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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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太卑鄙得偏爱自己的人，才能无耻地写自己的事情。
这是杜斯托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并没有读过他的书，知道他的名字也完全是因为我在别人的文章里看到的这句话。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找来他的书读一读，看他是如何在创作中回避掉自己的影子，但是一直没有做到，都是因为懒惰。
后来有很多年，我拿着他的这句话评判握在手中的书时，我总会把内容里能反映出作者影子的书弃置为破履。因为按照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理论，只知道写自己的作者一定是个卑鄙无耻的人。所以我从不看三毛之流作者的书，任凭她的书是如何旋风一般地席卷过大地，眯住了多少读者的眼，但我从不摸不看。我只是从读过她的书的朋友的嘴里得知，她亦怨亦叹地写出的厚厚的东西都是她的个人经历和感悟。一直到她死去多年之后，我感到我真不应该和一个死掉的人计较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把她原谅了。
可是用这个尺度去衡量一本本书时，我发觉可读的东西就很少。其实，我知道这种尺度是违背一些基本创作理论的，比如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比如说艺术来自于生活，再比如艺术真实大于生活真实。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在游荡。我挣过很多钱，但是都随着我的足迹撒在了路上。这种生活持续了将近五年。五年之后，我认为我的人生感悟已经积淀到了足够的厚度，它如果正确地发挥和释放，它足以能成全我成为一个作家或者哲学家，于是我尝试着写了一篇小说。我发觉我用“他”这一人称叙事时是那样地生涩艰难，然而用“我”的时候又是非常流畅自然。虽然做过刻意的润色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他”已是“我”的影像，通篇读去，几乎全是自己的形象和思想。我就想，看来用文字堆砌故事的方法，基本上是需要用自己的感情去粘合的。从这种感悟来讲，杜斯托耶夫斯基的话几乎就是句屁话。直到那时，我才彻底理解了三毛诸人。
人到一定的年龄，常常会沉浸在逝去岁月的回味之中。当然，这种回味、咀嚼、梳理需要一定的方法，方法得当，那便产生了文学、哲学，就能够以文字的形式把思想艺术化，然后影响别人。
人生可以是一团糟粕，但它能起到劝世喻世的作用；也可以是一团锦绣，它可以美化和教化别人使之学习和借鉴。总之糟粕锦绣皆可成文，重要在于技巧的掌握。一般要先定下框架，然后才细致涂色，顺应着感情流势，在遣词造句方面再下得功夫，可能就会成就一篇美文。
琢磨透这个道理以后，我自觉高大了许多，对于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们也不再仰视。我知道他们也只不过是能够熟练地运用一种方法而已。
其实我所领悟的这种创作方法，在几年前就被我的一个朋友提出了，他和我的表述不太一样，但意思基本是相同的，他用了两个粗俗的字节概括了他的创作方法：“胡对”。
“对”是个万能动词，是方言，念平声调，在这里可以替换成“写”。他说，尽管写，只要你有思想，天马行空、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毬呀鸟呀的词汇你尽管用！就那么写！他还说他研究过现在的文坛，像他提倡的这种写法还是当下最为流行的。
他就是那样去写的，但他始终没有把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他是个非常散漫的人，写作也完全是由着兴致，没有去图谋名利。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打开一只箱子让我看，里面竟全是他写成的文稿。他说当今文人的通病是：写而优则仕、则商。仕商之后转为不写，写也写不出来了。真正的文人啊！生前寂寞，死后荣耀，这是命运。他说将会把文稿留给他的子女，焉知不是留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拿起他的文稿来读，才知道他用“胡对”这种理论作为指导而写出的东西还真值得铅印。他的文章的立意也像他的用词一样自由洒脱，透露着大胆明快，人物性格都桀骜不驯，行为古怪张扬、匪夷所思。
我承认我受到了他的影响，最近以来，我不但源源不断地卑鄙地写着自己，而且在遣词造句、取材立意方面也无不肆意地张扬着卑鄙。也可以说：我就是在“胡对”。
我的那位朋友，他对我的影响还不止这种创作理论。我其实非常崇拜他，我认为在他死后，他即使不被誉为作家也会被称为哲学家。在他的文稿之中，就有哲学的内容。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天天都无所事事，每天出门总保持着一种架势，右手拿一本书，左臂弯里则夹着一副象棋，这样遇着相熟的棋友时，总要拉住杀上一盘。他天资聪慧，十几岁时就拿过地市级冠军，会下盲棋。他讲究的棋道是：不能轻易杀败对手，要让对手在痛苦中输掉。所以对于一般的对手，他从不失先手，也不急于取胜，他会牵住人家的鼻子，让人家痛苦挣扎，最后就在长久的挣扎中窒息。所以他后来竟很难再找到棋友了，臂弯里夹着的棋具，也总是成为累赘。没有人和他下棋的时候他就看书，或者就钻进赌场里搓牌，有好多人规劝过他，让他珍惜家庭、珍惜工作。他对规劝他的人就说，他现在才三十岁，离六十岁还有三十个的年头，三十年里，又有好多个五年，他只要在其中的某个五年里逢到了机遇，或许就能够挣到足够的养老钱 。
他就是那样一直散漫地等着机遇的来临。
按他所说，人生都可以划分为若干个五年。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五年的生活片段，也完全能够构成一个文章的素材。比如我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五年，或许就值得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