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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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生意受阻，心灰意冷，萌生退意，千万资产任之灰飞烟灭。余闻，想劝导之。
友乃佛教徒，不妨先从佛教入手。释迦牟尼佛福报具足、福德具足、智慧具足，是很完美的一个人，而且他的能力也超过一切。即使这样，他也没办法改变释迦族被赶尽杀绝的命运。虽然他知道自己的族人被灭亡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他在树下，在敌军经过的路上，等待三次，让敌军退兵三次，他即使知道这么做也无济于事，但是他还是执著着不肯放弃。故事启发我们，即使是佛、圣人也有他们办不到的事。我们只是个有能力、有抱负的普通人而已，一些工作靠我们的双手完成不了。
不轻易的向命运低头，遇到困难要尽心尽力。如果努力了，还是没办法改变，那就是要学会放下。时势造英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是你最能表达自己能力的时候。此时朋友需要你，社会需要你。这个时候把机会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太多的努力、太多的希望。上对不起国家，中对不起朋友，下也对不起自己。
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命就是遭遇，当大势所趋，非个人力量可以左右时，就要视为自己的命运，安于其间。道家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外化而内不化：外与人交往要和光同尘，不刻意与人不同，亦即佛法所说的随缘，内心则与道同在，亦即佛法说的妙用。随缘妙用是说什么缘都可以随，妙用在哪里？心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念念有阿弥陀佛，即是妙用。老子也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意思是说，内心清清楚楚，外表却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能够做到这样，就能做天下的榜样了。一个人能做天下人的榜样，在于要有永恒不变的德行，才不会出现差错，而复归于广大无穷的境界。知道自己的荣显之所在，却能安守于污浊贱下之境，就能成为众望所归，成为天下百川汇入的山谷一般，容纳天下的污垢。
如老子所言，人就会往上提升入道的境界。又如庄子所言，鲲化为大鹏。可惜的是，很多人执着于是非对错，永远在自是非他的两端打转，因此无法入不二法门。
孔子在《论语·泰伯篇》里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乱世的英雄其实是非常可贵的，如果有才华，只要用，就可以无限制的运用。才华是一件没有办法衡量的事情，就像时间跟空间一样，是非常虚无缥缈的，可以无限的大，可以一无所有。假如躺平或去自杀死掉了，你再多的才华也变成了零。不仅可惜，也是个绝大的浪费。成大事，不能靠耍手腕和小聪明。你不管多聪明，还有人家比你更聪明。可你假如用得好，小小的聪明也是绝顶的聪明。
谈到聪明，谁会比诸葛亮更聪明？可是诸葛亮失败过。街亭一仗，吃了大败仗。他大败、惨败，而且从此把蜀国的前途完全葬送了。当时街亭的大将是马谡，斩之前，马谡请他留他一命，可是诸葛亮痛哭流涕之下把他斩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有再大的智慧，也有突然丧失的至暗一刻。你再聪明，有一天会逃不过天算。算得再好，也有失败、算错的时候。
如何由绝顶聪明变成有大智慧，我想对朋友说，当你绝望的时候，学学儒家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或是学学道家的“和光同尘、放下对立”；或是学《易经》的“否极泰来”。万事万物皆是反覆循环，知晓这个道理，就会留得青山在，就会见龙在田，等待着下一次时机的到来。
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
——读《蒋廷黻回忆录感》
蒋廷黻被冠以“外交斗士”“史学权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等等，名词充满简端。
他既不自命清高,也不热衷仕进。政府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做人的态度也是西洋古希腊的传统,亦即柏拉图所说:“一个公民最高的荣誉是为国家服务。”他出任政务处长及其他职务的动机和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要尽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
有人议之为过于天真。天真的确是他性格的特点。个性耿直,湖南脾气太重，介而甚至于孤僻。他天真的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缺乏容人之量。他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看得起的人，一类是他看不起的人。他和第一类人尽管意见不同，争辩得面红耳赤，如同他和胡适之、傅孟真的争辩，但和他们争辩根本是因为尊重他们，所以才值得和他们争辩。对于他看不起的人他是很不留情的，这些人和他谈话时他可能很不礼貌，板起面孔一声不响，等那个人把话说过了他就起身送客。他一生因为这个特性不知开罪了多少人，有时他自己也感觉不该如此，表面上敷衍、客气一番，但做得总不免牵强，令人一望而知他的心情。
检查一下中国的方言，就可知道。上海以北和以西的地区说的是普通话，也就是所谓的国语，广东以北和以西的地区，也说普通话。何以中国的方言只流行于东南沿海各省？据他推测：当中原人口进入沿海地区时，当地的土著人一定就已经相当开化了，无论在人数上和文明方面均占优势，于是中原古代的语言和当地土著的语言混合的结果就成为当地的方言。
他认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对中国是有利的，此一因素即居民中的种族差异不甚显著。可以说在众多的世界人口中，中国的种族意识是最薄弱的。因为在发展过程中，若干世纪以来，我们都是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种族混合。因此，中国人的种族意识淡，文化意识浓。
他说，在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国家中，学者普遍受到社会尊重，学生在政治运动中，自然也会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国，自汉代以来即是如此的新的民主理论，只是强调了学生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而已在过去的几十年，教育和革命是分不开的。每个政治领袖都要靠学生起家，每个政党都要争取学生。由于当时的中国对现代政治组织和宣传鼓动方法不大熟悉，不能妥善运用，因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现的也和其他方面一样，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弊端首先也传进了中国。当时的中国大学受外界影响沦为了政治剧场，其程度受相关影响力量的消长而定。如果说学校办得好,能够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学生少受外界干扰,安心求学；反之,他们就会卷入政潮，荒废学业。因此，中国大学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学生的好坏。显而易见的，政治领袖、煽动家，幕后的政治团体的做法都为学生政治家所左右。在西洋社会中，本着才智或能成大事。在中国则才智以外，非加上“德”的感化不可。
对中国的政经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应该采取混合制度。某些企业应该由政府经营,其他的开放民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做过许多种尝试,包括建立大帝国。但中国诗人对于唐代的开疆辟土、丰功伟业文化并不歌颂,反而有许多惨痛的描述。中国人对建立大帝国的确有丰富的经验，但他却坚定认为建立帝国或是占领其他人的土地是人类的谬想。
李济之先生和蒋廷黻在华双橡园官邸闲谈时有一段对话。李:“廷!你认为是写历史的人快乐,还是创造历史的人快乐?”蒋对于这一个问题没有立即作任何正面答复。稍停一会以后,他反问李:“济之!你看世界上的人知道司马迁的多呢?还是知道张骞的多呢？”
蒋廷黻的志业如阎锡山大著《孔子是个什么家》一样,“一家”是不足以形容他的!也是不能用“两面”人来看他的。他是将“学问”“事功”融合为一的人。
（原载《平城》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