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维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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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什么文化，只读过村小三年级，因家里弟兄姐妹多而回家看牛，仅认得几个简单的字。关于她认字的事，曾留下几个“笑话”，典型的有两个。我上小学时，有次从大队部带回一张报纸，那时每份报纸的报眼位置都印有伟大领袖语录，这张报纸的语录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回家后我把报纸随手放在了火铺小包墩（方言，用圆木柱截短做的坐凳）上，晚上吃饭前，母亲摆动包墩，看了一眼报纸说，“贫亏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赶紧说，不是“贫亏”是“贪污”。有贪污了国家才贫亏，母亲顺着话意思说话。十年前，父亲去怀化一医院住院，我开车从寨里接她去医院，高速路过芷江时，她问我，正江是哪里？我反问，哪里有个正江？她指了指路边的牌子，那不是“正江”？那是“芷江”，是“芷”字不是“正”字，我说。
但母亲做农活却是把好手，从我记事起，似乎没见她真正休息过，以前在生产队出工，回家后，又忙自留地园圃里的事，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更是激发了她的劳动热情，栽秧打谷，砍柴割草，喂猪放牛，就是坐在火铺上烤火，手头也不停歇，纳鞋底，做麻亮（方言，指针线活），怕只有睡觉，才得以休息。母亲勤劳，乐观，在困难年代，总认为通过自己的苦爬苦撑，会把我们家庭搞红火起来的。这种勤劳上进的心态，在潜移默化中感染了我，成为我读书的毅力，工作中的动力。但母亲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她在我读书和工作后数次跟我讲的一个小故事。
那应该是1970年代初期的事，一个热天，扶罗街上供销社还是个什么单位，有个四十多岁女的，来到了云溪侗寨，家家户户上门去找人给她出证明，一段时间来，她从某家买了多少瓜果蔬菜，付了多少钱，凭回忆写在纸上，请群众给她签字认可。有的群众记得起的，就签字，有的时间久了记不清了，就没有签字。她急得不得了，讲那怎么办哟，我又没有贪污伙食费，都是用在了食堂上。原来这女的管单位食堂，平时没怎么记账，单位要清她的账时，她才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去找人作证。我在读书时，母亲讲这个故事，意在告诉我们兄妹，平时做事要认真，要作好记录，不然没有凭据证明自己。我们参加工作后，母亲又讲这个故事，意在告诉我们，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我们不能有非分之想，公家的钱和财物，贪污不得，拿了公家的钱物，终究是要退出来的。
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母亲说的这个故事，有时我也问母亲，晓得当年那女的账搞清楚了不，那女的没受什么处分吧，母亲说不晓得，从那以后也没见到那女的了。1980年代初在新晃一中上高一时，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写日记，自那以后，我养成了写日记习惯，至今已40余年，现在去翻以前的日记，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什么，清清楚楚的。参加工作后，先后换了六个单位，不论是作为一般干部还是科级干部，都坚持认真对待工作，工作笔记本分大本子和细本子两种，大本子又宽又厚，记录本职业务工作，主要是会议研究事项，细本子才一个香烟盒那么大，放公文包里，随时记录去县里参加的各种会议内容，与本职工作隔得远的，略记，隔得近的，详记。现在要查某个问题的研究过程，一翻笔记本，细节全部浮现出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这个理。工作中，我时刻警醒自己，用清廉规矩要求自己，坚持大事民主决策，小事讲究原则，自觉做到不贪不占。二十年前，我从某乡党委书记任上调进城工作，乡财政所账上的钱一分不动，不因人走而突击花钱，听说有的乡镇是把钱都花光了的，留个空巴篓给继任者。有人讲我老实，不晓得用钱。为人还是老实些好，才过得旧（方言，指经得起检验）。这方面，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我们了，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正因为这样，多年来，我所主政的单位多次被评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我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单位也没有因违反廉洁从政规定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和事，县委巡察时，对单位廉洁从政和我个人廉洁自律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