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登山上
发个位置吧,此刻我站在白登之战遗址纪念碑前。四野一览无余,汉式碑阕兀自沉思。南北西三面是城市、厂矿、田野,向东看,山的边缘处是一小块谷地,随后便与另一列更隆起的山脉连属,那山名曰采凉,采凉属阴山山脉,而我所在的白登,又是采凉山的西南余支。白登山俗称马铺山,与朝东北逶迤的采凉山稍有隔断,远看又似一体,它如同大的波浪边缘跌落的水花,又像是盆景山前面一块小小的配石。此刻天高日晶,蝶在飞,花在开,而公元前二百年的白登之战是什么样的呢?
汉高祖七年,刘邦在短短几个月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这年十月在新落成的长乐宫里,他接受了诸王和文武百官的朝贺,大典仪式感拉满,既彰显了帝王的威严,又不是刘邦讨厌的繁缛,他的喜悦溢于言表:“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几个月后,平城的另一种滋味更让他终生难忘。
北纬四十度,地球的金项链,这里地形多样,物产丰富,世界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在这一黄金地带。四百毫米等降水线是我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地理分界,而这条等降水线的中段,与四十度纬度线、古老的长城几乎吻合。大同就在三线重合处的位置上。历史、地理、人文的多重交织,造就了它的前世今生。
《史记·匈奴列传》告诉我们,就在秦末的纷乱中,北方草原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崛起,冒顿单于征服了许多部族和部落,重新夺取了蒙恬收复的“河南地”和阴山一带,屡犯燕、代,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新兴的汉朝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都城在晋阳的韩王信上书刘邦“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得到了批准,韩王信没料到到自己根本就不是冒顿的对手。高祖五年春,冒顿围困马邑,信抵敌不过遣使求和,遭到刘邦的斥责和猜忌,信遂投降匈奴,并与冒顿合兵,攻打太原,直至晋阳城下。七年冬,刘邦带领自己的精英班底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陈平、娄敬等武将文臣统三十二万大军御驾亲征。这场汉匈之间的战争就在今天的山西境内展开了。
刘邦先是破信于铜鞮,斩其将王喜,后汉军晋阳捷,追匈奴于离石,复破之,接着又取得娄烦西北的胜利,当得知冒顿在代谷(今繁峙一带),刘邦甩掉大军,带领先头骑兵北逐,到达平城。尽管娄敬早就警觉一路上只见匈奴的老弱残兵,不见精锐,这很可能是个圈套,但刘邦求胜心切,他和冒顿在平城的这场历史性遭遇已经不可避免了。
关于白登山的具体位置长时间在史学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就是大同市东北十多里的马铺山,也有人认为在大同阳高县的采凉山。郦道元《水经注·㶟水》中写道:“一水迳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即白登台也,台南对冈阜,即白登山也。”从考古出土的刻有“平城”字样的瓦当和城墙遗址看,西汉以来大同的城市位置格局基本未变,今马铺山即为白登山多被采信。但也有人根据围困能相持七天七夜以及汉匈双方的兵力,推断马铺山容纳不下这场战争。自唐颜师古开始有人对郦道元确定的位置产生疑义,白登所在渐渐东移。采凉山在大同市区东北二十六公里处,相对高差一千多米,比高度仅有二百多米的马铺山雄伟得多。但《史记》原文:“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若西东南北四面都能看见匈奴的白青黑红四色马阵,采凉山有点太大了,连绵的群峰至少会从一面挡住视线,不如马铺山这座孤立的小山头更能一览无余。《辽史》认为白登就是今天阳高县所在区域的的一个地名,与山无关,这是今人也容易产生的误会,因为阳高县尚有大白登、小白登两个相邻古村落,村边还有一条白登河,这是因北魏在平城建鹿苑等皇家工程,东包白登,移山下居民至阳高形成新的聚落,名随人走,于是阳高也有了白登。
历史有时是一个谜,好在白登还没有那么扑朔,三个地点,离得不远。苏东坡的黄冈赤壁与蒲圻赤壁虽是两地,但何妨一樽还酹江月?
二千二百多年前的刘邦面对匈奴的围困,最着急的还是怎样解脱。陈平的计策也是一个谜,匈奴的阏氏是怎样说服冒顿解围之一角,放走了汉家天子?汉军张弓搭箭,徐行出围,那紧张的氛围今天读来都让人捏一把汗。
这场战争是严酷的,还没到达平城,北方的酷寒已经让士兵冻掉指头的十有二三,白登之围也留下了“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的歌谣。在《汉书·高帝纪》中还记下了这么一笔,平城之战的第二年三月,汉高祖下令跟随他出征平城和在平城守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大概是这些人此次兵役之后,再也不用受服役之苦了,从这种罕见的补偿中可见当时的苦是什么程度。但刘邦在三晋之地与匈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高祖十年,担任代相的陈豨叛乱,自封代王,与匈奴、韩王信联合。刘邦汇聚天下之兵平叛并到达前沿,跟随他的文胆张良在马邑“出奇计”,最后陈豨败于灵丘。马邑、灵丘距平城仅一百多公里,不知刘邦可否有暇北望,想起白登山上惊心动魄的日夜?
白登之围对汉王朝的影响是深远的,之后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汉匈之间虽然烽火未熄,但再也没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和亲与岁奉成为常态。深感屈辱的刘邦子孙们在积蓄力量,也在寻找机会。这期间也有人想与匈奴碰一碰,但马上有人怼回去:想想平城那七天吧,我们比高皇帝怎么样?白登之围过去一个世纪时,太初四年汉武帝在诏书里还忿忿不平:“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昔齐襄公复九年之讎,《春秋》大之”,刘彻要洗刷耻辱了。
武帝元光元年,平城西北的武周塞一个口袋正在悄悄张开,马邑城里经常到匈奴做买卖的商人聂翁壹向单于献上了一个杀令降城的计策,单于亲帅十万大军,从武周塞进入,距马邑尚余百里,匈奴沿途掳掠,但只见牛羊不见牧人,这引起了单于的警觉,他下令攻下一个烽燧,抓到武周塞尉史,计谋泄露,匈奴引兵还,埋伏在马邑附近山谷的三十万精兵追赶不上,出代郡准备从侧翼袭击的三万汉军也没能发挥作用。马邑之谋虽未成功,但拉开了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唐人的边塞诗里,卫青、霍去病、李广是战神一样的人物。汉武帝时代的平城山川在屡被匈奴铁骑侵扰后,终于见证了汉家大将的出师和凯旋。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部多次从雁门、代郡、定襄出发,这三个郡都统辖今天大同部分区县和或周边地区,可以说大同在汉匈拉锯战中充当了最前沿的角色,承受了太多的牺牲,和长城一样以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农耕文明大后方。
琵琶声里
云京石寺游,西北上丰州。
山险为啼哭,路艰成阻修。
闻名心已碎,未见泪先流。
万里江南客,那堪过岭头。
这是明代诗人蓝仁的《大同路石佛谷过啼哭岭》。从云冈石窟沿武周川继续向西北,在左云、右玉和内蒙交界处有山曰蹄窟岭,也被称作啼哭岭,传说王昭君由此出塞。大同关于王昭君的传说还有很多:现在大同市博物馆里的“琵琶老店”牌匾,也是昭君故事,她住宿东胜店夜弹琵琶,其声哀婉,临走留下琵琶。传说此匾为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所书。而昭君夜宿平城的哀叹被认为是当地传统曲种咳咳腔(耍孩儿)的来源。昭君出塞路线已不可考,但武周川是汉地出塞的孔道之一,除秦直道外昭君有行经大同的可能。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这是唐代李颀的《古从军行》,每次读到它我都会想起了王昭君和那些和亲女子。诗中的公主是刘细君,江都王刘建的女儿。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乌孙王愿与汉通婚。刘细君嫁到了比王昭君还远的西域。据傅玄的《琵琶赋序》,汉武帝命人做琵琶以解细君路遥思乡之苦。后来在诗文和画作中琵琶也成了王昭君的标配。
战争不仅给汉民族带来苦痛,李颀诗中的“胡雁哀鸣”“胡儿眼泪”,与“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匈奴歌》一样让人哀伤。
王昭君不是和亲第一人,刘邦平城之后的和亲也不是首创,早在西周以前部族之间的联姻已很普遍,春秋战国时也多有通过结亲加强或缓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但平城之围以后,和亲成了屈辱的代名词,与和亲一起打包的还有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等物资。昭君和亲于匈奴衰落分裂的时代,是呼韩邪主动向汉元帝求亲,此后六十年间汉匈关系是好上加好,没有战事,但无论是怎样的境况,一个女子背负着这么重的使命远行,足以赢得后世的敬重。
从大同再往西北二百多公里就到了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这里有两块石碑让人驻足,一是董必武的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另一块碑上是吉鸿昌四个大字“懦夫愧色”。
胡风汉韵
云冈同样也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大佛真容巨壮,飞天凌空矫健,素颜一任天然,彩饰丹青永驻。接替匈奴在北方草原上逐渐强大的鲜卑人终于越过长城,定都平城,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分裂时期的人民是痛苦的,逐鹿兼并中的血腥和暴力终于随着执政者定鼎后对民心的争取有所敛止。拓跋氏对汉民族人才的需求是饥渴的,早在什翼犍时期就以屠城要挟索要代郡经学名士燕凤为其辅佐。拓跋最终选择了佛教,并在佛像上附会君权神授的契合,云冈开山斧凿几十年不止,终成大观。冯太后和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平城也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元代《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去中亚,途经阿里玛城(在今新疆伊犁地区),当地农人看见他们的汲水用具,赞叹“桃花石诸事皆巧”,作者接着解释道:“桃花石谓汉人也”。早在公元七世纪上半叶,东罗马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中已使用了“桃花石”一词,此后在突厥、回鹘文献中也不断出现这一名词,后来更是传入阿拉伯世界。几十年前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还发现刻有“桃花石可汗”字样的钱币。国外有学者认为“桃花石”就是“拓跋氏”的音译,桃花石就是大魏,被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长期指代中国。
北魏同样留下了不朽的文化,平城是人文荟萃之地。青少年时期的郦道元曾经生活在这里,他深情作注的㶟水就是他的母亲河,从主干到一条条支流,平城的山川河流、风景名胜、历史风物都一一呈现。还有一位地理学家收入了《魏书》的列传,他就是《十三州记》的作者阚骃。《水经注》中引述其中条目多达一百多处。阚骃是敦煌人,晚年到平城并终老于此。《十三州记》里的州县是汉代视野下的,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反映了分裂时期人民对统一渴望,其学术成就也在后世获得极高评价。《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生活在北魏末年和东魏,《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从北魏跨到北齐,但平城的影响仍是草蛇灰线、有迹可循。可以说没有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重新建立农业的主体地位,就不可能有《齐民要术》这样一部农业专著。《洛阳伽蓝记》里,永宁寺塔京师百里外可见,塔刹上有金宝瓶,可容二十五斛,塔有九级。从这些细致的描写里,我们能看到旧都平城永宁寺塔的身影。城南报德寺是孝文帝为冯太后追福所建,由此我们得知孝文帝在心里把他已逝的祖母带到了洛阳。
拓跋宏汉化的态度是决绝的,虽然迁都阻力很大,在方法上有迂回,但他的目标是坚定的。太和十七年五月他在明堂对所蓍的“革”字的解释就展现了他的胸怀。变革是痛苦的自我扬弃,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就是汉民族向东胡、匈奴等民族的学习,虽然在朝堂上引起礼制之争,但由于得力地推行,带来了赵国的强大。赵武灵王的坟墓在大同市东南的灵丘县,若是地下有知,他大概更喜欢这胡汉杂糅的平城。鲜卑人则走进中原文明的中心,最终融入了奔腾的江河。
之后北平城的故事还在上演,李世民饮马长城,李克用驰骋云中,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事辽。大同以自己的包容和坚韧存在着,辽金西京寺院庄严,元代名城马可波罗点赞,至于明九边重镇,京师藩屏,清之茶道,晋商络绎,大同昨日,历史何其厚重!读史我总会叹服司马迁的伟大,他告诉我们匈奴是黄帝后裔,后来许多史官也有同样的睿智。《魏书》里说鲜卑的先祖是夏后氏,那鲜卑人自然也是炎黄子孙。或许他们自身就有这样的认同。大同是一个多好的名字啊。
在平城徜徉吧,这是通史,从过往到今天,有历史故事所有的元素,这是层层累积的厚土,这里有在奉献、牺牲、包容之后的新生。
(原载《平城》2024年第二期)