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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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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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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勇 | 大庙角,从过往到诗歌

童年的记忆,是由一条又一条的老街、老巷搭起的空中阁楼,大庙角是其中一个我最熟悉的角落。为什么要说它呢?因为它离我的心门、心窗最近。每当说起老家大同,这条街巷就会带着噪杂声在我的眼前晃动。两年前,我为北京大诗人黄殿琴女士的诗集作序,标题是“在殿堂里奏琴”,序里有这样几句话:我的在脑海里常常出现一幕夕阳西下,红红的晚霞照在山崖上,照在大殿上,殿堂里有女子在悠然奏琴,琴声在山谷里荡漾的画面。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这种画面最初是我离开古城,去省城求学时出现的。

那时候,庙里的大殿,对于我来说,既不遥远,又很陌生。殿堂里的宗教氛围,以及具体而严肃的诵经、跪拜等等,我没有幻觉,我只是觉得这样优雅而神圣的地方,应该在奏琴,琴声从殿堂里飘出,带着所有美好的寄托和祝愿,属于所有善良的心灵。

这是许多年前的,难以忘却的幻梦。

我常常和外地朋友说,大同如今是四线城市,大同的辉煌是它的历史。朋友们曾经记得几十年前的大同,那是鼎鼎有名的煤都。没错,当年大同产煤最多,而且大同的优质煤炭,发热量可以达到5500大卡,它为全国的工业革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那也可以写入历史了,因为大同煤炭的多产、快运,并没有给大同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下基础,只是出现过一批形象并不高雅的煤老板,还有就是人所共知的环境污染。如今的大同开始务实了,首先是治理污染,以“大同蓝”为象征的空气质量,连续多次在全省排名第一,以刚刚过去的2022年为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27天。其次是大同人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丰富而伟大的,我们必须倍加珍惜。也就是说,大同经济、大同社会如果再次扬帆远航的话,我们需要打出的旗帜,不应该首选煤炭,而必须是历史和文化。

我从小生活在古城里,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祖上,也没有找到其它的原籍。这似乎给我一种解释,我家近几代都是大同人,而且一直在古城内居住。直到城市建设向四周扩展,近二十年古城内原来的居民逐渐迁出,大都在古城的南北东西还有御东新区安营扎寨。我家也不例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古城。父亲今年91岁,他常说,古城里没有他不知道的地方,常常做梦都在古城里,就在那个大庙下的小院子,我们兄妹四个围着他热闹非凡。好像我们还小,有的还骑在父亲肩膀上;还说又像是长大了,父亲卖煤回来,整整一马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着父亲,一簸箕一簸箕、一筐一筐甚至一挑一挑地从院门口往院子里搬运。我也常常梦到古城,但我的梦境与父亲不一样,总是有一群小燕子在头顶的上空飞来飞去,许多小朋友在自来水井台边上的冰面上滑冰车,有一位叫五蛋的孩子从冰车上滚下来,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小燕子好像被吓到,一窝蜂似地朝东飞去。

父亲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他是新中国第一批人民警察,也是古城内大东街的派出所负责人。父亲所说的古城里,他哪儿哪儿都熟悉,熟悉到哪个院子住几户人,每家每户都是干嘛的,长什么样,什么样的性情甚至得过什么病而残疾、去世,他都知道。就是因为他是警察。我小时候,警察的形象很模糊,好像是持枪杀敌的,但又老也看不见父亲打打杀杀的样子。有一次偶尔发生的事情,修正了我对那个年代警察的认知。好像是我刚满七岁时候的一个晚上,父亲从姥姥家用自行车接我回家,走在四牌楼附近的时候,他发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父亲把我放下,吩咐我哪儿都不要去,在路灯下等着。然后我见他过去与老太太搭腔,之后他让老太坐在自行车后边,骑着车回头往东边去了。其实四牌楼,已近离我家很近,很快我就自己到家了。很晚,父亲才回家,抬高嗓门训斥我。很显然,我的行为导致父亲在那个路灯周围好一通寻找。父亲很认真地数落我,我却丝毫不害怕。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我看着父亲威严的表情,笑出了声。父亲问:“你笑什么?”

我答非所问:“那个老奶奶送到家了没?”一句话,说得父亲也乐了。

这个离四牌楼不远的家,就在往南走不远那座鼓楼的东边。鼓楼的东边,叫鼓楼东街。鼓楼东街不长,再走走就到了大庙角。大庙角,是因为一座庙而起的名。我家就住在那座庙对面的老戏台的后面,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四合院,四户人家,我家住东房。给我的感觉,我们院四户人家的男主角,他们之间都很熟悉,早年可能都是穿警服的。后来我又感觉到鼓楼东街、大庙角,还有中间往南拐过去的县楼街,有好多人家都有警察的背景。再往南走不远处的西隅,就是公检法机关,还有看守所,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这些机关与在四周定居的警察家庭,不会没有因果关系,最起码有两个通常捆绑在一起的成语,可以在这里找到印证,那就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在我不到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搬迁到这个院子。

当时那座戏台子还在,戏台子对面的大庙也在。这座古戏台,后来我知道它与大庙一样,都是元代建筑。元代是少数民族蒙古族的政权,单从这一点讲,蒙族人对汉文化是不排斥的。我记得戏台子,是四根粗大的柱子承载着一个很是讲究的有着巨大重量的厚实的顶,上边镶嵌着满满闪着蓝光的琉璃瓦,左右两个向上翘着的角上,都卧有一尊不算大的奇怪的神兽。

大庙,我没有到里边瞻仰过,大庙外边的牌楼高大而古老,不少木柱已经落漆、裂缝,但是不会伤到它身边的人。多少年岁月的打磨,让它在光滑的表面下,有了一定的柔性。有顽皮的孩子脚踩牌楼的石台,熟练地攀援到牌楼之上,像猴子一样左穿右爬,把栖息在牌楼上的燕子和麻雀赶走,让它们另找归宿。那个时候大庙已经不是庙宇,几年之前政府已经在这里开办了一所中学,叫作工读二中。在工读二中上学的一位姐姐,与我住同院的北房。她告诉我,这座大庙是关帝庙,里边供的是关老爷。我问她:“关老爷,是谁的姥爷?”

她一脸无奈,说:“你不知道关老爷,那就不要问了。”等我知道关帝爷是谁的时候,那段特殊的日子开始了。

当时除去满大街的游行示威,便是此起彼伏的批斗会。我们几个同院的的孩子,站在房顶上,一声不吭的远远地望着。我母亲在下边喊我下去,我没及时搭她的话。她又喊:“你要不下来,那我就上去。”在我印象里,母亲的身体常常在生病,父亲多次警告我们,要心疼母亲,不能让她生气。我乖乖地回到了家。

1966年,我上了小学。我背着母亲用自己的衣服为我改制的书包,去大庙角右手向北一拐弯,没几步路就可以到的第十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由天主教会主办的育英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育英学校被政府接收,改为城区第十小学。我每天读书的教室,宽敞、明亮,有木地板,窗户不大,墙壁特别厚实。学校有两个校区,两个校区中间,就是那座并不高大、几乎被居民住宅淹没,只是有着尖尖顶特征的、早已大门紧闭,死一般宁静的天主教堂。学校的对面是革命电影院,我隔壁班的一位同学,他哥在工读二中上学,自己虽然年纪小,没能参与一些活动,却也成天兴奋不已。他说:“革命电影院,以前叫九龙电影院。现在改成了革命的名字,好!”如何如何,说了不少。上课铃声响过了,他还在说。老师都站在黑板前了,他还在说。同学们都坐好了,只有他一个人在说,所有人都看着老师,没人理他,他才懒洋洋地坐回位子上。我们都看见了,他对马路边的一个脏兮兮的孩子骂骂咧咧,还把那孩子手里的半块窝头抢走跑了。那个脏兮兮的孩子,比我们大两三岁,他的父亲被革命委员会以“拉尸队长”的罪名执行了枪决。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大同煤矿在日伪占领时期,常常有死去的、半死不活的、与日本人对着干的被打残的矿工,都被扔进一个叫作“万人坑”的地方,负责把这些矿工用平车拉过来,投入坑内的,是日本鬼子指定的几个工人干的。这个被抢了窝头,坐在路边的孩子,他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其他人找不到了,有的早已累死,或者被打死,也变成了万人坑里的白骨,而他的父亲侥幸还活着,被人指认出。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宣判了“执行枪决”的命令。他父亲的死,也许是他父亲的命。因为他父亲的死,他变成今天这个惨样,难道这也是他的命?再后来,这个脏兮兮的孩子不知了去向,从他家院门口的马路边上,永远消失了。

我上三年级时,我家门前那个老戏台的台基也被拆除。因为大庙已经从工读中学,改成了小学。台基拆除后,这处七百多年来,演出过许许多多场关云长浩气凛然大戏,也不知演出过多少精彩剧目的地方,变成了小学校的操场。

五年的小学时光,在那种气氛下,过得很快。对我触动最深的,不是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而是我的老师,班主任海玉美。海老师也不是神仙,她当然知道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下,也要顺势而为。但是她从没忘记自己是一位老师,她的班集体里有四十多位需要她带入知识殿堂的学生。课内课外,她都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责任。海老师很快发现我喜欢语文,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就多次为我修改作文,课下把我叫到办公室,与我交谈写作的技巧和心得,还借书给我看。只要有接触社会、感悟人生的机会,她就让我参加。五年级时,市里组织一些学生去矿山参观,我也是学校里几个代表之一。那次参观,除了去“万人坑”吊唁,吃忆苦饭之外,还把我们带到了几百米深的矿井之下,那是我作为煤都大同人的后代,此生最早一次在井下近距离接触煤矿工人。当然,我没有让海老师失望,很快我写的一篇作文“矿山参观记”,交到了海老师手里。海老师给我指出了一个错别字,然后大声说:“很好,很好。”

半个月之后,正是暑假期内。海老师和我的一个同学亲自到我家,给我报喜,说我的作文参加全市小学生作文比赛,获得一等奖。而且让我做好准备,在颁奖仪式上,朗读自己的文章。事后,那个同学告诉我,那天海老师在关帝庙前转了个遍,找我的家没找见。她没想到,我家住的四合院甲18号,居然藏在三十四小学校的操场里。多亏遇到了那位姓白的同学。

我读初中是在大同二中,二中在大庙角东南方向不远处,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读高中是在大同一中,一中在四牌楼往西约二百米北边的师校街。一中和二中,最初都不是我最想去的学校。我骨子里一直有个想法,很执拗的想法。我觉得,既然我家对面的大庙可以是学校,而且它曾经是一所中学,为什么如今就变成了小学?我曾经发誓,如果我在这里读初中、高中,完成学业没的说,我还要把这座庙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它究竟怎么了?才会被废弃,才会被拆得七零八落;它从建立到如今,都发生过什么?才会落魄到如此程度,还无形牵挂着我,让我难以割舍。难道仅仅是坐落在我家的对面?我自己在摇头。

我在二中读初中时,我的小学老师海玉美再一次光临我家。那是寒假的一天,阳光明媚,我正在家里画画。墙壁上歪歪扭扭地挂了我的一些随意习作,火炉子上放着我的一个水杯,里边还偷偷泡了几片我父亲的茶叶。这时候海老师来了,她把一本刚刚得到的《山西省小学生作文选》给我送来,我的那篇“矿山参观记”被选中,登载在作文选的第四篇。作文选里大同的学生只有两位,另一位是大同第二小学的梁月英。记不得当时我的心情是怎样的,简直就好比一朵五彩祥云,从门缝里挤了进来,把我包围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有老师在,我还不能跳起来,不能呐喊。不知过去多少年,我只记得那天的日头好,火炉上有水杯,记得海老师所有话语里的关键句子:“你要坚持写作,千万不要放弃,也许将来你可以成为作家。”

我把海老师送出院子,送到马路边,在大庙前告别。我说:“海老师,我会一辈子记着您的话。”

海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相信你。”

那本薄薄的小小的作文选,我一直收藏着。我惦记着,这既然是第一辑,那就还会有第二辑、第三辑,我都要得到,放在最保险的地方。可事实上,这是那个年代唯一的一本,我再没有见到类似的作文选。

学农、读书,学工、读书,挖洞、读书,拉练、读书,初中、高中,很快就结束了。初中、高中生涯的结束之前,文革结束了。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大庙的牌楼被拆之后,我相信那些麻雀迁居到了每个院子的屋檐下,而那大群大群的燕子一定是迁居到了鼓楼,与鼓楼原住的燕子兵合一处了。

鼓楼最美的时候是每天的傍晚,从我家那块儿往西面看,鼓楼在一片火红的霞光中,巍然屹立。几千只小燕在鼓楼前后上下翻飞,尖尖的叫声哗然一片,为鼓楼增添许多的情趣。麻雀是在白天飞的,到了傍晚就只看得到燕子了,麻雀被淹没了,也或根本就无心与燕子争那片天地了。

记得有几次,不知从哪里来的画家,就是选了这个角度,在大庙之下为鼓楼画水彩画,画速写,好多孩子围着画家看,后来渐渐地走光了,唯我还在。我每次都等那画家收拾东西,背了画具缓缓地离去,我仍然久久地呆呆地看着什么。那是我最初看到的真正的画家,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把鼓楼的样子搬到画纸上。我当时问自己,小样,你能行吗?长大后能画画吗?

事实上当年十一二岁的孩子,我现在已经花甲过四,画家梦最终没落成,作家之梦也一直在朦胧之中。什么是作家?以文学为终生信仰,以生活为土壤,播撒思想的种子,浇灌情感之水,撰写文学作品,算不算作家,我不知道,但是我宁愿这样坚守着。

大同,在1600年前曾经是北魏的都城,叫平城。我不知道,平城时期大庙角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第六感觉告诉我,这里也应该是一座庙宇,是一座佛教寺庙,许多人出家为僧,在此焚香拜佛。而大庙附近都是里坊制居民住宅,其中有一大片院子,住的是从西域和西凉国过来的佛教僧侣、能工巧匠。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上演了一统大北方、灭佛、被奸臣所害等几处威武、悲情大戏。太子拓跋晃冤死,太武帝拓跋焘被害之后,奸臣宗爱要铲除皇位继承者的皇孙拓跋濬,而拓跋濬在未来的冯太后,当时的小冯女陪伴下,他们藏匿于一处不起眼的民居之内,躲过了一难。据相关人士记述,这处民居在古平城的东南一隅,不出意料的话,也应该就在大庙附近。

有一家餐馆,名曰“北魏家宴”。餐馆老板是我的朋友,他让我为一道极具游牧民族风格的佳肴烤半羊,起一个有历史味道的菜名。那段时间,我正在第二次为“文明太后冯氏”写传记文学。我忽然想到北魏太和改制之前,废止了开国皇帝道武帝颁布的“禁田令”,把土地交给农民,恢复农耕,农民也可以吃到自己喂养的牛羊肉。于是我给烤半羊起名叫“废禁羊”,乍一听很可怕,什么羊肉,咬不动吗?一听故事,明白了,事出有因,原来如此。中国的古城多了去了,大同与其它不一样。原因是大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恰恰是内地农耕文化与长城外游牧、游猎文化融合的地方。在如今大庙角的附近,有不少民族交融的特色餐饮,吸引了许多朋友在此举杯畅饮,饱餐美味。

三年前,我去河东考察,在解州参观了中国最大、最正宗的关帝庙。解州,关羽关云长的故乡,这里不仅有世界上最大、最正宗的关帝庙,而且在一片葱茏的中条山之中,用五百吨铜,塑起了一尊高达61米的巨大雕像。离开关帝庙,汽车往南驶去,刚好时近傍晚,晚霞为关公铜像抹上一片耀眼的光芒。司机在专心的开车,车上的其他人等,全部都在回头看着,与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关公告别。

听说,解州这尊巨大的关公铜像是十四五年前塑起来的。几乎是同时期,大同也做了大文章,古城整个变了个样。以代王府、文庙、关帝庙为代表的一些被拆除,或者早已废弃的重点的庙宇、殿堂,在四大街、八小巷、七十八个绵绵巷的棋局里,重新矗立起来。三十四小学迁到了别处,关帝庙是首先列入恢复原貌、重新建设的古建筑。其实,老大同里坊的整体布局里何止这七十八个街街巷巷,再翻一倍也不止,从这一百多个小街小巷、绵绵巷的名讳里,也不乏找出曾经有过的,已经消失的,在想象之中可以搭建的各种庙宇、殿堂,比如朝阳寺街、正殿街、宏济寺街、九仙庙街、城隍庙街、塔寺街、武庙街、太宁观街、贵儿寺街、赐福庵街、青龙阁、一万贯庙街、娘娘庙街、正府角、朱衣阁、翠花宫、鲁班庙街等等等等。老大同的庙宇、殿堂应该太多了,可是在记忆中能够为我奏琴的,把我从遥远的北京、成都、南京、三亚召唤回来的,唯有那座大庙。

关帝庙得以重建之后,我才第一次真正意义去参拜它,而且是三番五次地去看它,读它,补上了以前留下的遗憾。读武圣关公的卧蚕眉和丹凤眼,读他赤红的脸颊和洋洋洒洒的五缕长髯,读他的赤兔马和他的青龙偃月刀,读他手里从不肯放下的《春秋》,读他一生信仰和他用一生的传奇,书写的四个大字:忠义仁勇。

从大庙出来,重新建起的戏台子就在眼前。自从有了戏台,每逢佳节,这里都会有好戏连台,台下的观众,大多是古城吸引来的中外游客,当然也有一些过去曾经住在老城的街坊邻居,他们的前来,是打定主意的来做忠实观众的,他们从远处的高楼出来,打车来到这里,锣鼓点还没响起来,他们已经坐在台下。

戏台子后边的四合院也被推倒重建,而且与狮子街的一处三进大院子贯通了。我两次信步而入,却找不到丝毫往日的感觉。好像这里是一处与玉器珠宝加工有关的工作室,有工作人员出来询问我的来头。我感到无趣,于是说声“抱歉,走错了。”自动退出。站在小院门口,一阵发呆。我问自己,这是哪里?是我曾经生活过四十多年,上过房、打过架、喝过酒、画过画、唱过歌,我的同学、朋友无数次与我相聚读书、写作业,满满都是烟火气和说笑声的那个小院子吗?院子门口好像缺点儿什么?对了,这里应该有一块磨去所有棱角的、灰白里透着黝黑的青石板。而且还有一尊石头老奶奶,呆呆地在上面坐着,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偶尔有陌生人与老人打招呼,老奶奶也只是木讷地无神地看着。这位老奶奶一日三餐都在这里用,一直到天黑,才会被晚辈搀扶到属于她自己的小屋。我在省城求学的四年,每次回来和离开,她都在那里坐着。后来我工作了,每次上下班,她也在那里坐着,无一例外。再后来,我成家,迁居在外边。每次探家,她还在那里坐着。记不住何年何月了,几场大雪降落,之后是春暖花开,老奶奶永久地消失了。再打听,她已经离开很久了,她的后人也已搬离。于是,我梳理过往,在梦幻中寻找角度,专门为石头奶奶写过一首诗“雕像,在老院门口”,收录在我的诗集《梧桐自语》。

老院子最深刻的记忆/是门口的一座雕像/卷卷缩缩的衣衫/包裹着孤独无奈的心/故事在皱褶里匍匐/等待着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

她在这里坐了多久/只有老院知道/没有言语和喜怒,一日两餐时/她的嘴巴还能一张一合/孩子们在她身边嬉戏、奔跑/她的眼睛/偶尔也会闪出一道光

老院就是一本日记/翻开哪一页/都能回到从前/那年一场早来的雪/老太太随着雪花飘走了/日记本没有了封皮/好多过往都模糊不清,浑浊如泥/还进去吗?记忆问我

            ——《雕像,在老院门口》

(原载《平城》202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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