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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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常常让我回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我总是尽可能追忆自己那时那事的态度和作为。也因此，有些已经逝去的人，又重新在我的脑海里复苏，姨姥便是其一。
我的姨姥，年轻时嫁给地主家的少爷。那少爷，也就是我的姨姥爷，整日里抽大烟，领回不明身份的女人，把姨姥撵下炕，竟自仰在炕头，和那些女人神仙般享受起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地主家落魄，姨姥爷开始偷姨姥的积蓄，仍旧抽大烟，仍旧鸠占鹊巢。我不知道是新中国成立的驱使，还是其他原因，让姨姥爷舍弃了烟枪，安稳在家度日。
姨姥一生有过三个孩子，前两个都在幼年夭折，第三个孩子从小就患有“怪病”，拒绝和人接触，成年后独自搬进深山的木屋中，不见任何人，四十多岁时死于山中。那时候的姨姥，应该六十多岁吧，老两口成了无儿无女的“五保户”，住进村里的“养老院”，那里都是孤寡老人，政府每年给发一袋白面，还有一点微薄的补助。冬天的时候，姨姥有时会来姥姥家或是我家小住，每次见面，她总是慈祥地微笑着从兜里拿出几块包着纸质糖衣的甜块，我欣然接受，常粘在她身边，听她快乐的谈话。姨姥走后，妈妈会检查我的头发，然后彻底清洗被褥，因此，我得知了那种神秘的小生物“虱子”，曾经有些年我都好奇地想亲眼见见那顽固的小玩意。
后来，姥姥过世了，姨姥不再来，妈妈便每年带我去村里看她，我们常大包小包拎着一大堆，姨姥得到提前的“通报”，无法估计她等待多久，每一次她瘦小的身影都会出现在我们视线可及的范围，随着距离的拉近，她一点点变得清晰，还是那样的笑，那样的热情，还是会给我掏出同一款糖块。她总是说，她什么都不缺，让我们下次别带东西，然后，从柜子里取出她一直不舍得吃的东西，说，这是上个月谁谁谁给她拿的肉，那肉已糜烂，这又是谁谁谁上上个月给她送的蛋糕，上面一层绿毛。自然，这些食物我们都是无法下咽的，妈妈再三叮咛，东西要现吃，留着就坏掉浪费了，可是下次再来时，固执的老太还是会一样样从柜里请出。
再后来，姨姥爷西去，养老院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村里重新作了安置，晚年的姨姥生活在大同县另一个偏远的小村庄，连接村与外界的只有一辆破旧的中巴车，每天早上五点那辆车从村里出发，十一点再返回村子。姨姥独居的泥土房，门前便是大山，山下有一渠水流过。我和妈妈坐那中巴车颠簸着进了村口，姨姥好像又变矮了一些，仍旧微笑着把手心的糖块给我。妈妈说我大了，不吃糖了，她像跟我有秘密似的一挤眼，说多大也得吃。我们一路说笑着进了屋，那个红色落漆的木头衣箱，正面底部有两扇对开的柜门，柜门上镶着的铜色小环已然褪去那层金光，姨姥灵巧地蹲下，打开，又是谁谁谁的存物，这次好像是酱豆腐。我们没吃，笑，然后摊开自己带的吃食。姨姥强调，她什么都不缺，政府年年发的白面她都吃不了，月月发十几块钱，她还有存款呢。
我们吃过午饭，姨姥开始张罗晚上睡觉的寝具，她拿出供客人用的补丁略少的褥子和被子，以及用碎布拼成的枕头，妈妈拿到太阳下暴晒，然后逐缝过滤，我终于见到了那白色的小生物，它们隐藏在针脚的夹缝中，以超强的耐受力，孜孜不倦地繁衍着。这是一场博弈，每一次，未必都是人类赢。妈妈自以为清除干净，可是在明月当空的夜，它们又重新拉帮结队地回来。那是记忆中夏季最热的夜，我睁眼躺在炕上，全无睡意，后背和窗外的空气一样潮湿，模糊中进入一个无边的梦。天未亮，妈妈便喊我起床，姨姥摸黑送我们上车，颠簸中回到市区。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姨姥。83岁那年，姨姥在堂屋地上打坐，安静地离开了人世，离世前身体健康，行动自如，无任何疾病缠身。无法评说，她的一生是幸或不幸，从她的脸上，我不曾见过一丝忧伤的神色，她的脸，永远是笑，那么幸福，那么开心。在以后的很多年，每当我委屈孤单的时候，都会想起她，和她手里的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