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大地的胸怀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言：“文以气为主。”那么，赵树理文学作品中的“气”是什么呢？我认为：一是生活之气，二是生机之气，三是生命之气。

一、赵树理作品中的生活之气

赵树理“到群众中长期落户在工作中认识人”，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描写了晋东南人民上世纪30 年代至60 年代鲜活的、真实的生活。30 年代的《有个人》，40 年代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50年代的《三里湾》《“锻炼锻炼”》，60 年代的《十里店》等等，这些作品充满了风土人情、乡村气息，既是晋东南文学史上的优秀代表之作，又是研究晋东南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史诗力作。

赵树理下乡，与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下乡不同，他是把自己作为群众中的一员，生活的主人，以妈妈的角色走进各家各户，孩子哭了要管，孩子尿了也要管。他在《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一文中讲：“我常把我的做法叫做和群众‘共事’——即共同完成一样的事。现在有了‘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说法，要比说‘共事’完全得多了。不和群众在一块做事，群众没有义务向我们报告生活情况；要和群众在一块做事，自己就变成了群众生活中一个成员，重要的情况，想不知道也不行。”

同时，“赵树理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并不止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感情的投入，他更是一个农民命运的思考者，农村社会理想的探索者与改造农村的实践者。”赵树理写农民，语言里不仅饱含着农民的真实生活，而且浸透了农民的心理世界。正如他在1955 年所著《我在创作中的一点体会》中讲：“和劳动人民接触越少的作者，好像缸子里养的金鱼，不论鱼缸如何美丽，和劳动人民之海比起来是比不得的，所以表现在作品中的，没的鱼缸以外的天地。”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赵树理父亲的缩影，《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是赵树理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他的朋友，至于三仙姑，赵树理的故里尉迟村有这样的人，别的村里也有这样的人。赵树理笔下的农民，都是他所熟知的农民，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农民，都是生活中真实的农民。因此，他的作品里既有金鱼，又有鱼缸以外的天地。读者读来，语言上一点不矫揉造作，一点不扭扭捏捏，人物形象更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仿佛就是自己身边的张婶李嫂，有种天然的亲切感。

二、赵树理作品中的生机之气

生机之气是生命的活力，是生存的希望，是美好的愿望。犹如春天的小草，朝气蓬勃，犹如夏天的麦浪，清香浪漫；犹如秋天的田野，金黄灿烂。

中华民族是一个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天灾人祸，从未退缩、从未失去信念和希望。精卫衔西山的石头和草木能填东海，愚公子子孙孙能移太行、王屋二山，女娲不辞辛劳炼五彩石能补天。这些美丽的传说，不是中华民族的愚昧，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正是拥有这种战胜一切的伟大精神，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与自立自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朴素的诗句、谚语里也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自信和豪迈。不管生活中有多少不幸，我们总是充满希冀地奋斗着。

中华民族这种乐观与自信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诸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即便生时不幸，死后也会化为鸳鸯，抬起头来相对鸣叫；《感天动地窦娥冤》，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最终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得到惩治。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要给予人希望和力量，而不是绝望和末路。

赵树理的作品也一样，《李有才板话》《福贵》《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等，均是大团圆的结局，让人充满了希望。即便《小二黑结婚》的原型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也不能把小二黑写死，而是要让小二黑和小芹结婚，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假如赵树理把小二黑写死了，也不可能诞生经典文学作品《小二黑结婚》。

1958年9月，赵树理在一次曲艺座谈会上发言：“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

应用大团圆的结局，赵树理在赋予其文学作品“政治上起作用”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文学作品无限生机和活力，被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三、赵树理作品中的生命之气

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表现作者心灵世界的艺术。赵树理写农民，不是站在山脚下去仰视农民，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某些作家一样羡慕农民自由自在的田野生活，也不是站到山顶上去俯瞰农民，不是像某些作家一样鞭挞农民的愚昧和落后，而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与农民对话交流、谈天说地。因此，他笔下的农民不瘸不拐，都是一个个正常人。

封建迷信的二诸葛、装神弄鬼的三仙姑、胡搅蛮缠的常有理、自私自利的小腿疼、爱占小便宜的吃不饱，即便是这些反面典型，也让人不厌恶不痛恨，反而有种可爱般的亲切感，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情趣。

1963 年，赵树理与参加湖南省第3 次文代会的部分戏剧界代表、花鼓戏《三里湾》主要演员座谈时讲：“戏里把能不够写成能干婆。这个人物在外观上有城市里旧式的房东太太、妓院里鸨母那么个派头，丑化是不是多了一些？我在《小二黑结婚》里写过一个三仙姑，这个人用我们的家乡话来说是有点妖魔，但她不刁。能干婆一类的人是刁，在农村叫刁人，但她并不妖。三仙姑妖而不刁，能不够刁而不妖，我们掌握她应该刁一点，不要演得太妖了。比方她嗑瓜子那个风度，流氓习气就多了一些。这个人还是要把妖气去掉一些好，让她与三仙姑有个分工。同时她是党员的老婆，以后还得改造，还是一家人，不要太弄得不好看。”可见，赵树理没有一棒子把人打死的创作习惯，其笔下的农民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都是团结和改造的对象，也都是可以改正和提高的健全人。

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远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赵树理的作品，是发光发亮的，是给人力量的，是指引人走向光明的。在他的作品里，每一个农民的生命都是旺盛的、蓬勃的，都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的。

赵树理常把自己戏称之为“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无保留地向上反映。在县地两级因征购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他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他又站在农民方面。在地县两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他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他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1959 年，赵树理担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有一次，县里召开核对产量会议上，他不请自往，主动自由发言，公然叫板县里的领导：数字不是核上的，而是捏上的，捏来捏去，干部提拔上去了，最后还是把社员捏翻了。

赵树理是一位知识分子中的农民，也是一位农民中的知识分子，他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他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生活，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作了诸多经典文学作品，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经典文学人物形象。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属于赵树理的时代已经过去，属于我们的时代五彩缤纷。习近平总书记讲：“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理应具有赵树理先生那种贴近大地的胸怀，抒写我们火热的时代，抒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学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