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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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和赵树理先生，都是我国乡土文学书写的大文豪。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书写目的不同，笔下的乡土气息也迥然不同。鲁迅先生笔下的乡土气息是灰暗的、萧条荒凉的、死气沉沉的；赵树理先生笔下的乡土气息是明朗的、欢畅淋漓的、生机勃勃的。
一、书写的色彩不同
鲁迅先生，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小时候享受着少爷的特殊优待，他童年时期对乡土的认识是明快的、烂漫的，充满了甜蜜的回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描写下雪天捕鸟的乐趣、读书时画成《荡寇志》和《西游记》绣像的自豪感；《故乡》里对十一二岁的少年闰土几近崇拜式的描写，无不表现出这一特质。尤其是对少年闰土的描写，正好说明他不懂得贫困农民家庭子女的辛酸，他眼里的少年闰土的勇敢，更是贫困子女无奈的少年担当。鲁迅不仅在自己家里如此，后来到了祖母家也是如此。《社戏》里有一段描写，双喜偷了六一公公的豆，被六一公公问起时，他说是请鲁迅的客。鲁迅说豆很好吃。六一公公不仅没有责备他们，反而非常感激：“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说明鲁迅的祖母家在当地也是有势力的，否则双喜也不会拿他出来当挡箭牌。少年的鲁迅，所认识的农村和农民的苦，是潜意识的！
赵树理先生，出生在一个贫下中农家庭，小时候饱受大同学欺侮，他童年时期对乡土的认识虽然也有烂漫和甜蜜，但是整个色调是灰暗的。《悔》里对陈锦文的描写，被学校开除后，下雪天站在门外不敢进家；《福贵》里对少年福贵的描写，十二三岁就学得锄苗，十六七岁做手头活就能抵住一个大人。《灵泉洞》里对金虎的描写，金虎因为接了地主家孩子两拳头，教书先生不分青红皂白就骂金虎是野蛮东西，金虎气不过，扭死不在上学。被学校开除、从小学得一手农活、因受欺侮不再上学。这些都是赵树理人生的真实写照。少年的赵树理，所认识的农村和农民的苦，是他切身经历、非常深刻的！
鲁迅先生别了二十余年，回《故乡》，对故乡的认识从明快跌落昏暗。“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闰土、杨二嫂、邻里，都是些喜欢讨小便宜和顺手牵羊的愚昧的农民。
赵树理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八年未回家，谈起《土改后的故乡》，对故乡的认识从灰暗转为明亮。1946年夏天回故乡时，“那一年麦子特别丰收，打麦场不够用”；1949年春节回故乡时，“不只是有了新席子，席子上又铺了羊毛毯，裤子褥子虽是粗布的，却都很新。”“土地改革以来我的故乡，再不是我从前非常熟悉的那个穷相了：人也变年青了，黑房子也变亮了，打下粮食不用先卖了，该卖给卖不出去也不着急了，卖出了东西也懂得应该把钱用到什么地方了。”
二、书写的人物形象不同
鲁迅先生《祝福》里对祥林嫂的描写：“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赵树理先生《小二黑结婚》里对三仙姑的描写：“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祥林嫂和三仙姑年龄相仿，都是封建礼教的迫害者。祥林嫂被压榨成了一个“活物”，纯乎是一个乞丐了，在一个祝福之夜死在了漫天风雪中；三仙姑经过岁月的洗涤仍然保留着“老来俏”的反抗精神和爱美之心，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最终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了。
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对阿Q的描写：“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 里，但一完就走了。”
赵树理先生《李有才板话》里对李有才的描写：“他只是一身一口，没有家眷。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说是‘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
阿Q和李有才都是赤贫如洗的人。阿Q虽然有奇特的精神胜利法，但是最终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刑场上。当阿Q被拉到刑场，鲁迅先生写：“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李有才虽然天天晚上用他的“圪溜嘴”编排地主阎恒元，但是最终生活的愈发有精神。当李有才去村公所见老杨同志跟区干部们时，赵树理先生写：“从他走路的脚步上，可以看出比哪一天也有劲。”
鲁迅先生《孔乙己》里对孔乙已的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赵树理先生《福贵》里对福贵的描写：“福贵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身上有两毛钱就要去赌博。”“谁家丢了东西，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谁家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从这时起，我又有地种了、有房住了、有饭吃了，只是不敢回来看我那受苦受难的孩子老婆！这七八年来，虽然也没有攒下什么家当，也买了一头牛，攒下一窑谷，一大窑子山药蛋。”
孔乙己和福贵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且均在大家眼里“手脚不干净”。孔乙己最终的确死了，福贵最终攒下不少东西、咸鱼翻身。
三、书写的语言不同
鲁迅先生《药》里有一处景物描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鲁迅先生的乡土书写的语言尚未完成脱离文言文的束缚，含蓄而不易读懂。王朔先生讲：“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郭沫若先生讲：“作家的通病总怕通俗。”“五四来的文艺作家虽然推翻了文言，然而欧化到比文言还要难懂。”“由《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作者本身他就象一株树子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先生《三里湾》里有一处景物描写：“黄沙沟口的北岸上有一片杂树，从下边望上去，树干后边露出了几个屋檐角，在岸边上的槐树下睡着一头大花狗，听见下边有人走过来，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去。”赵树理先生的乡土书写的语言简洁、明快、口语化，常常是讲故事式娓娓道来、一气呵成，不仅让人看得懂、听得懂，而且感觉非常舒服。
四、书写的目的不同
鲁迅先生1898年离开家乡，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14年间，鲁迅回了三次故乡，第一次是思乡探亲，第二次是回乡作寿，第三次是离乡北迁。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进城后的鲁迅先生几乎是脱离了农村和农民的，并不真正熟悉当时的农村和农民，只是坐在象牙塔里写自己记忆中的农村和农民。出于对社会的批判和农民劣根性的揭露，病态的乡村、病态的农民，成为鲁迅先生乡土写作的主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先生以俯视的眼睛看中国乡村和农民。他笔下的乡村是灰暗的、没有生机的、看不到希望的；他笔下的农民是麻木不仁、愚昧无知、无药可救。
赵树理先生1925年进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后改名赵树礼为赵树理。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没有回过家，但是天天在太行山上，生活在农民中间。1949年进入北京后，依然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农村体验生活，与农民朝夕相处。他与中国农村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出于解决农村和农民存在的共性问题的目的，农村和农民的真实、真实的农村和农民，成为赵树理先生乡土写作的主流。
赵树理先生走进农民心里，以平视的眼睛看中国乡村和农民。他笔下的乡村是前进的、巨大变化的、生机勃勃的；他笔下的农民可亲可敬、积极进步、前景光明。
鲁迅先生和赵树理先生，一个是“树人”，一个是“树理”；一个是在启蒙和唤醒大众，一个是在普及和提高大众。鲁迅和赵树理乡土书写的出发点不相同，造成文章的立意也不相同，表现形式也不相同。鲁迅书写的多是悲剧；赵树理书写的多是喜剧。
鲁迅先生笔下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鲁迅先生的乡土书写也像一个圆规一样，给那个时代画了一个深刻的圆。
我们现的某些作家，生活在城里，却常常把书写乡村的奇闻怪事和丑陋作为主题，乡土书写成了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农民不应该进城，不应该上楼，应该守着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片田园生活。你让他把退休工资、存款、房产全部拿出来，给他十亩地三头牛，让他和家人回农村老婆孩子热炕头，打死他他也不会去。这些作家，是不是也进入了鲁迅先生乡土书写的窠臼？这是不正确的。新时代的作家，应当像赵树理先生一样书写农村和农民的真实，书写农村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同时把农村和农民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写出来，不能只讲暴露不讲真实！
（本文系在“鲁迅、赵树理与乡土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