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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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同时也是现代著名的曲艺家，曾任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曲艺》杂志主编、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等。
一、乡村曲艺滋养了赵树理
作家的文学创作和艺术风格与家乡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家乡的自然环境、风士人情、一草一木都对作家的创作风格产生着巨大影响。老舍把北京人写活了，赵树理把晋东南人写活了。
上党地区曲艺文化源远流长，几乎每个村都有戏台，每年都要说书、唱戏。赵树理从小就是个小戏迷。尉迟村方圆十几里的村庄，只要有说书、唱戏的，他便会每天晚上走着去看。他扮演罗成，他扮演程咬金，也不管年代对不对，赵树理经常和村里的孩子们在野外对打唱戏。有一次，他赶着毛驴往地里送粪，走着走着上了戏瘾，便“铿锵”“铿锵”地比划起来，结果，正唱到得意时，胳膊肘“铿锵”到了驴车上，车从驴背上脱了下来。他力气小，怎么套也套不上去。据村里的老人讲，他和父亲赵和清在地里干农活，休息时父子俩在地头唱上党梆子，一个人唱台词，一个人用嘴伴奏，别是一番风趣。
尉迟村有一户姓吕的人家，五个儿子都能打能唱，都是八音会的能手和骨干，村里八音会的乐器就放在他们家，天阴下雨不能上地干活时，村民们就聚集到吕家敲打乐器，学唱戏。赵树理经常去吕家，在那里学会了敲锣、打鼓、拉二胡、弹三弦等。大家不打不唱的时候，就没头没尾的漫谈，俏皮话联成串，不时引发哄堂大笑，这里便成了赵树理初级的语言艺术学校。
尉迟村的张存财是个单身汉，平时爱唱农村流行的民歌小调，会编顺口溜，赵树理从那里学了不少民歌小调。
赵树理家东院住着一户姓赵的人家，主人赵洪举，膝下有三个儿子，其中老二接成身有残疾，瘫痪在床。接成念过几年书，识些字，其父赵洪举便从东邻西舍给他借来许多书本读。赵树理在忙完农活后，常到接成家里，在那里阅读了《包公案》《施公案》《杨家将》《七侠五义》《聊斋》《西厢记》等书籍。
据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一文：“在曲艺方面，赵树理同志不是全把式，但曲艺专业人员到村里演唱时，他往往能帮一手乐器，因而对曲艺内容也记诵了一些。至于其他象民歌、快板、小曲等，因为性质相近，也就是无所不爱，这些民族遗产在赵树理同志后来的写作上，起了借鉴作用。”
王春在《赵树理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中写到：赵树理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这个家庭和他生长的农村环境，给赵树理带来了三件宝：一是他懂得农民的痛苦；二是他熟悉农村各方面的知识；三是他通晓农民的艺术。赵树理参加农民的“八音会”，锣鼓笙笛没一样弄不响；他接近唱戏的，戏台上的乐器件件可以顶一手；他听了说书就能自己说，看了戏就能自己耍。他能一个人打动鼓、钹、锣、镟四样乐器，而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群众碰到他这种表演，立马情绪高扬到十分。他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熟悉爱好农民艺术的热忱，就是他后来创造作品的不尽源泉。
有一次，赵树理和王春路经黎城县的宋家庄，灾荒年间，找不上个吃饭处。恰好村里有人在磨盘上玩乐器，赵树理就去了，一个人敲动四五样傢伙，连打带唱，一会就聚下半村人。赵树理乘机把渡荒自救的道理讲演了一番，说的那些原本垂头丧气的老百姓眉开眼笑，收下粮票管了他们的饭，都准备去设法生产。
赵树理从小接受乡村曲艺熏陶，汲取了丰富的乡村曲艺素养，滋养了朴素的乡村情结，为他坚持民间立场，“以农民的感情，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的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赵树理为中国曲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949年7月22日，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赵树理主持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并被常务委员会推定为副主任委员，兼福利部部长。同年10月16日，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在太庙正式成立，赵树理担任研究会主席。当月，赵树理又调任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他有计划地组织和推动曲艺改革和曲艺普及活动，为曲艺的革新、提高鼓与呼，为中国曲艺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解放初期，曲艺界的同志们摸不着新生活，文艺界的同志对曲艺不够熟悉也不甚重视。甚至有人认为相声低俗，应当取消。
为了改变一些人对曲艺作品的偏见和错误看法，将新文艺作品进行通俗化的推广，赵树理把田间的民歌体叙事长诗《赶车传》改写成鼓词《石不烂赶车》，发表在1950年1月20号《说说唱唱》创刊号及第二期上，很快风行一时，引起轰动。面对因此事引发的争议，他表示：“倒无意与哪个同志比个高低，也无意讽刺谁，我考虑的是，好的鼓词也是好诗，人们不应当不问好歹，就认为诗是高级的艺术，鼓词是低级的艺术。那样不是实事求是，也不公道。”
1950年3月19日，在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与青年服务部联合主办的星期文艺讲座暨 “曲艺研究演唱会”上，赵树理在作闭会词时批评有些同志瞧不起说唱音乐，认为它太简单，粗糙，是十分不对的，是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十分错误的态度。同年9月29日，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赵树理、韩起祥、连阔如、侯宝林等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曲艺是广大人民所喜爱的艺术，今后必须更好地加以发展。
1953年春天，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讨论协会设置问题时，一位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提出将曲协并入剧协的意见，赵树理和王尊三、王亚平等同志一致认为不妥。赵树理激动地说：“曲艺是一门独具特色的说唱艺术，曲艺品种几百个，曲艺艺人好几万，到处有众多的曲艺听众，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曲艺方面的事不好办，我看就是因为有些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不了解实际、不了解群众，如果放下架子，多到农村走走，多到城镇的书场、茶馆走走，多做些调查研究，就不会小看曲艺了！”
赵树理希望曲艺界到工农中去学习。他说，有些相声说到各行业的叫卖声，很不专业。有些作品流于公式，主要是没有深入实际，只看见事物的表面。比如到十三陵水库去，就仅看到轰轰烈烈，可是这里有各种人物和思想，就不能从轰轰烈烈中看出来。当然，不一定写出水利建设来，才能鼓励兴修水利的人，那样看，就太窄了，一个长征故事也可以使兴修水利的人兴奋鼓舞，变化气质。不是看一场戏，听一场书就能把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每一次总要变他一些，所谓潜移默化，是要把听众时时泡在进步的气氛中。
当然，赵树理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许多人认为相声低俗，主张取消。老舍认为，经过改革，相声这门艺术不但可以为人民服务，而且还可以成为寓教于乐、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政治宣传方式。为了解决相声界历史遗留问题，老舍邀请侯宝林等著名相声艺术家吃饭，要求他们带头搞好团结。他还组织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并写了许多新段子。后来结集出版，题目叫《对口相声》。
1953年9月，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选举王尊三为主席，赵树理、连阔如、王亚平、韩起祥为副主席。
1958年8月14日至16日，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选举赵树理为主席，周巍峙、韩起祥、陶钝、王少堂、高元钧为副主席。同年，赵树理写的长篇评书《灵泉洞》，以通俗的文字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山区的人民同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的生死斗争，并在解放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种种变化。创作手法不拘泥于评书的固有格式，作品更加通俗化群众化。
即便是小说，赵树理的作品里也蕴含了大量的曲艺元素。“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说捣不烂。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说亲眼见。”1943年，赵树理的著名小说《李有才板话》，借用民间快板的艺术形式，老百姓特色的通俗语言，朗朗上口，诙谐生动，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
在乡村曲艺的滋养里成长起来的赵树理，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曲艺作品，为中国曲艺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天桥发现新凤霞，与侯宝林等人改进旧曲艺，为中国曲艺事业和乡村曲艺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系在“赵树理与曲艺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