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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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城，承载着公元五世纪，亚欧大陆的光荣与梦想。
这座城，不是在日耳曼马蹄下瑟瑟发抖的罗马，不是雄伟而迷惘的君士坦丁堡，也不是长安，不是洛阳，不是建康。
这座城就是北魏都城——平城。
因为从北魏平城的样子里，最能看出当时世界的样子。
一
平城成为北魏的都城，并不容易。
最初，拓跋珪是想把都城建在邺的。公元398年正月，拓跋珪登上刚刚攻下来的邺城城楼，拍遍栏杆，抚叹不已。他又是恤灾民，又是免租赋，准备这辈子就在这里住下来。
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平城，而且，回得还挺着急，“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当月就返回恒山。还是当月，迅速定都平城，移民山东六州近五十万人口“以充京师”。
没办法，邺城是个好地方，但平城更重要啊。
这地方是个要冲：上接蒙古高原，可威服夷狄；下通三晋、河北，可兼融华夏。要胡汉一碗水端平，平城是个稳定的支点。在这个支点上，北魏皇族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巧妙地维持着平衡。
这地方又有个天然盆地——大同盆地，既方便驻牧狩猎，也能发展农耕，兼顾了帝国的多种生产方式，大家各得其所。
向西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可沟通西域和中亚；向东南走官道过灵丘，则是富庶的河北粮仓。
儒家讲求“中”。在当时来看，平城所居的地位，正好是“中”。
于是，从拓跋珪开始，经过几代北魏皇家的努力，平城被建设成一个东西交融、南北贯通的国际化大都市。
北魏时候的平城到底是什么模样？参考当今学者的著述，我想简要介绍几句。
有多大呢，简单地说，它北有宫城，南有郭城，外有外城，“周回三十二里”，今天的御河水，当年就是城中之河。东郭外有东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里”。西郭外是郊天坛，郊天坛西是西苑，有很多珍禽猛兽；西苑再西，便是闻名遐迩的云冈石窟，当时叫灵岩石窟。北郊是鹿苑，皇家最爱的狩猎和度假地；平城以南的㶟源川，则又建有㶟南宫和皇家苑圃。
有多繁华呢？平城仿照邺城而建造，除了天文、天华、太和等几十个宫殿，还有五级大寺、永宁寺、天官寺等百余所寺庙，而安置居民的规整的“里坊”，棋盘式纵横分割，开启了后代都城布局风尚。
根据史籍记载，平城“里宅栉比，人神猥凑”，这就说明人口是十分稠密的。那么，人口有多少呢？根据记载，仅道武帝拓跋珪时期的七次人口迁入，核算下来就有150万之多。
所以有人就据此说，当时北魏平城的规模，是唐长安城的两倍，是举世闻名的君士坦丁堡的五倍。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平城里坊制格局的创举，被后来的长安与北京城所沿用，日本的奈良，也与魏都平城有着显而易见的传承关系。从邺城到平城，再到长安、北京，再到日本的奈良，是一条文化传承的清晰线索。循着这一条线索，我们有理由认定，北魏王朝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正是连接汉唐、兼容印欧、文化交融的重要文明载体。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平城在当时的地位真的是无可替代的。
二
如果你走在八世纪的长安城，会发现和五世纪的平城同样的景象：碧眼白肤的西域舞伎、满脸硬须的波斯商人、褒衣博带的中原士子、金发的雕工、黑发的画师，都行走在同一条街道上，大家操着不同的语言，或者说着夹生的汉话与鲜卑语，交错成一幅亚欧各族大联欢的图景。
我常常想，大唐的风流和开放，正是源于北魏那略显粗糙、原始的包容和平等心。
余秋雨用两个词描述了北魏的气度：浩荡之气和旷野之力。因为没有什么人种差别的先入之见，所以“较少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于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张罗起来了。”
这盛宴首先是对自我的改造。在平城京畿，拓跋珪“计田授口”，发展农耕，改变了草原诸部聚落而居的习惯。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均田制”。其实，这种对自我的改造，真正起源于定都之初浩大的民族迁移，“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前面说了，仅拓跋珪在位时就迁入各族人口150万。在鱼塘中放入更多的“鲶鱼”，以实现平城居民的大换血，以刺激拓跋氏对自我的雕凿。
大量迁入的中原豪族、士子，带来了典雅、博深的华夏传统文化，他们办学、编书，用汉字记录鲜卑的历史。他们教会拓跋氏礼乐、建筑、雕刻、绘画、诗文，同时也带来了儒佛合一的思想和道家文化。
与中原士子们的传道同时的，是以昙曜为代表的西域僧侣团，对佛教文化的一次世俗化改革。
对这些，北魏皇族照单全收。固然，发生过“兴佛”“灭佛”之争，但最后的成果，确是“儒释道”合一在北魏平城的成功试验。
一向主张儒佛调和的慧远大概没有想到，他的思想会在北方的平城得到印证。对于北魏来讲，这些舶来的思想文化体系，无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都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让你们争吵，也不妨碍你们融合，我只是搭起一个戏台让你们唱，最后，文化大同。
今天，我们走进位于大同浑源境内的恒山悬空寺，还可以看到代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三教殿。这座1500年前的玄妙建筑，见证了北魏平城时代的文化影响。
在魏都平城，没有人种的优劣之分，甚至，西域的圣僧和中原的名士，反而更受尊崇。也没有文化的优劣之分，我看你花开得繁盛，拿来栽种，便是我花。
我们常讲“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八个字，放在北魏平城时代，当是不言自明的宇宙定理。
三
从大同西出杀虎口，经君子津渡黄河，过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中亚，这条路，是汉唐两代之间的混乱期，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今天的学者，称之为“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先后击败柔然，灭了夏、北凉、北燕，将长江以北广袤土地纳入北魏的版图，统一了北方。北魏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大量的移民，加上拓跋民族开放兼容的胸怀和外交态度，使得魏都平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的国际性大都市。
“丝绸之路”是否可以在广义上延伸到平城？无论学界有哪些争议，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北魏确实开辟了一条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东到辽东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并有着频繁的文化、经济交流。
所以，我们如果身处公元五世纪的平城，真的能够看到当时世界的样子。有器物为证：
那些鎏金高脚酒杯、仿波斯银盘、镶宝石金戒指、波斯银币，还残存着中亚商人烈日暴晒下的汗珠。
那些中亚伎乐俑、牵骆驼的俑，壁画中的箜篌演奏图，记录了西域艺术东传的浪漫之旅。
印度桑奇塔的狮子造型，变成了北魏的胡人驯狮石灯。
雅典卫城的胜利女神神庙样式，舶来平城后，造就了云冈石窟五华洞的爱奥尼亚柱式。
……
汉代以降，丝绸之路一度中断，而北魏定都平城以后，不但恢复汉代与西域的通道，而且跳出了皇家外交的羁绊，整个社会直至民间，都有了与西方交流的机会。波斯、焉耆、车师、鄯善、龟兹、疏勒、遮逸、粟特、渴盘陀、破洛那、悉居半、乌洛侯国、浮屠沙国、员阔、罽宾、于阗、阿袭、普岚、悉万丹、西天竺、舍卫、吐谷浑……这些出现在史籍中的国度，不但将西来的工艺、器物、宗教、文化带入平城，而且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北魏平城这种承接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使东西交往达到高峰。
学者王银田如是论断：“在汉唐之间，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开启了北魏洛阳时代以及隋唐时代丝路文化的先河，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展的北魏平城美术，以及长江流域的建康建业美术，构成了中国隋唐以前美术的主流意识，也成为唐代艺术文化的重要基础，为唐代艺术的发扬光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北魏平城是北方草原文明、西域诸民族商业文明，以及长江黄河流域汉族农耕文明融合汇聚的核心地带，那么，平城时期雕凿的云冈石窟则是这段灿烂文明的历史见证者。
这份见证，汲取了游牧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汉文明的营养，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石窟造像奇观。
四
公元四五世纪，中国北方响彻着两种声音。一种是五胡诸国的厮杀之声，一种是掺杂其间，由西向东而来的传经诵经之声。这后一种声音，让冰冷的历史多了几分暖意。历史十分幽默，魏晋南北朝的皇帝们爱动刀兵，动刀兵的同时又常常崇尚佛法，甚至为了一位大师（比如鸠摩罗什）争来争去，干戈不休。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也曾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其中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著名的高僧。
昙曜是这些僧侣中的一名。他们从龟兹、克孜尔、敦煌，到远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平城，往来频繁。他们与王公贵族打交道，也与普通的善男信女打交道。他们出世，也入世。他们奉小乘，行的却是大乘。他们传播佛教，却不小心将整个亚欧大陆置于一种艺术文化的统一体之中。而这个统一体，在云冈石窟的宏大巨制上得以体现。
以昙曜为代表的僧侣们从西而来，他们带来了亚历山大东征时，马背上携着的地中海风格，带来了犍陀罗风貌，经过西域诸国的同时，顺道带来了古丝绸之路的风情。对这些东西，兼容并蓄的北魏王朝一概收纳，再加点中原气象，便成就了云冈石窟。
起源于佛教哲学或信仰的一系列活动，最后成为了洲际间的大文化交流。而哲学本身，在这之中也得以证得。
那便是：众生平等，无我无他。什么胡，什么汉，什么正统，什么蛮夷，什么王公贵族，什么平民百姓，最后终归于一。
开凿于拓跋宏时代的云冈石窟第5-15窟，已经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繁华与思考。那是一幕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大融合的场景。东方的廊檐结构、方形的窟制、希腊的柱式、西域的风情，以及石壁间或消瘦、或圆润、或高鼻深目、或面阔目细的形象，无不展示出一个自信、开放、自由的乐土。
它像一个亚欧大陆各民族艺术的大派对。这场派对，已狂欢了1500多年。这种自由开放，无我无他的包容，达到一种真正的，精神层面的大一统。而这种精神，一直传到大唐。
这是一个大狂欢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迷惘的时代。拓跋成就了北魏，但北魏，仅仅是拓跋吗？仅仅属于拓跋氏吗？
我是谁？我又能成为谁？
我相信，定都平城八十年后，当少年拓跋宏站在平城的一座山头，他的心头涨满了永恒的梦想。这梦想，一半来自祖先，一半来自未来。
那是他那些曾经也是少年的祖先的梦想。从拓跋沙漠汗、拓跋什翼犍到拓跋珪，拓跋鲜卑民族始终有一个中原梦，一个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用汉文化改造自我的梦，是民族融合的梦，文化交流一统的梦，是华夏文化发扬光大的梦。
这个中国梦经过一百四十多年持续发酵，在少年帝王拓跋宏手中，最终酿造出一杯文化的美酒。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为什么强，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和兴趣，他的勇气和精力，远远高于老年人。他不故步自封，甚至莽撞。但历史偏偏反复证明，这种莽撞又常常会成为一种刚健，比如秦皇，比如汉武。少年拓跋宏亲政的时候，拓跋旧部势力和守成思想已尾大不掉，它们就像锈迹，腐蚀着北魏这个刚刚壮大的王朝。这时候，需要一种刚硬的东西，也需要一种胆略，就是勇敢地放弃自己：
南下吧，让胡和汉的血液流在一起。让我变成你，让你成为我。
于是，再次迁都。于是，彻底汉化，放弃自己的姓氏，放弃自己的血统，直到鲜卑的血液完全与汉民族融为一体。
鲜卑的魏王朝，要等到公元557年北周代魏，才算真正结束。魏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却是隋唐盛世。
其实呢，自西晋灭亡以后，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些建立国家的所谓五胡都有一个中国梦，无论是匈奴人建立的汉，羯族人建立的赵，氐族人建立的秦，还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燕国，无不在实施汉化改制。但最后真正成功的只有鲜卑拓跋氏。
因为拓跋氏跟其他几个族群是不同的。他们不是利用汉文化，而是从骨子里亲近汉文化。他们不是利用汉族制度来对抗汉人王朝，而是主动地同化、融入华夏大家庭，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姓氏。
勇敢地放弃自己，这是一种智慧。
我融入你，你融入我。我成为你，你成为我。血缘一统，文化一统，天下大同。
可以说，正是因为拓跋鲜卑“华夏文化认同的高度自觉”，前仆后继对自身的改造精神，以及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包容，最终让中华文明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