动之下，将旧手机摔得四分五裂。母亲买了新的，他又后悔不已，向母亲道歉。
在苏州打工时，他谈了女朋友，也是老乡。春节前，打电话给母亲，请她将老房子二楼收拾一下。女友很萌，过来时自己买了两只泰迪熊，一大一小，她说大的代表他，小的代表她。
她见了他母亲，一口一个“阿姨”，叫的十分亲热，也不在乎他家的老房子，说以后还是要到外地打拼，会在苏南买房子，如果有条件，还要将叔叔阿姨接到苏南住。
女友的这个宏大愿景，蔡兵兵自己倒没想过。他的印象里，他们这个家庭只是在维持生活，没有多少梦想的余地。但因为她，他开始很拼的工作存钱。
三
劫难发生在2016年2月之后。
他开始隐隐感觉腿脚有些不听使唤，去诊所看了一下，没有问题。又到县市医院门诊，也没找出病因。当时还有点侥幸，以为只是神经性问题，过段时间就会自然好转，然后去将驾驶证考到手。
病情没有好转，相反开始越来越严重。2017年2月，有了明显症状，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甚至跌倒过几次。一家人紧张起来，去了上海解放军医院，诊断的结果：小脑性共济失调？
小脑性共济失调，俗称小脑萎缩，但医院诊断的结论并不是句号，而是问号，也就是说，医院并没完全确诊，只是建议他们去做基因检测，并告知这种疾病具有遗传性。
他没去做基因检测，但全家都知道了结果，家族里有两个这样的病例，他和他们的症状完全相同。这种疾病目前无法治愈，只能终生瘫痪在床，极易引起其他并发症，危及生命。
犹如五雷轰顶，离开上海返回阜宁，他在车上用头撞击车窗，几欲跳车，母亲抱住他，答应养他一辈子。那次，母亲没有哭，其实她心里更苦，22岁丈夫意外去世，46岁独子确诊小脑萎缩。
回家后，他删掉所有的通讯录，电话簿、微信、QQ，全部清空，女友的联系方式也都拉黑，她过来探望，他关起门拒绝相见，也不见任何人。
他和女友的房间还保持着几年前的样子，两只泰迪熊蜷缩在床头。他只愿住在一楼的小屋，整天关着门，躺在床上。用耳机听网络小说，累了就睡一会儿，耳机有时摘下，有时就挂在耳朵上。
几个盐城籍战友辗转知道他的消息，来看过几次，每次都会带上几条烟。他以前抽烟，有烟瘾，现在行动不便，点一根烟要花上半天，母亲看见会批评他，但过段时间又会悄悄的抽。
除了县、镇残联工作人员，几乎没有陌生访客，来得次数多了，渐渐都成了熟人，正是如此，他才肯讲出开窗的愿望。他们每次帮助后，他也会笑，尽管表情僵硬，但那就是他的谢意。
分别时，我们问他还有什么愿望，他说，想要活下去。
母亲在旁边解释，他就是想要像个正常人那样，自己吃饭，自己去卫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