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里人看病,一般都找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农村医生的称呼。农民下地干活,经常要赤脚。顾名思义,所谓赤脚医生,就是半农半医、亦农亦医之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他们行医的本领,或是缘于医学家传,或是参加过集中培训,当然,也有自学成才者。
其时,我们村里有两位赤脚医生。一位姓周,一位姓杨,一位擅长西医,一位擅长中医,一位培训上岗,一位师承家传。不过,村人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喜欢找周医生。为啥?因为西医疗效快,不费神,更不用捏着鼻子灌那苦兮兮的黑色汤水。
那时的农村,医生我们不喊医生,而叫成“老师”。在文化匮乏的乡野里,大家觉得育人和救命都是有学问的人做的事,都应该尊称为“老师”。
周老师这个赤脚医生,五短身材,头发花白,眉慈目善。他家里有一座五连间大青瓦房连着一间偏房。偏房就是他的诊室加药房。房后是一根高地坎,坎上是一片地,地里坎边都栽着桑树。除了行医,周老师家里和普通农家一样,种着田地,也饲弄蚕桑。平时,他和一般农民一样耕作,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病人上门看病时,经常要去田地里喊他。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丢下手中的农具,急匆匆和病人或家属往家里赶。遇上插秧时节,回到家的他,那双粗实泥腿经常半截裤子高挽,腿上淌着水,有时腿弯处还糊着不少黄泥呢。
救人如救火,治病就是救命。
回到家里,周老师洗净手打开药房的门,一股浓重的药味迎面扑来。周老师先用那只粗糙的右手在病人额头摸一会儿。如果感觉病人在发烧,他会拿出一支水银温度计在空中上下甩两下,让病人夹在腋下考体温。然后,他坐在诊桌前,拿出一个褐色的诊脉袋,让坐在对面的病人把手平放上面,他闭上眼睛给你“评脉”。“评”完一只手再换另一只手,边“评”边询问病人的情况。接着,他再挂上听诊器,走到病人面前,把那个圆圆亮亮的铁疙瘩(听诊器)挨在你胸口听听你的心跳。最后,他会让病人伸出舌头看一下舌苔情况。如果病人没有发烧,他给你配几道西药让你回家边吃边观察;如果发烧了,对不起,就要打针了。一般都要打青霉素。
对于打针,大人不怕什么,可小孩子最怕了。但小孩子不装病,被父母背着去找周老师看病的,大部分都要打针。这个时候,他们总是小声哀求父母:“爸爸(妈妈),可不可以不打针?”
“不打针病怎么好?”父母唬着脸。
“我轻一点,不痛的。”周老师慈祥地一笑。他熟练地从一个银色盒子里拿出一根经过煮沸消毒的针管,再从另一个盒子里取一个经过煮沸消毒的针头安上。然后拿出一瓶针剂水,用一铁镊子“哐啷”一声敲掉它的上半截,用针头把针剂水吸进针管,再注入另一瓶准备好的青霉素药瓶中,摇匀,最后再抽进针管。
“好了。”周老师拿着又长又尖的大针头笑眯眯地站在你面前。
“周老师,您轻一点,您轻一点……”小孩子可怜巴巴地恳求着,嗫嚅着,然后无可奈何地趴在父亲(或母亲)的腿上。屁股上的裤子被扒下后,臀部感觉一阵凉幽幽的,那是周老师在用棉签为你擦一种褐黄色的消毒水。接着,“啪”的一下,大针头被周老师精准扎进了屁股上的皮肉。随着药水的缓缓注入,疼痛阵阵袭来,眼里泪花闪闪,嘴里小声呻吟。咬紧牙忍着。终于,一针挨完了,周老师一手迅捷地抽出针头,另一只手又麻利地把棉签按在抽出针头的地方……
有时病得严重,针要连续打上几天。上午一针,下午一针。左边屁股打痛了,再来右边。有时针打多了,屁股痛得走路都左摇右摆,父母晚上就会用热帕子来帮我们敷一下。
打针,简直成了我们小时候的梦魇。所以,一提起周老师,每一个小孩心里都怵怵的。有的孩子既怕打针又恨药。这时候,周老师就成了父母让孩子吃药的杀手锏:“吃不吃?不吃药就背你去周老师那儿打几针!”
得,再苦的药也吞得下去了。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小孩子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三两天,病好了,又活蹦乱跳了。
孩子长到十来岁,抵抗力强了,小病吃个药就好了,就很少打针了。那段梦魇时期也就结束了。
周老师也出诊。
如果哪家人生病下不了床,病人家属就会去接他到家里看病。
医者仁心。每次别人一找,周老师总是急急匆匆地从田间地头赶回来,挎上那个特配的棕色诊箱就随家属出发。诊箱里随时装有他备好的外出急诊必备的器具和药品:肌肉注射的金属针盒、听诊器、常用的药片和针剂等。于是,那双才从土里拔起的泥腿,又开始奔跑在另一条路上;五短的身材,花白的头发,在一条条田间小路中隐现。但印象里最深刻的,是周老师诊箱正面一个白圈里的那个红色“十”号。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是医生的标志,那是病人的希望……
周老师是我们一家的包治医生,父母,姐姐和我,姐夫和老公,侄女和儿子,都挨过他的针,吃过他的药,受过他的照拂。每次去看病,他总能药到病除、针到痛去,用我父亲的话说,是受他“牵”。附近十里八村的乡邻,都找周老师看过病,都喜欢找周老师看病。其实,主要原因,一是周老师虽是个赤脚医生,但医术还算高超;二是他对村里人的病况比较了解,态度也很和蔼。
当赤脚医生几十年,周老师也走遍了附近的十里八村。
大家都说周老师是西医,我也一直如此认为。可长大后,回忆周老师给村人看病的过程,却泛起一丝迷糊。他看病开西药,管打针,但也讲究望、闻、问、切,这到底是西医呢,还是中医?或者说是“中西合璧”?
周老师医行得好,庄稼种得好,家里的蚕也养得不错,得病少不说,还茧白个大,是村里的佼佼者。
六十多岁的周老师身体是那样健朗。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是一年秋天的一个黄昏。残阳如血,笼罩着乡村的田野和山丘。晚秋蚕个个肥肥硕硕,又到了吃猛叶的时候。周老师像往常一样背上大稀眼背篼去家后面高地坎上摘桑叶。可不幸一脚踏空,从坎上摔了下来。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但抢救无效。
从此,他却再也没有睁开过那双慈祥的眼睛。
从此,村里便少了一位中西合璧的“老师”。
从此,家里人看病也只能另觅良医,可父亲总是抱怨效果不太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赤脚医生”这一职业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消失在了历史的潮流中。光阴荏苒,似水年华。我也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买房进了城。时光已走远,但可亲可爱的故乡还在,浓浓郁郁的乡情还在。每次回乡,每次进医院,抬眸之间,小时候那段看病打针的岁月,周老师的音容笑貌,他诊箱上那个醒目的白底红“十”号,都会没来由地浮现在眼前,因为那幕幕场景深深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村里有位赤脚医——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