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一日下午,我所在的南京市溧水区妇幼保健所的所长紧急召集全体员工,当日下午,所长就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安排人员去高速路口,进行过往车辆上的人员测量体温,以及协助交警做好各项登记。安排了四组人员二十四小时值守,我们科的科长也在其中,可是,她在外地赶不回来,我就被顶上了。
回到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妈妈一个劲的说我不该去,她说家里有老有小,你去了怎么办啊?你是退休返聘人员,可以让年轻人上啊,妈妈的语气就像我去赴一场死刑一样。我只得说钟南山都八十四岁了,他都在前线,我是学医的能不上吗?妈妈沉默着,但是,妈妈的担心一直都存在。
我回家早早睡觉了,想着好早起去换岗。妈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她说:你去了就不要过来了,家里有老小,你就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吧。当我被信息声吵醒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我看了妈妈的信息不知为什么有些烦躁起来,后来就再也没能睡着觉。一直到早晨四点,我起床洗漱完赶到单位,却没有一个人,我赶忙给组长打去电话,却告知时间有变动,到七点半启程了。我回到家调好闹铃又睡了一会儿。
我们来到南京南高速收费站路口,过往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后面排成了长龙。我们一刻不停的给车上的人测量体温,还要和他们沟通不停的说话,这严重消耗了体力,没有人替换。
有一辆车刚停在我的身边,就看见车窗外露出一个戴着口罩的五六岁孩子的脸,他对着我说:“谢谢阿姨!你们辛苦了。”我的心里一阵温暖,赶忙对孩子说:“不谢,这是应该的。”其实我应该是奶奶了,戴着帽子和口罩孩子自然也分不清是阿姨还是奶奶。
或许我真的是年龄大了,体质大不如从前,到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开始,我全身出汗,咽喉部就像着火一般难受,感觉人要虚脱了,我来到简易小屋喝了点水,正巧中午饭过来了,就拿了一份盒饭吃了起来,吃过饭体力也恢复了一些,这样我才可以换下其他同事过来吃饭。
我乘着吃饭的机会给单位群里发了请求支援的信息,不一会儿,来了两名候补队员,我得以去交警的小院休息。虽然停下了工作,但是肩颈部连着头也开始胀痛,我不停地按摩肩颈,做深呼吸,活动双臂,总算缓解了一些,我想着应该做些什么,就来到同事们的身边,拍下一组照片,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
休息间的小屋里多出了数箱水果,交警们轮流进屋休息,从他们口中得知是卫生院送来慰问大家的,感觉好温暖。交警们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个路口执勤好几天了,夜里很冷,水杯都会冻在桌子上拿不起来,想着值夜班的同事们也是如此,心里不是滋味。
第二天去单位上班,大门前多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笔和记录本,还有一些消毒用品和水银体温计以及测量体温的耳温仪。科长简单教我耳温仪用法,和登记注意事项,就这样,我接了科长的班,坐在大门边给进来的每一位服务对象及其家属测量体温和相关登记。就像零三年非典时期一样,我也是这样给服务对象测量体温。
二月四号早晨,我出小区上班被居委会在小区执勤的志愿者拦下了,进行一番登记,给我发放了进入小区的通行证,这才出了小区。天气晴朗,阳光照在身上有种别样的温暖。
今天依然在单位的大门边测量体温,来的服务对象不多,基本是一些过来咨询或怀孕妇女检查的人员。但每个人都要接受测量体温,以及登记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大家都很配合也很理解。
坐在大门边有点冷,乘着没人的时候起身转悠一下,但必须是在门边,看见有人进来第一时间要交代把口罩戴上,实在拿不出口罩的还要给一个口罩让其戴上再进来。工作不多,但不能疏漏一个人。
二月五日的下午,所长在工作群里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如果需要,请新兵老将一起上。群里沉默了,大家不是不敢回答,而是一种默契,大家都知道这是军令啊,军令如山倒,谁还当逃兵?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中,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都是前线的战士啊,能不服从命令吗?何况这第一批的四个小组成员都是自愿请战的优秀战士,他们肩负着人民的安危,守护百姓的健康就是每个医务工作者的义务和职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