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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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历史是一部起落兴衰多变的历史。两千多年来，发展与民生随着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共存、争战、融合而聚集成长或毁颓消散，漫嗟荣辱，可泣可歌。本文所涉是元蒙帝国崩塌之后，明初的大同边备创建和城市兴复、人口再殖等问题，着重于政策层面而书其所得。
明初家国兴复之国是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洪武之创，极备艰难。其一，对于残余北元势力的征战连年必举，而且北元消弥后的北疆建设，既任务繁重，又迫在眉睫。其二，各地纷纷向中央告具：中原荒凉，“积骸成丘”，千里赤地，粮税俱枯，人口再殖，民生重塑，不待朝夕。其三，宿将功臣与朝廷的博弈已然展开，居功、邀赏、争权、贪墨，形色俱现。其四，财政初启，兵饷、官薪、民粮，处处吃紧……
面对初创期各种复杂而严重的事端，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中央政府，应该说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所采取的应对政策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从大同明初兴复的角度看，有四个方面的举措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一，移民屯垦。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乞丐造反成为皇上的人物。他尽尝异族统治下的饥寒交迫，也亲历了数十年九死一生的争战厮杀。开朝伊始，中原和北边什么状况他非常清楚。《明太祖实录》记述了他这样的判断：“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北方边备空虚，亦亟待充实”。基于这种认识，朱元璋采纳了萄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了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维护大明江山，制定了以移民屯垦为中心的重大国策，启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口迁徙，即：明初洪武百万大移民。中国各地流传的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故事就是始于此时此事。
第二，建卫实边。明代的最主要军事制度，自然是“卫所兵制”。明初，朱元璋采纳刘基的建议，立军卫法，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卫”，卫下设“所”。卫、所往往都建有军城，控扼要害。一个标准的卫，下辖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每个所辖军人1120名，一卫共领军5600名。千户所下又分“百户所”（辖军人120名）。百户所下设“总旗”2个（各辖50人）、“小旗”10个（各辖10人）。参照和借鉴中国古代军队屯田的办法，卫所中约1/3的兵员为守军，负责守备边墙、城池、要塞，听候朝廷调遣，2/3为屯军，负责耕种，提供军粮军需。这种寓兵于农、屯守结合的兵制虽然不是明廷的首创，却是明代全面和自始至终实行的军事制度。朱元璋曾信心满满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根据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统计，全国共设内、外卫547个，按每卫5600人计算。明朝当时的总兵力约为300万（100万常备军，200万屯卫军），非常强大。
第三，皇子就藩。朱明有国，从基础上讲依靠的是两大集团。为首的是朱元璋籍地的淮西集团，其次是浙东集团，两派或持兵权，或弄相权，明争暗斗，同时也和朱元璋所代表的君权展开博弈，形成了非常残酷的洪武前期政治格局，并且酿成了“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恒案”“李善长案”等重大惨案，动辄杀人过万，徒流者不计其数。为此，朱元璋背上了屠杀功臣的历史骂名，国家还一度出现过“理政无臣”“守边无将”的尴尬局面。靠谁来守大明江山？朱元璋不得不在洪武后期仿效元朝的“宗王出镇之制”而实行藩王守边制度。从甘肃到辽东北边共设九藩：肃王就甘州，庆王就韦州，秦王就西安，晋王就太原，代王就大同，谷王就宣府，燕王就北平，宁王就大宁，辽王就广宁（另有沈王封地沈阳、韩王封地开原，因年幼，未就藩），后称“九边重镇“。同时，内地也广设镇守藩王，比如山东的齐王（青州）、湖广的楚王（武昌）、四川的蜀王（成都）、云南的岷王（云南府）。每位就藩亲王设左中右三个护卫，例同卫所（满编卫所5600名，每位藩王护卫亲兵16800名）。按此计算朱元璋的儿子们掌握有17万人的亲兵部队，而且相距不远。加上各地卫所的戍屯军，如果相互之间配合默契且忠心为国的话，朱元璋设想，国家安全尽在朱家之手，可保无虞。
第四，开中之法。明代用“卫所屯田”解决军粮的办法，顶层设计不可谓不完美，但是执行起来，却大多不达预期。尤其在初始，屯田的规模尚小，而军队的大规模集结和远距离投送的战事又很频繁，军队粮饷常常变成新朝存亡的“命门”。在这样情况下，一项新的变通政策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开中之法”。“开中法”的意思是：军队打仗吃粮，农户种田供饷，其中间环节是由国家财政进行供需结算，但财政无力怎么办呢？变通的办法是国家把食盐专营的利税，拿一块出来做“代币”，让商人向农户买粮供军换取“盐引”（官盐私卖的凭证），然后再通过卖盐获取较高回馈。这种有限开放中间环节的办法，顾名思义就叫“开中法”。开中法也非明朝的发明，在宋朝就短时实行过，明初胡惟庸任宰相时，为了保证徐达大军在山西征讨扩廓帖木儿的军需，不得已而用之。《明史-食货四-盐法、茶法》载：“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始是不得已而为的变通之举，后来则成为明朝解决军需的主要政策。更加出乎始料的是，开中之法的实施，成了大同等北方边贸之始由，和晋商聚富之肇端。
今天的人们概括大同的辉煌历史常用三句话，即：北魏京师、辽金陪都、明清重镇。此语最后一句“明清重镇”的形成，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在于明，而明代的大同在元末废墟上得以兴复，又关键在于明初这四条政策的实施。
代王就藩及其它
大同作为一座古城、边城，历史上兴衰荣辱，多起多落。依据可考史籍，北魏无疑是鼎盛的第一高峰。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大修宫室、宗庙，并划定京畿：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及阴馆，北尽参合。成为南北朝时期，北部中国最大的都市。但孝文南迁之后，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入侵，绕卫平城之六镇镇民亦相率起义。孝昌二年（526年）鲜于阿胡拥流民入寇“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资治通鉴·梁纪》七）。此后，“恒代而北，尽为丘墟”（《魏书·地形志》上），平城已经荒废了。隋唐时期，中国之盛达于颠峰，但此时大同（云州）却是隋唐与突厥对峙的桥头堡。唐高宗末，永隆元年（680年）七月“突厥余众围云州”（《资治遗鉴 · 唐纪》十八），“永淳元年（682年），（云州）为贼所破，因废，乃移百姓于朔州”（《旧唐书 · 地理志》二）。开元十四年（726年）太原尹张嵩曾北抵云中，写诗嗟叹云州城阙之残破：“云中古城郁嵯峨，塞上行吟麦秀歌，感时伤古今如此，报主怀恩奈老何”（《文苑英华》卷四五）。大同兴盛的第二峰，当在辽于大同建西京时。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耶律宗真为强化辽和西夏的外交，尤其是为了方便三次贺兰山战役的运筹，升大同军为西京大同府。从现存的辽金古迹（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看，西京的隆盛亦不亚于北魏之平城。1115年辽亡金兴，但西京沿之。直到金朝灭亡，大同进入第二次衰落期。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大同，居民伤死离散，建于辽代的城池也再度坍毁。元代的大同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已经彻底丧失了北方政治副中心的地位，仅是一座为蒙元大帝国制造武器和其它军需品的商业手工业城镇。而元明之交，这里又成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与元将扩廓帖木儿、脱列伯等几番较量的战场。使古老的名城变成一座战争要塞。
明洪武二年(1369年)，大同经历了明元之交的最后一次战火。是年正月，常遇春击溃扩廓帖木儿及北元守将竹贞，夺取了塞北军镇大同，使从五代后晋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938年）以来，落入异族手中431年的大同，终于回到汉族的怀抱。但，到了七月，北元将脱列伯又卷土重来，对大同发动猛攻。朱元璋急令偏将军李文忠率军自北平(今北京)驰援。李文忠师先至太原，后北出雁门，于同朔之间与脱列伯所率精锐接战。文忠先以两营诱敌，继以主力分为左、右翼，两面夹击，大败北元军，生俘脱列伯及其众万余。从此迎来大同后三百年的和平与安定。大同的第三次勃兴也由此时而起。
请高度关注以下事项：
①洪武二年二月，常遇春奉调征陕西，大将军徐达遣都督同知张兴祖接手常遇春留置的宣武、振武、昆山三卫士卒戍守大同。这是大同建卫的开始。
②洪武三年正月，置蔚州卫指挥使和大同左、右二卫，八月，置朔州卫。这是大同最早置的地方卫所。
③洪武四年正月，置大同卫都指挥使司，以耿忠为都指挥使。耿忠成为当时大同地区最高军事长官。二月，耿忠奏请“以蔚、忻、崞三处民丁与军士，协力修浚大同城堑。”得到明廷批准。
④洪武五年十二月，《明实录》载：“是月，筑大同城”（此记联系上条，应视作大同城修筑完毕的记录。同时可以推定，大同城于洪武四年至五年由大同都指挥使耿忠奏请并督工修筑。明正德《大同府志》所记“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的说法，应看作大同城池是由徐达大将军所辖军所建）。
⑤洪武八年十月，大同都卫升格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也称山西行都司)，耿忠升任都指挥使。这样，大同便被赋予了与行省相同的军事地位。山西行都司统辖大同左卫、大同右卫、朔州卫、蔚州卫、东胜卫、官山卫等6卫。
上述五条，应该看作是大同回归大明版图后一般的常规的恢复性建设，而真正使大同成为九边之首的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圈定大同为大明帝国之皇子亲藩，并决定代王朱桂离京就藩。
按照明廷亲王就藩的规定，同年开始兴建大同代王府。王府建在辽、金西京国子监的基础之上，历时四年，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建成（大同代王府毁于明末李自成克大同之役，仅留府前九龙琉璃照壁，为国之巨观，足见当时虽为王府亦不逊于辽、金西京之宫观）。根据大明屏藩亲兵护卫的建制，当年改大同左卫为大同中护卫。洪武二十六年，又分别置大同左右护卫。除了亲兵，屏藩还置常备屯垦军。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明廷命开国公常升等“往太原等府，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明.太祖实录》）到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在大同以西、以北、以东，置东胜左右卫、高山卫、镇朔卫、定边卫、玉林卫、云川卫、镇虏卫、宣德卫、大同后卫、阳和卫、天城卫、怀安卫、万全左右卫、宣府左右卫等共17卫。加三个亲兵护卫，大同的卫所共有20个。按每卫5600人，总兵力已达112000人。到洪武朝结束，山西行都司至少领有24卫及广昌守御千户所，总兵力14万，为九边之最。
由于资料的缺少，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洪武前大同准确的人口数。但若以清初“姜瓖之变”前大同人口约为12万（“大同之屠”清军杀人10万，加前期逃出城的2万）和整个明朝全国人口增殖率约为百分之二百（元末9000万到崇祯18000万）这两个基数来推算，我可以得出大同在代王就藩之前，人口大约不会超过6万这一粗略估算来。一个基数只有6万人口的城市，突然一下子加口十多万，使总人口暴增至原来的三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而且按明朝的兵制，这种驻屯兵可以娶妻生子，世袭所屯田。可以想见：原来荒疏的大同周边，长城沿线，一下子变得“屯村竞起，坞堡新添，牛耕犬吠，处处炊烟”了。
屯卫人口的暴增，尤其是在最初，给军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迫使在洪武三年权宜实施的“开中之法”得以延续和常规化。这又刺激了粮商、盐商对于军需边际效益的疯狂追逐。促使他们与军官、边吏相互勾结，迅速完成原始积累，最终使大同由一座藩坻军城，连同它所辖的东口（张家口）、西口（杀虎口），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销金锅”，滋养了十数代精明的晋商，在大同、太原和祁、太、平堆起了银山。
所以我的结论是，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代王就藩大同以及按制建卫，实是大同第三次隆盛过程中人口再殖，产业振兴，民生重塑的最关键举措。
大同屯兵十万自洪洞
代王就藩，大同扩卫，十万屯兵，从何而来？大明历史分明写着：“山西洪洞大槐树”七个大字。
我认真研究了张青先生主编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志》中编制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大事记》，从中析出：明洪武年间移民事项共十次，转列如下（依原顺序，其中括号内文，为笔者据其它文献补）：
①洪武六年（1373年）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处设立移民局，组织大规模移民，迁徙山西、真定民屯田者于凤阳。
②洪武九年（1376年）11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组织大规模移民，迁徙山西及真定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
③洪武十二年（1380年）5月，明政府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移民屯田手续，山西民为军者24000余户，悉还为民屯田。
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8月，（明政府批准户部郎中刘九皋的上奏），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3年，仍户给钞20锭，以备农具。
⑤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8月，后军都督朱荣奏称从洪洞大槐树处办理移民手续的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26072顷。
⑥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有关移民手续，（被分配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
⑦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11月，朱元璋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民众而狭，故多贫。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在洪洞大槐树处办理迁徙手续，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谕。
⑧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8月，冯胜、傅友德、开国公常升等分行，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16卫。计平阳选民丁9卫，太原、辽、沁、汾选民7卫，每卫5600人。平阳选民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办理有关立卫军屯事宜。
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12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树处集中，愿徙彰德者听。至是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7府徙居者凡598户。计当年收谷粟麦300余万石，棉花1180300余斤，见种麦苗2180余顷。圣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之贫者少矣。”
⑩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00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在这十次移民记录中，仅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移民事项就记有二次。其中一项所言事明确属河南省而与山西大同无关，另一项则是直接关乎大同立卫屯田的移民事项。还特别说明这是由冯胜、傅友德、开国公常升等分行的重任。
冯胜、傅友德、常升何等样人？这三人都是朱元璋的安徽班底，冯胜乃淮西宿将，宋国公是也！傅友德亦明开国名将，淮北人，后册封颖国公。常升则是开平王常遇春之子、明初最年轻的公爵、凤阳籍开国公。一桩移民事，三位国公办，这分明是“朱家事由朱家人办”的皇差。于是，我很慎重地作了进一步核查，果然于《明太祖实录》中查到二条记录：一、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五卫。给山西民兵十万人各给三十锭，令置牛屯田。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遣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这两处记载分别记于洪武二十五年的八月和十二月，前者记事由，后者记结果，非常完整。与上文中，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明廷命开国公常升等“往太原等府，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蠲其徭役，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耕屯田。”（《明太祖实录》）成为有力互证。
史证说明：①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代王朱桂大同就藩、按制建卫、征发屯兵是皇帝朱元璋亲自决策和部署的。②具体执行时间是：八月开始到十二月结束。③事项执行人是明初名将宋国公冯胜、傅友德（后封颖国公）、开国公常升等。④征丁地点是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大原府、辽县（今左权县）、沁县、汾阳县。⑤选丁人数：平阳九卫、大原、辽、沁、汾七卫，每卫六千五百人，按此合计共十六卫十万零九千人。⑥国家为这次征发，按移民政策安置每人出资30锭计，当支300余万锭巨资。⑦戍卫屯田地点：大同、东胜（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等地。
该讲一个具体事例了：
在桑干河的南岸、浑河西岸的两河交汇处有一个村子，名李家小村（今属朔州怀仁市河头乡，其实距大同只有45公里）。李家小村李姓占多数，族中珍藏着一部续于民国末期的《李氏宗谱》。续谱人李文孝、李文帅在谱牒的前言中称：李家小村李姓一族“由陇西移至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村（另有传言云：大槐树村圪针沟），大明洪武年间迁移至晋北大同地方桑干河南李家小村居住下户”。该谱翔实记录了首先到达桑干河南岸的开荒者是李子敬、李子良兄弟二人，以及其下十七辈李姓后裔（男子）。2021年前后李家小村李姓第十七世裔孙李福山再次续谱，使族脉延续到2022年的第二十一世。在续谱过程中经反复的考证和查阅比对，认定迁来李家小村的第一代兄弟二人应属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大同建卫时的被征发者，迄今已六百三十年矣。据李家小村老辈人讲述：与李家小村只隔一条浑河相距不到2公里的小昌城村也是同时期立户开村的。相传李家小村子敬、子良兄弟在田间劳作，闻河对岸有吆喝牛犁地者，声音非常熟悉。于是二人涉水过河一看，原来是洪洞邻村“圪针沟”张姓的表弟……直到现在，李家小村和小昌城村李、张二姓仍互认“老表”，同辈以姑舅兄弟相称。李家小村这次续谱后统计，新旧两谱共录入李氏二十一代男姓成员1044名。笔者本人即是第十七代177人之中的一丁。从人口学的角度讲，李家小村、小昌城及大同周边数以百计的普通农耕村落的形成，多是明初所立之屯田新村。实乃明朝政府边防建固、人口再殖、民生重塑多项政策之产物，我（们）当然也身在其中。
参于修谱时，我回到了故乡李家小村，看到干涸了二十年的桑干河，又重新汩汩流淌。我想：大同人的生息也如同这河水一样，几度委顿，又几度丰沛。始于大明洪武年的这一轮大同兴复，虽与神武的北魏和骠悍的辽金完全不同，但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史诗中非常精彩的一幕，很值得我们记忆和反复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