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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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有钱难买少年时，失落的光阴无处寻。我1958年出生在大同师校街，三岁时父母工作调动到怀仁，我们亦搬家至怀仁。1966年父母从怀仁县调至大同县工作。因当年大同县所有党政机构均在大同市内，我家又举家搬回大同市，居住在东街蔡家巷六号。当时的蔡家巷六号居住的基本都是大同县干部家属。从那时到1976年我大同二中高中毕业插队离家，我在蔡家巷住了整整十年。
在蔡家巷六号十年间，我完成了由一个懵懂少年到初识世事的青年的蜕变，它成了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留下来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过去，我还经常做梦，梦见六号院我们住过的房子，相处过的老邻居。人常说，人老了新的事情记不住，老的事情忘不了。又说，老回忆过去，那就证明你老了。不可置否，我已过花甲之年，说不老是自欺欺人。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我以为还是很对的。过去的日子，说真的是过得很艰难。我老想着编一本关于我家的书，让我家哥哥妹妹们写点什么。大妹说，有什么好写的好说的，想想过去都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的，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心酸满眼的泪，许是我们院当年有两个她同龄的孩子得病早早去世给她留下了好多不快吧。现在我的孙子十二岁，六年级，正是当年我住蔡家巷的年龄，那年代我下了学带着比我小四岁的大妹烧火做饭啥不得干？现在我孙子还算不错，在家也能干点活儿了，但比起我小的时候几十分之一都算不上。我应该还算开明，没打算对孩子们说教些什么，只是希望把过去的生活状态片段纪录下来，让孩子们在感兴趣的时候参考一下，对比过去的生活才知道现在有多么幸福。
缝 衣
那个年月，家里的孩子多，负担重，孩子们的衣服永远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以此类推。孩子们好动，原来的衣料又是棉布的，不像现在化纤的耐磨，永远是破洞连着破洞，补丁挨着补丁。现在的衣服上开破洞打补丁是追时尚，当年那是无奈。且不说你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有钱买一件也需要布票，恰恰是两项都缺！衣服永远是破了能缝补就缝补，不过孩子们总是要有穿新衣服的时候呀。买不起，妈妈总是自己给孩子们做衣服穿，事实上，妈妈并不会裁衣服，家里倒是有一架飞人牌的缝纫机，那是用来勉勉强强地补补衣服用的。在那时（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也学会了简单的缝缝补补，一些简单的针脚也会来几下，虽然可能歪歪扭扭也不平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妈妈盘坐在炕桌前缝衣服，我也学着缝扣子。一开始，把线都绕到了扣子眼的外面，好像是蜘蛛织了一张网。妈妈看了微微一笑，拉过别的衣服，让我看别的扣子是啥样。我一看就明白的，自此以后，我的扣子掉了都是自己缝的，简单的开线也是自己处理，什么窜线呀锁线呀引线呀我都会。这点小手艺没想到插队的时候派上了用场。插队到村里，最开始是我们四个男生三个女生，去了大半年，被子脏了拆下来我自己洗，洗了自己缝。这个举动在村里人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要是个女生自己缝缝他们觉着倒也正常，我一个十八岁的男生把被子铺在炕上缝，还缝得有模有样，真是稀罕。要知道，当时在农村，男人连衣服都不自己洗，更谈不上做针线活了。所以窗户上爬了一堆男男女女看热闹。不过，在我的带动下，后来我们同学们大多学会了缝被子。
记得有一年，快要过年了，照例妈妈是要给我们几个孩子做新衣服的。我妈给我买的是一块军绿色的仿灯芯绒的布，说是仿灯芯绒就是没有灯芯绒的那种凸起的条绒，只有浅浅的道道，远远地看着像，实际面料没有那么厚实。真正的灯芯绒买不上买不起啊。妈妈原本只会勉强缝一些简单的衣服，要是完全做一件新衣服还是很困难的。首先裁剪就不会，不过当时新华书店有卖一种一比一比例的衣服图纸，你自己买回来可以踏着裁剪就行。但是用这个东西就比较死板，因为纸样是固定的而人的尺寸变化很大。我就记得我妈一直比划到半夜还是不敢下手，剪坏了布料是很严重的事。好不容易剪好了，做又熬了几个晚上。其中上袖子是最技术的事，我就在旁边陪着妈妈，看着缝又看着拆，又缝，不合适又拆。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回合，期间我还要套上一下比划比划。终于做好了，那是一件草绿色的军便服，那是最时兴样板戏的时候，这衣服和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穿的军装极其神似。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穿上还没来及订上扣子衣服的心情，这既有穿上新衣服的愉悦，又有我全程参与了做的过程充分体验了妈妈的艰辛。穿上衣服的那一刻，那个画面到现在还没有抹去，以至于在以后别管衣服再贵再好再新潮，就是再没有过那种穿新衣服的幸福时刻。可惜那件衣服还是裁得有点小了，我穿上当时是很合适，但只穿了一季就小的不能穿了。有了这次裁剪衣服的经历，妈妈可能觉着太费劲了，效果又不理想，也赶着院里月莲妈开始帮人裁衣服了，我们的衣服特别是上衣就交给月莲妈裁了。裤子相对简单，还是妈妈自己做。
挨 打
在我们家，我算是个乖巧的孩子，上有哥哥下有妹妹，自然也是干活的中坚力量。我有过两次挨妈妈打的经历，到现在想起来也是记忆犹新。一次是一年的冬天傍晚，就是五点来钟吧，妈妈还没有下班。外屋的炉子“打墙了”，具体的原因不懂得，现在想也可能就是炉筒子里产生了一氧化碳，聚集在煤尚未燃烧的地方，突遇明火，爆炸了。这种“打墙”在过去生煤火炉子的时候很常见。不厉害的时候就是“通”的一声，从炉筒子的接缝处和炉子里冒出一股黑烟。有时候就非常厉害了。我那一次就非常厉害，本来在炉子上座着锅在熬稀饭，忽然“通”的一声，炉筒子整个倒了。原本竖着的L型的七八节烟筒被轰得七零八落，连揪着烟筒的细铁丝也失去了作用。“通”一声的后果就是满屋子的黑煤烟，我和大妹吓得不轻，心知这下可算“戳上大鬼了”。要知道黑煤子无处不是，炕上、被子上、柜子上地上全是黑煤烟。两个人怕我妈看出来，赶快麻溜地收拾，先是两个人摞上凳子颤颤巍巍地把炉筒子接好，扶起来。然后扫地的扫地，擦桌子柜子，擦炕上的油布，又把苫被子垛的单子取下来抖了。自以为收拾得天衣无缝很干净了，殊不知真是小孩子天真的想法，哪能打扫干净呢。我妈下班回来一看，烟筒根本就没安好，七扭八歪的，我和我妹两个身上全是黑煤子，脸上也是黑一道白一道的，整个一个五花脸。家里用手一抹一手黑，一锅稀饭里也尽是黑煤子。我妈那个气呀，不由分说把我推到炕上又是笤蔟又是巴掌的揍了一顿。现在想想看也是，母亲上班累了一天，出了这样的事，所有的单子衣服全要重洗，家里所有的地方都要过水清洗，那是个量很大的活呢，哪能不生气。这次挨打算是有点冤枉，可那个时候小孩子挨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另一次挨打确实不算冤枉，算我是咎由自取。这是五年级时候的事了，也是冬天。我在学校和同学办黑板报。冬天里的下午天气很冷，黑板报在教室的外墙上，时不时的我们要跑到教室里面烤烤火，暖暖身子。坏就坏在烤火上。我中午走的时候就知道要办黑板报，偷悄悄地把我妈的手套戴上了。我妈的手套是一副黑灰尼龙手套，那时候可是稀罕物。那是我姥爷从北京给我妈拿回来的，其珍贵程度堪比现在十几万的裘皮大衣。那会儿，哪有手套可戴，有也是只有大拇指的大棉手套。戴上这新鲜的尼龙手套，柔软有弹性，包裹性又好，又暖和。拿着粉笔写黑板报灵活自如，同学们看着都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他们哪里见过这样好的东西。真应了乐极生悲那句话了，戴着手套烤炉子，热热乎乎正得意呢，忽然觉着手套有了变化，没等我反应过来双层的手套外面一层已经干枯打卷了。完了，一双尼龙手套就这样报废了。那时候我哪懂尼龙的东西是不耐高温的，哪能用火烤呢。回家以后，我妈大发雷霆，左右耳光打得我是七窍生烟，我一边哭一边求饶，我再也不敢了，再不敢动你的东西了！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这么挨打，也是我有记忆中的唯一一次求饶。不过自此以后，我长了记性，我妈的东西不管再好、我看着再喜欢也绝不再动一下。
摄 影
我众多的兴趣爱好是和我大哥离不开的，太多的事情我大哥都是我的领路人。现在想想有个哥哥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记得那年，我大舅援助坦桑尼亚回来到我们家，我印象最深的是带来了腰果。腰果，热带的植物果实，那个年月我们这儿，一年一场黄风，从春刮到冬，刮得天昏地暗。腰果是万万见不上的，那是远在十万八千里的东西。腰果果实香甜脆，没有核桃的那种苦涩，也比花生甘甜，吃到嘴里油香油香的。想想当时吃个花生核桃还稀罕的不行，能香甜的回味好几天，这舶来品更是真真的天上美味。还有一个是几个塑料做的大概六七厘米高的椰子树模型。在当时，这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当年我们还很少见到塑料制品，见了这种做工精致的小摆设自然是惊喜连连。那会儿，我哥和我的玩具常常是找点纸盒子，剪点两厘米大小的刀枪，再剪点纸盒做几个小房房做游戏。看见这样的东西比我们那自制玩具不知道好几百倍，所以印象极其深刻。我大舅还带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东西——照相机。那时候我小，不懂的是什么牌子的。应该是苏联或是东德的一款双镜头相机，闪闪发亮。照什么照片、照没照相我都没有印象了，但照相机给我们哥俩应该是印象极深。我想凑到前面拿到手里仔细看看都没有份，太宝贵了！小孩子不能动啊！也许是我姥爷看出了我哥和我的心思，没过多少时间，我姥爷用一张半工业券加上排了半夜的队在北京百货大楼买回了我家第一台照相机海鸥4B，这是1972年的事情。自此，我哥和我开始了我们的摄影过程。
我哥是个极聪明的人，爱好美术爱好无线电，有了照相机以后，慢慢地自学了摄影。当时一方面物资匮乏再一个就是没钱呐，买一个胶卷那需要算计了又算计。那时候，买只敢买没有皮子的120卷，皮子再到照相馆捡几个。所谓没皮子就是没有胶卷外面的那层保护纸，没有保护纸是装不上照相机上的。捡上皮子黑夜在被子里蒙着粘好就能用了。没皮子的胶卷八毛七分一个，带皮子的精装卷要一块多了，用不起呀。开始是送在照相馆冲卷，两毛钱一卷，后来买上小袋的药粉，回家到了晚上钻在桌子下面，再在桌子边上蒙块布，找两个搪瓷碗一个显影一个定影，自己数着数算时间冲卷。印像箱也是自己做的，钉一个小木箱，上面放一块玻璃，玻璃下面蒙上硫酸纸，里面安两个灯泡，一个红色一个白色。没有红色的用红油纸包裹一下。摄影的启蒙书就是三毛八一本，薄薄的吴印咸著的《怎样估计曝光》。有一次我哥去北京，发现北京大北照相有卖论斤的相纸。那种相纸是中国图片社做完了新闻图片裁下来的纸边，大概六吋长三吋宽，用黑纸包着，半斤一包。这种纸回来印像是很合适的，120底片的尺寸是二吋半宽，正好一折二印二张。六毛钱买半斤，很合算，能印不少照片呢。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哥那时候已经到农牧机械厂上班当车工有几年了。他又开始琢磨着自己做放大机。想当年，各种物资极度匮乏，想做点什么真是难上加难。好在我哥到了工厂，有不少的便利条件。那时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大家已经开始追求吃以外的东西了。人们开始自己买材料打家具、做沙发、做台灯。我姥爷是个老汽车司机，早年在傅作义的旗下开车，二姥爷、三姥爷也都是汽车司机。那年月，汽车司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姥爷也是对新事物极感兴趣的人。那时候，国家已经对外有开放交流了。我姥爷常常想办法找一些国外展览的门票，回来会带回一些展览会上类似画册一类的产品广告，印刷精美，当时我们看了十分新鲜。北京我们只是在假期的时候去姥姥家呆上十天半个月的，但在姥爷家见识的这些东西也对我们哥俩有着一定的启蒙作用。
做放大机，底板好说。立柱和升降的东西在工厂也不算什么难事。剩下的灯箱只好自己找白铁皮自己绞自己成型。灯室里的玻璃透镜可以买的上，皮腔也能买的上，但就是下面在镜头前需要一小块红色的遮光的有机玻璃费了很大的周折，我记得到处找也找不上，后来在一个油漆美工部的垃圾堆里捡了一块半张扑克牌大小的不规则红色有机玻璃，回来自己用锯条刀子加工成需要的形状才算解决了这个难题。放大机镜头买的是上海一个厂出品的，镜头光圈没有卡簧，光圈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拨杆，开大了光圈对焦，缩小需要的光圈数值时得十分小心，不然它没有卡簧定位，光圈的数值不是很准确的。经过几番努力，放大机最终做成了，到现在我家不少的照片还是这个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放大机制作的。2017年3月的一天，在我哥的办公室突然发现了这个早已消失在我脑海中的放大机，我仔细端详着它，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好像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哥说，当时这个放大机让一个朋友借去了，刚刚朋友拆房搬家发现了这个老古董，搬回来物归原主。这个自制的放大机也成了我哥和我学习摄影的见证。
（原载《平城》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