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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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云冈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它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亦代表着公元五~六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2001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闻名遐迩，享誉中外。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云冈石窟山顶还隐藏着一座明代古堡，山下原来也有一座古堡。
建在山上的古堡不为稀奇，可建在石窟之上的古堡却独此一家；古堡的形制各有千秋，可山上山下连在一起的古堡也是独此一份。
云冈堡分上堡和下堡。建在山上的上堡是后建的，建在山下的下堡却是先建的。
有明一代，蒙古部族是明廷的心腹大患，蒙古铁骑不时冲破边关，侵扰中原。为了防御蒙古，明廷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战区。其中，大同镇作为拱卫京师西大门，直面强大的蒙古部族，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号称九边第一镇。除了设立九边重镇，明廷还不断修边、建堡、筑台，仅在大同镇就先后修筑边墙516里，内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云冈六堡等主要城堡共计72座，其中城20座，堡52座，边墩776，烽燧833个。尤其嘉靖时期，蒙古部族俺达汗兴起，驻牧于宣大边外，因其所处之地贫瘠，“以故最喜为寇抄”。而此时，大同镇大边、二边俱失守，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完全暴露于外。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整个嘉靖朝，明廷在大同镇修建军堡49个，云冈堡即在其中。
云冈石窟是礼拜神明、祈祷祥和的佛教圣地，云冈堡却是武装对峙、刀光剑影的军事要塞，为什么要在云冈筑堡呢？云冈堡位于武周塞，东通大同镇城，西通左卫，为云西孔道，自古以来便是军旅要道，更是商贸古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魏平城丝路、明清万里茶道就是这条道；昭君出塞、康熙班师、晋商走西口走的也是这条道。云冈堡的修筑与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右卫保卫战”有关，而引发“右卫保卫战”的导火索是“桃松寨事件”。
二
桃松寨是蒙古俺答之子辛爱黄台吉的第三妾，她与辛爱部下收令哥私通，被辛爱发觉，桃松寨怕被问罪杀头，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间与收令哥出逃，前来明朝大同镇新平堡投降，守城人接纳了他们，宣大总督杨顺把他们送到京城，请功邀赏。辛爱在俺答几个儿子中，实力最强且凶残狡诈，得知桃松寨投降明廷后，异常愤怒，向明朝要人，被拒绝，遂纵骑掳掠塞内，大同左、右、威远、平鲁四卫诸墩堡尽为攻毁，尤其右卫城被重重包围长达八个月之久。右卫城中“并灶而食，拆屋而爨，号哭之声遍于里巷，势甚倒悬，危在旦夕。”而总督杨顺却“未能出一奇、发一矢，以校尺寸，乃往往杀愚、幼小民以报首功。” 右卫危在旦夕，大同城岌岌可危。明廷加紧更易文武大臣，令兵部侍郎江东急去宣大暂行总督事，与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带领主客兵数万人，进军大同右卫。接着，兵部尚书杨博调集各镇兵马，筹备粮饷，统率大军随后增援。蒙古部众久围右卫不下，听到明朝大军即将到来的消息，随即移帐逃走，解除了对右卫城的包围。
由“桃松寨事件”我想到“把汉那吉事件”，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俺答汗占有了他的孙子巴汉那吉的意中人，巴汉那吉气愤不过，带着十余随从归降大明。同样是归降事件，嘉靖与隆庆两朝的处理截然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嘉靖朝从上到下简单粗暴，既不谈判，也不放人，遂更加激怒蒙古人，以致四座卫城尽被攻毁，兵民死伤不计其数。而隆庆朝上下却是审时度势，以为这是改变明蒙关系的天赐良机，把握机会，顺势而为，敕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敕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通过“隆庆和议”，实行封贡互市，结束了长达200年的战争状态，干戈从此化玉帛，关城息烽而安枕。
右卫之围解除后，边患仍在，当时，“墩堡悉毁于虏，遗一孤城于极塞外”，大同镇城形势堪危。为了加强边防，防止蒙古部族再次进攻，总督宣大尚书杨博上书言：“大同中、东、西三路，俱当添设墩堡，而西路尤急，请发兵部银三万两修牛心山、云阳铺各旧堡，而别筑新堡于红土铺、黄土坡二处，仍于各堡空内，每四里修墩一座，分军戍之。”所修之堡分别为云冈堡、云西堡、云阳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号称“云冈六堡”。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五月，六堡全部竣工，用时大约一年。该六堡处于镇城、高山、左卫、右卫之间，扼守由塞外通往大同的交通要道。
据《重修云冈堡记》记载，云冈堡是由“我□巡抚杨爷、镇守张爷垂恩”修成的。巡抚杨爷指大同巡抚杨选，其任命时间是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八月丁忧，嘉靖三十九年复任，第二年调离；镇守张爷是指大同镇总兵张承勋，亦于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任命，嘉靖三十八年六月调离。大同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俱受命于镇城危难之际，为右卫之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
这里所说的云冈堡实际是云冈下堡，位于云冈崖前，因“旧城地形卑下，北面受敌于崖，北创筑一堡”，云冈堡实际上是在一座叫做“石佛寺”的废弃旧堡基础上修筑的。当时旧堡已经“累年风雨摧毁”，新筑工程“随其规模”，是依照原样进行的重建。云冈堡重修工程始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八月之前，整个工程历时7年。从那时起，才有了“云冈堡”之称，云冈石窟也因此定名。在此之前，这里庞大的石窟群及寺院或称“武周山石窟寺”“灵岩寺石窟”，或笼统地叫“大佛寺”“石佛寺”等等，罕有今日人们熟知的名称。而旧堡石佛寺堡的最早记录，见于明成化十年（1474）成书的《山西通志》。卷3《关塞》曰：“石佛寺口，在大同府城西三十里，左卫东一百十里，有墙堡。”卷4《驿递》：“大同行都司十三铺，俱三十里至。……西路七：石佛寺铺、高山站铺、左卫北门铺……”可见，石佛寺堡既是一个关口，同时也是铺递（驿站），驻有驿卒和守关之兵。史料显示，石佛寺堡始建于金代，为防御蒙古南侵而建，早于云冈堡近一个世纪已经存在。
云冈堡建成之后，“设操守一员，把总二员，坐堡一员，召募官五百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振铎、冰心等文化人士参观云冈石窟。冰心《游云冈》载，“自山下云冈堡绕回，进怀远、迎曦二门，门上额书为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所立。堡内道旁尽是民居土屋，并有‘留人小店’。街中朝南有庙名碧霞宫，对面有戏台一座，也是明代建筑……”从中可见当时下堡保存尚好。而今，云冈下堡残存堡墙仅49米，原有建筑形制已不知晓。原西门“怀远”石碑存于云冈第7窟内，东门“迎曦”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云冈下堡是在旧石佛寺堡基础上草创而成，时隔不久便不能满足军事需要。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原来的基础上予以重修。此次重修，不仅加固云冈堡墙体，而且堡内营房也修葺一新，重要交通道路也增加防御设施，堡外亦修建墩台。经过此番整治，加强了云冈堡的整体军事防御力量。
四
已然有了云冈下堡，而且已经重修，为什么还要建云冈上堡呢？
云冈堡位于大同通往左卫（现左云）的交通要道，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因“旧城地形卑下，北面受敌”，虽已修筑下堡，但于事无补，故万历二年（1574年）即于崖北创筑一新堡，即云冈上堡，并移官军于此，改变了旧堡地形低下、容易受敌的囧势。
新堡“女墙砖砌，通高三丈五尺，周一里四分零，设操守官一员，所领见在旗军二百一十八名，马一十二匹，火路墩八座。”从此，“新堡既筑，有险可据，且镇城万姓所用煤炭皆仰给于此，有警据险、固守亦足保障。”云冈堡不仅位于大同通往左云的交通孔道，而且处于大同煤炭中心。其东为晋华宫国有煤矿，西面为吴官屯煤矿，周围则遍布中小煤矿。因此，云冈堡的修建不仅控制交通要道，而且也利于保障镇城百姓所用煤炭。
几年前，我登上武周山顶，一睹云冈上堡真容。云冈上堡略呈方形，周520米。堡墙高约9米，墙顶宽约4米，除南堡墙的西部坍塌，其余保存相对较好。该堡开南门，门洞墙基处外露石条5层，外有呈半圆的瓮城，开西门。堡门外西南残留有玉皇阁台基，玉皇阁位于第20窟窟顶，其下为著名的露天大佛。上堡土筑，女墙包砖，“下有寒泉，皆佛窟，亦灵境也。”从空中俯瞰，上堡四面形如“只”字，其中，“口”字部分是堡之主体，“八”字部分则分为东西两道翼墙，向东南、西南方向各有延伸，仿佛两支手臂，将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揽入怀中。
五
2021年大同评选“长城八景”，“云冈梵境”赫然入列。“云冈梵境”至少有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云冈石窟是一片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古代庙宇群，也是长城边塞的佛教文化圣地，并集长城文化与石窟佛教文化，蔚为壮观。这正是云冈堡的独特之处，也是大同长城八景之“云冈梵境”的主要由来。长城与黄河在老牛湾紧密握手，成为山西长城线上一道标志性的独特景观。在武周山，在云冈，雄伟奇健的北魏造像和厚重沧桑的明长城古堡融为一体，堪称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
第二，云冈堡下的云冈石窟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从东到西绵延1公里，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9000余躯。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雕刻着数以万计的佛、菩萨、天王、力士、飞天等，堪称一座博大精深、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诚如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灅水》记载：“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漫步云冈石窟，自然能感受到佛国梵境无边的静穆、庄严，也让人感受到云冈之大、大同之“大”，这“大”的“硬核”就是：作为中华文化和文明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其意蕴必然所具有的精深和博大。
第三，整个云冈石窟群延绵15公里多，北魏时就有“十寺建筑”。上百年叮叮当当开凿声不断，庙宇一座连着一座，香火十分旺盛。至今还有观音堂、佛字湾、鹿野苑石窟、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和焦山寺石窟等历史遗存分布，形成连绵不绝的佛教文化长廊。
第四，“石窟摩云”是清代大同“云中八景”之一，从一个侧面映证云冈石窟的佛国圣境。清·顺治《云中郡志·景物》载，“石窟摩云，在府西三十五里，奇山妙水，庄严极丛林之盛”。当游人登上楼阁顶上时，可谓有“山峰楼阁与天齐，佛顶似接白云”之感，故有“石窟摩云”之说。清·顺治大同知县王度有诗云：“耸峰危阁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亿万化身开绝嶂，三千法界作丹梯；乾坤再辟雷初奋，海月重光月指迷；我欲凌虚朝玉陛，好从灵鹫问金泥。”
第五，云冈上堡所在山顶原先也有寺院。考古发现，武周山顶东西两部都发现了寺院遗址，东部寺院遗址位于云冈石窟5窟和6窟顶部，发掘于2011年，是一处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包含塔基、石柱础、铸造井台、熔铁炉、水井遗迹等遗迹。塔基中部的方形夯土塔心是北魏遗迹，外围八角形边框当为辽金扩充补建。西部寺院遗址位于一区，发掘于2010年，是一处较完整的寺庙遗址，包含北廊房、东廊房、西廊房、南廊房、塔基和砖瓦窑等遗迹。根据形制推断，这里可能是云冈译经场所或高级僧侣的生活区，是北魏时期云冈寺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中原地区最早的寺院遗址之一。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庙的结构、布局以及范围。
六
万历十四年（1586年），上堡与下堡之间还修有夹墙，“为的是屏护上下山之路的畅通，保证二堡间的相互联系与援助。”夹墙将上堡、下堡连为一体，中设有敌台、铺房，构成了封闭式的防守体系。
而今，山上的夹墙犹存，山下的夹墙与堡墙只剩下了东南角部分。这也倒好，否则，下堡两翼向北的夹墙，一墙在第31窟，一墙在无名窟旁，会将整个石窟区域截为三段，彻底破坏了北魏以来依山凿窟、傍窟建寺的传统布局。
在武周山这同一块地方，北魏与明代建设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生态，北魏修筑的是佛光万丈的石窟寺、万佛寺，留下的是彪炳史册的文明宝库。用著名文学家冰心先生的话说，云冈石窟“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而明代留下的是突兀的军堡，从历史记载上看，云冈堡起到了威慑和防御作用，并成为明边塞文化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建造过程却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上堡严重破坏和毁灭了原筑于崖顶上的北魏和辽金寺庙遗存，而下堡一度还将云冈石窟群一隔为三，阻断了洞窟原本的连续与完整，破坏了云冈石佛寺院的大格局。军备上的实用主义取代了文化上的理想诉求，不能不令人生发诸多感叹。
（原载《平城》2024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